二、针灸学术的奠基与形成

原始针灸工具和针灸方法的产生和应用，标志着古老针灸术的萌芽和起源，然而针灸学术的奠基与形成也曾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一时期大约起自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21—前3世纪），甚至延续至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其间，随着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物质生活、科学文化等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以至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十分活跃。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以“易”为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确立。在此基础上，医学领域也得益于主流文化的长养，随之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最早的医事制度开始建立；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神理论，天人相应观念等逐渐渗入医学领域，标志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萌芽。与此同时，随着针灸工具不断改进和医疗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名医迭出。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总结经验，理性认识，创立学说，使中医学乃至针灸学经典著作得到整理，中医学理论体系及其针灸学术因而奠基并逐步形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魏灵公》）。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首先是针灸工具不断得到改进。起初，砭石仍然是针刺的主要工具，由于古代冶炼技术的开展，曾出现过青铜针具，但并未得到真正的推广应用。随着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铁器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作为针刺工具的砭石，经过了一个与金属针同存并用的阶段之后，才逐渐被金属针具所取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表明当时砭石与金属的“微针”是并存的。由于金属针具有纤细而锐利，质地柔韧，方便实用的优点，从而扩大了针刺治病的应用范围，提高了治疗疾病效果，进而更推动了针灸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据《灵枢·九针十二原》记载，当时不同形状和用途的金属制针有九种，称之为“九针”，充分反映了当时针具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这一时期的医学，治病多以针灸方法为主。随着当时医疗活动的广泛开展，涌现出了许多著名医家，并且其多以针灸医疗技术而闻名。如春秋时期名医医缓、医和等，皆擅长针灸技术；另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元前5—前4世纪的著名医家扁鹊，曾用针灸技术成功救治虢（国）太子尸厥证，其事迹流传后世至今。

针灸以经络学说为理论核心。人体经络现象的发现和被成功纳入针灸医学理论体系，用以指导针灸临床实践，是原始针灸治病方法跨向科学针灸学术的重大飞跃。由现存中医文献和考古研究不难发现，经络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就已发现，并很快得到完善和逐渐形成理论，且被应用为指导针灸医疗实践的理论体系。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有关“十一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治疗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经络雏形已基本形成，并开始被应用于病候归纳和（砭）灸法治疗实践。经考证，该著作年代应该早于《黄帝内经》。经络的发现及其理论的形成，使针灸治病不仅可“以痛为腧”，而且有了具体的所主病症分类与“砭灸处”。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日益繁荣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医学研究及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受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和思想影响，以阴阳五行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五脏为理论核心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其中的经络理论体系及经络系统的研究也渐至完善。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是当时众多医家托名于黄帝的医学理论著作，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成书于公元前。书中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为基本内容，结合当时自然科学及哲学的研究成果，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病治病原则。《黄帝内经》的问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以及针灸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灵枢》中针灸学内容最多，有关经络、腧穴、刺法、灸法以及病候和治疗原则等针灸学基本理论均有详细论述，尤其对经络系统及其生理病理的论述，较之“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更加完善而基本成熟，同时还详细记载有九种针具——九针的形状、功能和用途等，为后世针灸研究应用和学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成书于这一时期的《难经》，以问答的形式对《黄帝内经》中的部分疑难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也不乏针灸学的内容，从而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针灸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确立，经络系统的完善，为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及针灸临床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在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日趋发达，为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而使针灸治疗方法进一步推广，针灸的学术思想从而得到了较多的总结、整理，针灸学理论体系也随之形成并逐步完善。进而更多的针灸学家纷纷出现，使针灸疗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促进了针灸临床学深入发展。此时，针灸也开始向国外流传。

史有记载，汉末名医华佗，擅长外科，善用针灸治病。其用穴，针灸“不过一两处”，以精简为尚，并且十分重视针感的传导。如治曹操头风，刺脑空而愈；患足痿者，刺环跳、悬钟等穴则能行。

汉末杰出医学家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理法方药的基础，虽为以中药治疗为主的巨著，但其多次提到针刺、烧针、温针等针灸治病方法，并注重针药结合，辨证论治，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然而，东汉末年社会政治制度日趋恶化，加之水旱、虫蝗、风雹、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袭击和瘟疫流行，严重破坏了当时社会经济。接踵而来的重赋、饥馑与疫疠，不仅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连年战乱，使民不聊生，颠沛流离，而且直接影响到医学事业的有序发展，以致医疗学术气氛每况愈下，宝贵的医学典籍资料严重亡佚或破坏，甚至散失不传。正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所描述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而“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趋世之士，驰競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以致使如《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宝贵医学原著，因兵戎战乱而亡佚殆尽。其间，有关针灸的许多重要文献，如《黄帝内经》、《黄帝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也不免“有所亡失”（《甲乙经序》语）或传抄讹误。

迨至魏晋，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和社会安定。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部著作的针灸学内容，加以整理编辑，“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甲乙经序》语），并通过总结秦汉以来的针灸学成就，结合其个人的临床经验，撰成《针灸甲乙经》一书。全书共12卷，128篇，以头、面、胸、腹、背的次序记述穴位，载腧穴名称349个。全书按照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临床各科病证的辨证和针灸治疗的顺序编辑而成。《针灸甲乙经》的针灸学内容记述全面，详尽阐述了人体十二经脉、经别、经筋、络脉、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和主要病证。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腧穴学理论，厘定了腧穴总数349个及其位置、主治和取穴操作，论述了刺灸方法及宜忌等内容。对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及用穴和主治等记述翔实。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对针灸学术的又一次全面总结，该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的问世，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针灸学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与完成。

综上所述，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经络雏形，至《黄帝内经》中医学理论体系确立和经络系统的完善，进而到魏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著成，针灸学经络与腧穴理论及其临床理、法、方、术的确立，标志着针灸学术发展已经自成体系，针灸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