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微生物和文明的发达以及稳定程度关系的时候，我们谈一谈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提出的两个概念——微寄生和巨寄生。这是两个可以简单理解但是难以量化的概念。

为了说明微寄生和巨寄生，首先得从阶级的产生说起。

早在人类以狩猎为生的时代里，随着狩猎水平的提高，食物有了盈余，于是阶级就随之产生了。一部分人变得懒惰，成为了和寄生虫一样的家伙，他们靠别人打来的猎物生活。当然，这些人不叫寄生虫，而被称为统治阶级。

随着人类走出非洲，其他大陆的大型动物纷纷被人类赶尽杀绝，人类的食物从之前的略有盈余又重新变得紧缺。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人类开始着手驯化野生植物为农作物。

农耕生活的开始，标志着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选择的定居地自然是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比如大江大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所以第一组人类文明都出现在这样的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食物获取越来越稳定，人类的阶级也就越来越稳定。部分人彻底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其他人的生产来生活，我们把他们这种生存方式称为巨寄生。

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微生物也一刻不停“尽职尽责”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消耗着社会资源，我们称之为微寄生。

对于这两种寄生方式的理解，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前进过程。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所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微寄生和巨寄生同时消耗着有限的资源，所以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如果微寄生的微生物占用的资源多了，那么巨寄生的统治阶级所能支配的资源就少了，这样的文明必然强大不起来；如果巨寄生的统治阶级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消耗，带给劳动人民的负担过苛的话，劳动人民不堪重负便会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正是因为有了微寄生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非洲和印度这些热带地区的历史。正如前面说过的，非洲因为传染病的负担最重，也就是微寄生的负担最大，所以在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印度同样地处热带，所以微寄生的负担也很重，一直到今天，在恒河地区很多传染病依然在流行，在古代更是瘟疫肆虐。在这样沉重的负担之下，对劳动人民健康和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自然也就极大地削弱了劳动人民为统治阶级提供物质资源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印度历史上的一些帝国军事上相对较弱，当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外族入侵时，有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这和印度沉重的传染病负担削弱了国力密不可分。

但是所谓祸福相依，瘟疫同时也是对抗外来入侵者的强大武器。入侵印度的外族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瘟疫对这种力量削弱之间的对比。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传染病隔离制度。在古代，印度的居民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种姓，他们之间不能通婚，不能居住在一起。在平时的生活里，低级种姓的人甚至不能和高级种姓的人接触。这样的隔离措施和各个文明之中对于麻风等传染病的隔离十分相似。

不同的种姓源自不同的民族，这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饮食习惯，还有不同的病原体。为了避免和其他民族所携带的微生物发生接触，保持距离自然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这种把人民隔离开来的政治体制在印度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不平等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不安定的隐患。因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眼里，印度以种姓制度作为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印度的统治阶级所能从劳动人民身上获取的资源，与温带国家相比，比如中国，自然要少得多。这对宗教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统治阶级获取的资源少；另一方面，因为瘟疫经常出现满地饿殍的惨况，印度的文化精英自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性的认识——繁华、财富和权力都是虚幻的，摆脱生存的痛苦和现世本就不多的物质享受就成了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选择。

关于巨寄生，我们将视角转回到中国明朝末年，看一下统治阶级无节制地掠夺是如何导致政权崩溃的。

明朝末年鼠疫大流行，死者甚众，以泽量尸，伴随着政府的横征暴敛，很多农民在传染病和赋税的双重压力下被逼揭竿而起。

但是明朝政府明显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或者说即使看到了根源也没有好办法解决。明朝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剿匪”，而剿匪所需要的钱，只能通过加重赋税获取，最终这些沉重的赋税被加至同样被鼠疫侵害但暂时没有造反的农民身上。

一方面，为了摆脱鼠疫的威胁，疫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结果就把瘟疫带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朝政府的赋税越来越重，自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起义的行列。在这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双重压力下，一切似乎是死循环。

读明史可以看到，曹文诏的一千关宁铁骑追着农民军四处乱跑，张献忠更是投降了几十次，可见农民军的战斗力其实是非常差的。虽然在李自成即将被抓住的关键时刻，崇祯皇帝把曹文诏调走是个巨大的失策，但是即使曹文诏把李自成杀掉，民变的根源依然不会消除，还会有其他人去接替李自成完成他未完成的事。那时的明朝，来自女真的威胁是癣疥之疾，而流民不可抑制才是真正的心腹之病。

崇祯皇帝如果能透彻理解以上问题，那么自然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改善现状。

首先当然是从微寄生的角度，下大力气控制瘟疫，民变不起才能减少人口流动，而控制瘟疫的方式又需要减少人口流动，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似乎难解。那么就需要从巨寄生的角度去破解——降低赋税，把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盘剥降到最低。

用同样的视角也能解答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

黄河的泛滥要比长江严重很多，对于水利灌溉而言，根本没什么优势。长江流域的气温更高，种植水稻这样的作物，每年能多收一季，粮食产量会提高很多。但即使有这样的优势，我国的文明依然率先在黄河流域扎根，这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长江流域所在的南方气温高、物种丰富，传染病也就更厉害。在找到有效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之前，这种地方当然不适合人类定居。

在刚来到长江流域的时候，人民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也最多能填饱肚子，哪有多余的东西供统治阶级开销。这也难怪，翻开史书，追溯历史，关于南方的记载多是瘴疠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