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易关系的自觉，大约始于唐代。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欲为大医……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明代张介宾将之概括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类经附翼·医易义》），此后历代相传，研究医易关系的医家辈出。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思潮，对中医与易学的研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对医易关系的论说，古今医家则众说纷纭，良莠不齐，大致可分为医易同源、医易会通、医易两分三说。

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及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前者成书于西周，是一部占筮典籍；后者成书于战国时期，吸收儒、道、阴阳等诸家思想以解释《易经》，将《周易》从原来的占筮之书升华成为代表华夏民族智慧和文化的元哲学。医易同源，即主要就《黄帝内经》和《周易》思想的来源而言。

在历史上，医易同源说的提出，始于明代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三位名医，特别是张介宾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指出：“《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黄帝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认为医易同源，同在《黄帝内经》与《周易》都以阴阳变化的理论立论。张氏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仍有学者不断借用此说论述医易同源之理。然就医易同源的本质而言，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依据。

第一，巫术及其原始思维。巫术是在原始思维方式指导下产生的旨在控制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结果的人类行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 ^[1]对各种巫术活动的研究认为，巫术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为“相似律”和“接触律”，二者都以原始思维的交感律（即互渗律）为基础。交感律是指在巫术世界的人们看来，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相似律是指这种相互作用，通过模拟相似的方式，而达到“同类相生”“果必同因”的结果；接触律是指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马伯英 ^[2]根据中国巫术的特点，又补充提出了传化律，即不通过模拟、不通过接触，而以冥冥神鬼世界中信息的获得和显化指导人们按神示去操作，达到巫术目的的巫术原理。如龟占、占筮、星占、梦占等以及看相、算命，都是为了获得或解释来自神或超自然的信息，显化出趋吉避凶的具体途径。上述巫术思维的方式，已表现出人类智慧发达之后，较早出现的理性思维方式——联想或类比。由此而言，巫术和科学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产物，虽然有正确与否的不同，但都是人类在经验基础上进行联想和推理的结果。故弗雷泽 ^[3]说：“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物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和推算出来的。”

萌芽时期的医学与早期的《易经》，共处于巫术外壳之内，同为巫术文化的一部分。《易经》本来就是占筮之书，虽经《易传》的改造，仍然使用着占筮与哲学两套语言，可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哲学；后世易学虽有象数学与义理学之分，但仍然都保留着原始思维的特征，特别是象数哲学，明显以“象”与“数”作为互渗思维的重要中介因素。

关于医学的起源，目前多种主张并存互补。除起源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劳动经验外，尚有医源于本能、医源于圣人、医源于巫术诸说。从医与巫的关系而言，首先，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巫是掌握“文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占筮者，同时又往往是治病的医家。《山海经》中就有巫与药密切相关的记载，先秦的“医”字，曾有过“毉”的写法，可看做对医者职能、身份的一种表述。其次，早期人类在对于疾病及多种自然现象开始寻解之时，出现了将病因归于神灵鬼怪、祖先惩罚、触犯禁忌等，利用卜、筮诸法寻找征兆指示，利用包含超自然力量的各种方法以治疗疾病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现象，这些被后世称为巫术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却代表着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原因、规律、变化等开始进行理性思维，做出理论性解释的进步倾向。在原始人看来，巫师所从事的都是有关认识自然和控制的技术，其中既包含了我们所说的迷信，也包含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再次，巫术的原始思维方式与中医学有着相通之处，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中许多所谓“科学内容”赖以建立的基础。由此而言，可以说“医源于巫”。虽然巫医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医学的进步则又依赖于对种种超自然的神秘巫术的破除，这是医学发展的辩证法。弗雷泽 ^[1]曾这样评价巫术：“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巫术行为最后得到的是长期积累的经验的否证，这种科学发展中的证伪，正好使巫术自身衰落下去，神性的超自然的原因变得次要了，自然哲学的思想则在此背景下崛起。《黄帝内经》自然哲学医学也在这种情况下从巫术医学脱胎而出。

第二，先秦诸子说及其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和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在对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体悟与感受中，已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法，如天人感应的理念，气、阴阳、五行、道的观念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或主流形式。中医学属于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特别是在其形成之时，医学与哲学本来就融为一体，儒、道、阴阳家的天人合一有机整体观，元气、阴阳、五行的理论，辩证观、中和观、无为论以及相关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象思维、直觉思维等思维方式，均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一方面促进了中医学的理论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面貌。同时，中医学也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如就《黄帝内经》而言，它不仅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著作。

《周易》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则甚为复杂，一方面，《易经》为儒、道、阴阳家思想的源头；另一方面，《易传》又与孔、老、阴阳家有关。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易传》乃孔子所作，今人一般认为《易传》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出于战国时期的孔子后学之手 ^[2]。由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易传》吸收了先秦道家无神论的自然观、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以及阴阳家的阴阳感通说，是战国时代学术大融合的产物。因而，就《黄帝内经》与《易传》的成书而言，也可以说有着一定的同源关系。李建国 ^[3]通过对《周易》与《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发现，文献记载不能支撑《黄帝内经》与《周易》的直接渊源关系，《周易》所蕴涵的哲理，在《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形成重要阶段——春秋战国时代不占主要或统治地位，《周易》在《黄帝内经》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但为非主导性作用，二者无必然的学术渊源关系。《周易》与《黄帝内经》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反映在个别哲学观点、基本思维模式等的相同，《黄帝内经》之思维模式为古代认识世界所常用，非《易》独有。认为《易》无所不容、“医源于易”是西汉之后易学家为弘扬、发展易学而作的论断。

医易会通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有医影响于易和易影响于医两个方面。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虽然“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建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医对易的影响，则主要在《易经》的形成期。《易经》的占筮几乎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关于疾病、孕育等的占筮，势必要借用当时的医药知识。如剥卦中的病因知识，豫卦中的诊治知识，萃卦对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反映，艮卦对调气养生过程的描述，咸卦对针石之术的记载等。后世虽有医家以医药之理阐发易理，但对易学的影响并不大。《易经》《易传》、易学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则要广泛、深入得多。因此，也有人提出医源于易，其基本论点可总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周易》的基本原理。郑玄《周易正义》将《周易》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点：“《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吴鞠通《医医病书·医字论》论医易关系说：“医者，易也。有不易之定理，有交易之变通，有变易之化工。”此乃医本于易的要义。易简，是指把天、地、人复杂的现象和规律，统摄于最简要的原理之中，《庄子·天下篇》言：“《易》以道阴阳。”张介宾《类经·传忠录》则说：“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说明中医学也是以阴阳这一易学的核心原理来把握复杂的生命现象，指导医学实践的。故马伯英 ^[1]认为：医易会通，指在哲学原理，特别是“阴阳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上，医理与易理是相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变易，体现了宇宙万物永恒运动的本质，它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基础，是阴阳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及随时间的变化。中医学广泛使用了辩证对偶的范畴，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升降等，并充分认识和运用了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提出了“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命题，认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均体现了变易之理。不易，指阴阳变易中有相对不变的规则，如事物阴阳属性的确定，总以“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为原则；中医的八纲辨证、治疗原则等，也是从临床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不变之法。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对医易相通之理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内经》常言，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此十字即《易》之精义。含生之伦，无论动植，莫不有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而尤妙者，在生则必长，少则必壮，壮则必老，老则必已。已者自已，生者自生，万汇纷纭，绝无一刻停息，毕竟孰为之？孰令致此？则时序为之也。夏暖秋必凉，冬寒春必温，假使无温凉寒暑之变化，则无生老病死之变化。自今日言之，南北极终年冰雪，动植不生，殆尽于无变化者。古人虽不知有南北极，然早已洞明此理。故《内经》全书言四时，其著者如彼春之暖，为夏之暑，秋之愤，为冬之怒，如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各纪之类。《易经》则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无不变易，故书名曰《易》。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运行。欲万物不变，非因时不行不可；欲四时不行，非日月不运不可。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可见《黄帝内经》和《易经》都是研究阐发一年四时及万物变化之理的共同基础。四时的变化，是万物变化之所由；日月的变化，又是四时变化之所由。这种种变化又可归结为阴阳的变化，所以说《黄帝内经》与《易经》相通，它们都以四时为基础而论阴阳之变化。周继旨 ^[1]认为医易会通的理论中介是阴阳二气氤氲化生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易传》的五个重要原理，一是既肯定“变动不居”，又在应用上“尚和、崇中”；二是“唯变所适”，强调变化的永恒性；三是“道器不离”“体用不二”；四是变化的自因和内因的观点；五是关于事物发展趋向预测判断的基本模式，即在吉、凶两端再加中间无咎的“三分法”。这些在《黄帝内经》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第二，《周易》思维方式。《周易》符号系统与以阴阳概念为纲纪组成的范畴体系相结合构成的理论结构，为中国传统科学提供了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观，是推动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一般认为，医源于易，主要是指易学的思维模型和思维方式对中医学的影响。就思维模型而言，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及象数模型；就思维方式而言，主要有象数思维及辩证思维，后者又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和相成思维 ^[2]。在中医学史上，从隋唐到明清，医易会通随着医家从自发到自觉，易学的哲学原理和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如杨上善著《太素》借重《易纬》；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强调《周易》六壬，贯穿着气、阴阳、三才统一的哲学思想；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认为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医教运乎五运六气，以水火既济喻生理，亢害承制论病理，调和阴阳论治法；张从正以《易》理阐发中医之五方用药、三因制宜、人身三部、病之三消；李东垣仿《易》“仰观俯察”之法，提出以两仪四象理解水谷气味出入变化，创立“升清降浊”之法，提出“人形象天”的命题；朱丹溪依据太极阴阳说，提出“阳变火动”的病因观和“主静养阴”的治疗观；张介宾首提“医易”之名，认为“《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著《医易义》系统阐发二者的关系；李时珍《本草纲目》善用《周易》辩证思维和取象比类方法，探讨药物特性，进行药物分类，分析君臣佐使配伍以及用药火候的把握等；方以智贯易理于医理，熔义理与象数于一炉，以象数原理构建医易模型；吴鞠通以易理阐释病机，受卦爻象数启发，确立调济水火、协理阴阳、运坤阴、承乾健、镇震木等治法，拟制大、小定风珠、清宫汤、复亨丹、一甲、二甲及三甲复脉汤等；唐容川著《医易通说》，“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结合易理阐释六经辨证等。均显示了易学对医学的广泛影响。

第三，易学范畴。易学范畴众多，对中医学影响较大者，当数太极。太极作为实体概念，首见于《易传·系辞上》，有宇宙本原的至高无上、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汉代易学家多以太极为元气，确立了太极为原初物质的意义；魏晋玄学以太极为“无”或“道”的别名；宋代周敦颐熔儒、道于一炉，从实体与属性相统一的高度，创“太极图说”，指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提出了“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模式。朱熹则指出：“合而言之，万物统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太极和太极图说所揭示的阴阳一体的和谐模式，“物物一太极”的全息思想等，经过金元诸家的引申发挥，迄于明代，在中医学中发展成为论说人身太极的命门学说。孙一奎提出“动气命门”说，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火非水，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医旨绪余·命门图说》）。赵献可提出“肾间命门”说，认为“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易》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医贯·内经十二官论》）。张介宾提出“水火命门”说，指出：“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俱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类经附翼·求正录》）。认为左右两肾合为命门，即真阴真阳，合为太极，主宰五脏。三种命门学说，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并不一致，但在太极主宰阴阳，并统一五行和三阴三阳等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易》、医与太极的关系，也是医源于易说的一大要点 ^[1]。

第四，象数推演模式。在易学中，象数与义理本来体用合一，前者为形式，后者为内涵，互为表里。但由象数说明、阐发的义理却有占筮与哲理两途，而且象数作为推演的中介因素，由于其无限类推而造成比附，一方面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由此形成对宇宙或自然结构本身解释的牵强附会；另一方面，由于比附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了某种必然性的联系，反而限制了类比思维的自由联想。隋唐以至现代，医家在运用易学形而上的哲理与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借用象数推演模式，与人体机械对应，牵强附会，使实用的医学研究陷入空洞无聊的思辨，甚或走向歧途。如与汉代卦气说相关的五运六气学说，以天干、地支、五行为推演工具，来推测气候、物候及人体病候的变化规律；有的以八卦配人体脏腑器官，推论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病症治疗；针灸的奇经纳卦法、飞腾八法以日、时干支（后者只用时干支）配九宫八卦、八会穴，根据不同的时间取不同的穴位；子午流注也是按日时的天干或地支选取相应的五输穴和原穴，均是象数推演模式在医学中的反映。现代也有医家热衷于象数推演比附，而提出所谓的“中国八卦医学”，有什么八卦脏象说、八卦经络说、八卦病因说、八卦诊断说、八卦辨证、八卦互体治法、八卦方剂配伍、八卦腧穴理论、八卦针灸取穴、八卦针刺手法、八卦气功修持等，并认为八卦医学原理与莱布尼兹二进制、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理论等有关 ^[2]。把不同时代、地域思想有一定相通性而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混淆在一起，以哗众取宠；把兴趣和工夫集中在八卦、六十四卦的所谓预测功能上，希图用占卦为人诊治疾病，而取代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更为可笑的是以药物名称笔画数、处方中药味数及剂量以附会八卦，推论方药的功能 ^[1]。如此医易会通，将活生生的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药效学研究，填充在古代八卦的占筮构架之中，以占筮代替对疾病的诊治，以巫术代替医学，将对医药学的研究转换为对象数占筮的研究，势必造成中医学术的倒退。

从科学史的角度而言，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从巫术与自然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中医学也不例外。早在殷、周时期，已经有了巫、医的分离，据《周礼》所载，西周时期已经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分工，医官都属于“天官冢宰”系统，而巫、祝等官员则归属于“春官大宗伯”系统，表明巫、医已有了本质的区别。秦越人“六不治”的原则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巫、医的分离，使医药学开始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另外，针对医易同源说，薛公忱 ^[2]认为中医学中的阴阳变化思想，最初并非来源于《易传》或易学，况且阴阳思想也不是中医学的全部，医与易异源殊质。《易经》为占筮之作，它以上帝为至上神，宣扬宿命论，企图以占卦预知人事吉凶悔吝，其占卦过程和结果基本上是随机的，与所要卜问的人事前途毫无内在的联系。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防治和预后判断，是以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为根据的，其理、法、方、药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理性思维的成果，与巫术不可同日而语。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全书几乎不言卜筮、祈祷，对巫术的思想基础鬼神观念坚决否定、排斥。而且，自《易经》产生之后，直到隋唐之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廖育群 ^[3]针对孙思邈所论医易关系，认为在孙氏原论中，《周易》不过是医家博学多识的一个侧面，与医家著作并未相提并论，而且在其六十卷著作中，也看不到《周易》的影响。医学与易学虽然均接受了阴阳学说，但两者间却没有传承关系，如易学中数字的阴阳概念是阳奇阴偶，而在医学中并不重视数字的阴阳奇偶关系，即使出现时，也与易学体系相反，多以奇数为阴，偶数为阳，如“五脏六腑”“七损八益”“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等。由于中国古代医家多兼通经史之言，或弃儒习医者，故其论述生理、病理、医理、药理时，往往喜欢借用卦象为喻，但根本仍在于阴阳而非《易》。后人之所以会认为原本为卜筮之书的《易》与医学理论具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主要是因为《易》被视为阴阳学说的源头。但医学与阴阳学说是水乳交融之关系，医学与《易》是水油共存之关系。因而，医学理论与《易》无关。即使是《黄帝内经》吸纳易学的“三才”之道，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础，蕴涵着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的“天人合一”理念。二者皆注重天与人的贯通，都通过取类比象的方式表达天与人的互通互融性。但《黄帝内经》关注的是天地、自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是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即注重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并将“三才”之道进一步具体化。易学关注的是天地变化与人文社会的内在联系，由象数开示义理，本天道以立人道，最终关注的乃是人文，为人文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从天道、天文中寻求内在的根据。医、易皆将“时”的概念引入阴阳体系，以四时甚至一日的时辰的形式表述阴阳二气在一年或一日中的消息盈虚，都强调顺时而动。《黄帝内经》更关注“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注重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易学更关注“时”对人文社会的影响，注重阴阳之间的对待与流行 ^[1]。

综观古今医易关系研究诸说，医易的同源、会通、两分说各有一定的理据。从《周易》与中医理论的发生学角度而言，同源于巫术及先秦孔、老、阴阳诸家思想及其思维方式；就科学从自然哲学的分化及《易经》之后至隋唐间中医学的发展而言，则医易主要呈现为两分的状态；中医理论的建构及隋唐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则又借用了易学的哲学原理、范畴及思维方式，有些医家并将易学象数推演模式引入中医学，诚如朱伯崑 ^[2]所言：“宋元以来的象数之学，对古代医学理论影响颇深……到元明时代，在医学界形成了以易理解释医理的流派，成为象数之学分支之一。”易学一方面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影响着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对中医学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孟庆云 ^[3]概括其负面作用有三点：一是重道轻器、重神略形的价值观，轻视对形质的研究，致使中医学在人体结构方面的知识不足，生理知识也不可能完备，进而对人体和疾病的深入研究带来障碍；二是《周易》象数的先验性意识，把卦象当做人体的原型，把易数当做人体的规律，颠倒了正确的认识来源，机械地向易数对号，观察测量反倒成了应验易数的手段，阻碍了对人体规律的客观认识；三是不考虑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差别，以天人相应和类比方法推求其共同规律，甚至把“易与天地准”的卦象规律作为人体的规律则大逾其度，由此导致医学对象、目标的异化。有学者认为，易学象数思维的正负效应使中医学体系表现出相应的优势与劣势，即重宏观把握，轻微观机制；重动态功能，轻物质实体；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分析；重直观类比，轻实验证明 ^[4]。经验借用旧有框架说明，反而限制了人的思维能力，缺乏理论创新的机制与动力。

回顾、总结历史上医易研究的成败得失，无疑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开展医易研究，首先要把握好医易的本质关系。众所周知，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周易》虽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的重要源头，但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部分与医学的关系，是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是一般原则与具体成果的关系。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都不能仅仅从哲学原理或一般原则出发推导出具体的科学的结论。虽然易学对中医学研究有启发作用，但不能以外在的易学启发代替本学科的研究、探索，不能以工具的研究代替对对象本质规律的研究。因此，中医学必须始终把人体健康与非健康及其转归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不是其他。其次，要正确认识医易研究的目的、意义、发展方向，明确医易研究在整个中医学研究的地位、价值。现代研究医易关系，其目的一是理清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的背景、脉络，进而认识中医学及其理论体系的特质；二是通过对易学哲学原理与方法论及其对中医学影响的研究，寻找有益的启示，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思路。因此，医易研究的着眼点应在哲学原理、思维方法及理论构架等形而上的层面，属于中医理论及方法论的研究课题之一，这种研究至少要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对中西医学的结合起到一定的启迪、借鉴作用。第三，要认真总结历史上医易研究的经验、教训，避免形而下层面巫术式的结合，或无根据的拔高、夸大《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甚或称“21世纪将是医易科学的世纪” ^[1]，而将中医学研究导入歧途。第四，应当明确当代医易研究热潮的背景，对此，薛氏认为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思想禁锢的逐渐解除；二是易学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三是当代科学发展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综合的方法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等 ^[2]。另外，还要明确古今人类文化、科学技术及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差异。易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医学在发展中曾受惠于易学，从中汲取了一些合理的思想方法。但时至今日，我们并不能凭借易学中的合理思想方法去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由于易学的思维方法忽视了自然、社会、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过渡环节，而对这些不同层次过渡环节的研究，恰好是科学尤其是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思维方法影响到中医学，则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及其与现代科学的融通。现代科学是在古代朴素系统综合的基础上，经过近代精细分析的发展，而再次走向更高层次的科学的系统综合时代，况且易学本身也在发展。因此，医易研究，也要汲取当代有关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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