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人事”？就是指人世间的事，包括人情世故诸多内容。《灵枢·师传》：“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告诫到别的国家去应先问清当地的礼俗，到别人家去应先问清人家的忌讳，登庙堂应先问清见君主的礼节，给人看病应先问清病人的形志苦乐、适与不适。这样才能选用适当的方法治疗病人。

《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素问·示从容论》中，都用大量篇幅论述“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以至于“精神不专，志意不明，内外相失，故时疑殆”的后果。主张要“通合道理”“援物比类，化之冥冥”。

1.避免“五过”。“五过”所述内容，涉及诸多人情事理。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尝富后贪。因为人生境遇的改变对疾病影响深远；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因为生活环境和情绪变化皆伤精气；诊病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了解患者社会地位的贵贱，是否有失意失势之事，是否有欲做侯王等不切实际的妄想。这三类患者，情志抑郁，不改变其精神面貌而一味顺从，必然乱而失常。诊脉问证应结合男女在生理及脉证上的特点，如因亲爱之人分离而怀念不绝，致情志郁结难解，及忧恐喜怒等，都可使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富贵之人一旦失势，必大伤其心神。

这些都是由于医生的学术不精，人情事理不明所造成的。所以，治病除了必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周密详审人情事理，从病人的贵贱贫富，年龄长幼，性情勇怯等。“从容人事”，明白医理，洞晓事理，方能探讨疾病的本源。

2.远离“四失”。“四失”所论也与人情世故密切相关。如，治病不能适宜于病人的贫富贵贱生活特点、居处环境的好坏、形体的寒温，不能适合饮食之所宜，不区别个性的勇怯；不问病人开始发病的情况是否曾有过忧患等精神上的刺激，饮食是否失节，生活起居是否失常；诊治疾病，不知参考人事。更不知诊病之道应以能做到比类从容为最宝贵的道理，偶然治愈疾病，心存侥幸，自鸣得意。这都是不明医道精微，不知人情之难的缘由。

3.既要精通专业知识，还要了解自然社会之道，更要精通人情世故事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事理学的探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强调的就是对天和人的关系以及历史古今发展变化轨迹的把握。如此才能如《庄子·山木》所云：“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善于用物而不受制于物，只有这样才能不受物的牵累，才能达到《庄子·天地》所谓：“通于一而万事毕”，一事通，百事通；一理通，百理融的高深境界。

《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圣人之治未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济，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道尽医道之复杂。李中梓尝读《素问·方盛衰论》曰：“不失人情”并作《不失人情论》以记之，慨叹中医大道之深，又深感中医事理之难明。

4.“中通人事”“以顺其情为要”。治人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都以顺其情为要。顺其情，不只是阴阳、经脉、营卫之气的顺逆，人民百姓也都希望能顺从他们的意愿。《灵枢·师传》篇谆谆告诫：“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中通人事”对治疗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治疗时主张气血以流通为顺，情志以畅达为要，缓心和志，移精变气，不失人情等，都是“中通人事”的具体应用。

中医学现代研究经过多年探索，在“医理”层面上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人事”与“事理”的研究尚有待加强。医理探求与事理圆融是弘扬中医的先导，它体现的是人文导向科学的进步，因而对中医学术传承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