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医学术史上的一大创新，玄府学说自问世以来，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医家在继承刘完素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吸取玄府学说的精髓，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发挥应用。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河间学派传人围绕“郁”理论的发挥与应用；二是温病学家对“阳热怫郁”说的发挥与应用；三是眼科医家对目中玄府郁闭进行的理论分析与治疗探索。刘氏之后，玄府学说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三条主线展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新经验、新理论，乃至新的学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郁”是玄府学说的核心思想。刘完素指出：“郁，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认为“郁”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形成的一种“不通畅”的病理状态。综观《河间六书》，刘氏所说的“郁”，正是对玄府郁闭的精辟概括。刘氏之后，以张子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河间学派传人及其他相关医家，重点围绕“郁”理论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发挥与应用，进而形成了攻邪、六郁等新的学说。

张子和（1156—1228），刘完素私淑弟子，攻邪学派首领，对河间学说深造有得，以汗、吐、下三法攻邪却病独树一帜。综观其学术思想，受刘氏影响最大者，正是玄府学说的核心—郁。其所著《儒门事亲》在收载《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一文中，明确载有“热气怫郁，玄府闭塞而致津液血脉营卫清气不能升降出入”等说，可见他对河间玄府说是有充分认识的。不过，张氏论述时常不用“玄府闭塞”之说，而径从“气血郁滞”立论，认为血气“贵流不贵滞”。正常情况下，气血周流，畅通无阻，一旦患病则气血壅滞，即所谓“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其实质不外邪气闭阻玄府。比较二家之说，刘氏论病多从火热着眼，注重于“热气怫郁”致玄府闭密的问题；而子和则多从三邪论病，认为不论天之六气，地之六味，都可以造成人体上、中、下三部的气血郁滞。其对汗吐下三法的功用，均是着眼于“血气流通”。如谓：“吐之令其条达也。汗者是风随汗出也，下者是推陈致新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可以认为，汗、吐、下三法皆是为开通玄府郁结、畅达表里内外气机而设，其中汗法可视为调理内外出入，吐、下法可视为调理上下升降，汗、吐、下三法又常结合使用，其目的即在于重新开启人体内外上下被邪气阻塞的通道，“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的创新运用，丰富了开通玄府的治法，是对刘完素学说继承中的发展。

朱丹溪（1281—1358），刘完素三传弟子，丹溪学派宗师，在继承河间学说基础上有着诸多创新。尝谓：“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认为气血以通为贵，通则气血冲和，郁则为病。从气机郁滞的病机出发，把郁证病因病机归纳为气、湿、热、痰、血、食等六个方面，创立“六郁”之说。其私淑弟子虞抟曰：“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皆相因而为病者也”（《医学正传·郁证》），所谓六者相因为病，实可看作玄府郁闭引起的气血津液同病。丹溪认为导致六郁之关键是气机怫郁，其治疗皆以顺气为先，郁久则兼以清火。同时认为火郁也可以产生气郁以及其他郁证，故制越鞠丸统治诸郁，形成了郁证的理、法、方、药体系。六郁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其学术渊源当不离刘完素玄府之说。

此后，丹溪弟子戴思恭对“郁”作了更为深入的阐发：“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丹溪心法·六郁》），认为升降失常，变化无权，气机不畅，是导致“郁”的关键。其对郁的总结可以看作是对玄府郁闭病机的精辟概括。值得一提的是，戴氏另一著作《推求师意·杂病门》论肺痿云：“上焦热则怫郁，而肺之玄府燥涩，气不利则咳，津不布则渴。”此为刘完素之后眼科之外的医籍中运用玄府理论的第一例，表明戴氏于河间玄府说深造有得。

丹溪另一弟子王履提出：“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医经溯洄集·五郁论杂病》），以“不通”释“郁”，正是源于刘完素，可谓切中肯綮。对于郁证的治疗，王氏对《黄帝内经》“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作了新的诠释。如将用升发、轻扬之剂治疗木郁称为达之，用发汗、升举的方法治疗火郁称为发之，用攻下、劫而衰之的方法治疗土郁称为夺之，用利小便、疏通其气的方法治疗金郁称为泄之等，为后世所广泛采用，对开通玄府治法不无启迪。

丹溪又一私淑弟子王纶在总结朱丹溪杂病证治经验时阐明了气、血、痰、郁之间的关系。其《明医杂著·医论》云：“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论述了气病、血病、痰病与郁之间的密切关系，实即气血津液运行障碍与玄府郁闭的病机演变，“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说明郁病存在的广泛性以及郁病演变的复杂性，在继承的基础上深化了朱震亨的治郁之说，对玄府郁闭所致气血津液病变的治疗足资借鉴。

经过河间学派几代传人持之以恒的探索，对“郁”的认识不断深入，治郁之法日渐丰富，在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这一时期贯穿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的一个重要学说。不少医家对“郁”理论作了更加深入的发挥。

如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谓：“郁之为病，外在六经九窍四属，内在五脏六腑，大而中风、暴病、暴死、颠狂、劳痨、消渴等疾，小而百病，莫不由是气液不能宣通之所致。”王氏所谓“气液不能宣通”之郁，即是玄府郁闭。

清代叶桂《叶选医衡·五郁六郁解》云：“夫郁者，闭结、凝滞、瘀蓄、抑遏之总名。”文中“抑遏”当指气机，“瘀蓄”当指血脉，“凝滞”当指津液，而“闭结”则可认为是指玄府而言。郁，即是由于玄府闭塞而形成的气血津液运行失调、升降出入活动障碍的一系列病理变化的总称。

清末龙之章《蠢子医》更对郁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谓：“医道亦宜悟一贯之旨。盖贯则通，通则无不利，而病自无矣。如人之一身，上下有不贯穿处，则病生于上下；左右有不贯穿处，则病生于左右。诚使周身节骨、毛窍无不贯穿，则气血周流，常如天地流行不已。”又说：“治病总要去透澈，一不透澈便隔越。”“吾尝治病治元府，以其脏里能贯穿。”这是明清时期眼科以外难得一见的玄府论述。龙氏书中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肉桂、大黄、硫黄等药物开通玄府的功用：“必须力透元府里，肉桂酒军最为先。”“热药皆补它（硫黄）能通，疏通元府妙化工。”

清末医学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证治总论》中全文引用了刘完素玄府论述，并指出“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龠，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这是明清时期有关玄府学说的最重要论述。又云：“刘河间力发玄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参用郁法……《内经》之所谓升降出入，所谓守经隧，所谓疏气令调，所谓去菀陈莝，非此义耶？”周氏还在《形色外诊简摩·舌质舌苔辨》中指出：“刘河间极论玄府之功用，谓眼耳鼻舌身意，皆借玄府以成其功用者也。上言舌体隐蓝，为浊血满布于细络，细络即玄府也。”这是关于玄府实质探讨的一个重要见解，首次提出“细络即玄府”，将玄府与经络或脉络联系起来认识，对诠释玄府内涵卓有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周学海、龙之章等个别人物外，这一时期论郁的医家，注意到玄府者极少。由于离开了必要的结构基础，“郁”的概念重心逐渐发生转变，情志之郁成为明代以后医家所论郁的主流。郁的升降出入障碍内涵反而有所淡化，离刘完素论“郁”之本意渐行渐远。

后世温病学家对河间学说的继承主要集中在“阳热怫郁”上。“阳热怫郁”是玄府学说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其火热论的中心思想，指在火热病发病过程中都有阳气怫郁这一病理机转，它是由热病时气机阻滞紊乱而来。“阳热怫郁”说从重视气机的角度开辟了一条火热病的论治新路，对后世医家，特别是温病学派影响深远，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叶天士（1666—1745），温病四大家之首，温病学的奠基人物。叶氏承袭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从阳热怫郁病机的角度重新认识外感病，并在辨证治疗及临床实践中不断摸索，将外感热病的治疗发展到全新的阶段，首创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纲领，确立卫气营血各阶段的治疗原则：“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卫气营血各个阶段，其热皆因邪盛气郁而作。四期分层立法，从汗、清、透、散着眼，无不体现以宣畅气机为旨的温病治疗特色。故“灵其气机，清其血热”为治温病第一要旨。

叶氏认为“大凡经脉六腑之病，总以宣通为是”（《临证指南医案》），提出了“凡病宜通”的治疗学思想。认为百病之生，皆因郁滞痞塞，凝结不通而成，因此治疗上必须突出一个“通”字，指出“通者，非流气下夺之谓，作通阴、通阳训则可”“通字须究气血阴阳，便是看诊要旨矣”。这种思想贯通叶氏整个医疗活动，成为其治病疗疾的准则之一。并在“络以通为用”的原则下，归纳出多种通络方法和常用药物。尤其是对于虫类药的应用有独特的体会，指出“飞者升，走者降，灵运迅速”，功专“追拔沉混气血之邪”“搜剔络中混处之邪”，为后世医家用虫类药开通玄府提供了有力指导。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叶氏络病学说与河间的玄府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诚如周学海所云：“叶天士谓久病必治络，其说谓病久气血推行不利，血络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气缠延不去，必疏其络而病气可尽也。徐灵胎、陈修园从而讥之；然刘河间力发玄府之功用……不皆治络之谓耶？”（《读医随笔·证治总论》）

杨栗山（1705—1795年），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对刘完素“阳热怫郁”说极为推崇，在所著《伤寒温疫条辨·温病与伤寒治法辨》中指出，温疫是“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内炽”所致，“杂气热郁三焦表里，阻碍阴阳不通”，引起气机失调，导致气滞血瘀、痰湿内阻。虽“其证不可名状”，但总因“热郁三焦”而起，此为温疫的病理核心。治疗上须采用“郁而发之”的原则，倡导宣郁清热为法则以调节表里三焦气机升降，使周身气血流通，升降复常，阴阳平衡。对刘完素“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为治温主方”评价甚高，称“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故治温时多效法其方，并独创升降散。指出“其名曰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此方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

王孟英（1808—1868），温病四大家之一。著《温热经纬》，以《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为经，叶、薛诸家之说为纬，而以伏邪、新感为两大辨证纲领，可谓集温病学之大成。王氏不仅在温病学方面成就卓著，内伤杂病的经验亦十分丰富，尤以重视枢机气化为特色。其《归砚录·卷二》提出：“人身气贵流行，百病皆由愆滞”。认为气机之正常升降出入，周流畅达，一息不停，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各种致病因子阻塞气道，壅滞经络，则致气机愆滞而为病。“百病皆由愆滞”，是其最基本的病因观；“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是其最突出的治疗观。正如《王氏医案》所言：“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临证以运枢机为第一要义，善用攻邪之法，认为攻下之法有推荡逐邪而畅通周身气机之功。通过调整枢机升降和疏瀹气机，以清除导致气机愆滞的各种致病因子，使升降得复，气化正常，气机通畅，正气恢复，诸病自瘥。近人陆士谔赞曰：“孟英之学，得力于枢机气化，故其为方，于升降出入，手眼颇有独到。”

枢机，《说文解字》曰：“枢，户枢也。”机，为事物发生的枢纽。枢机，《辞海》释为“事物运动的关键”。据此，王氏“枢机”当指气机交接转枢之地，其功能为枢转气机，使气机出入正常，升降自如，开阖有度。可见其与河间玄府神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两条主线对玄府学说的继承发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均未涉及玄府结构。明清时期，在玄府说受到普遍忽视的情况下，唯有眼科医家慧眼独具，立足目中玄府郁闭病机探索研究，发掘应用，在青盲等疑难眼病的辨治上实现了重要的突破，凸显玄府理论的珍贵价值。

明初名医楼英（1320—1389），与丹溪弟子戴思恭交往甚密，在其帮助下编著《医学纲目》四十卷，集《内经》以降历代医家方书、文献及个人数十年临床经验之大成，全书资料丰富，纲目清晰，所论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在《医学纲目·肝胆部》论述目病时首次将河间论述玄府学说的核心内容全部引用，并作了精辟发挥。谓：“诚哉，河间斯言也！目盲，耳聋，鼻不闻臭，舌不知味，手足不能运用者，皆由其玄府闭塞，而神气出入升降之道路不通利。故先贤治目昏花，如羊肝丸，用羊肝引黄连等药入肝，解肝中诸郁。盖肝主目，肝中郁解，使目之玄府通利而明矣。故黄连之类解郁热也；椒目之类解湿热也；茺蔚之类解气郁也……蔓菁下气通中，理亦同也，凡此诸剂，皆治气血郁结目昏之法，而河间之言，信不诬矣。至于东垣、丹溪治目昏，则参芪补血气，亦能明者，又必有说通之。盖目主气血，盛则玄府得利，出入升降而明，虚则玄府无以出入升降而昏，此则必用参芪四物等剂，助气血运行而明也。”这是刘完素之后医籍中对玄府论述的首次引用。楼氏不仅高度赞赏河间玄府学说，第一个将其引入眼科，而且进一步提出开玄解郁明目的药物，补充了血虚使玄府无以出入升降而目昏的病因病机，为眼科运用玄府学说开辟了道路。

晚明著名医家王肯堂（约1552—1638），究心医术，广采博引，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历时十余年，编著了当时的医学全书《证治准绳》（1602年）。他在《证治准绳·七窍门上·目》中不仅全面引用了河间、楼英关于玄府学说的论述，而且创造性地运用玄府理论解释某些眼病病机。如论青盲证：“目内外并无障翳气色等病，只自不见者是，乃玄府幽邃之源郁遏，不得发此灵明耳。”论云雾移晴证：“乃玄府有伤，络间精液耗涩，郁滞清纯之气，而为内障之患。”论丝风内障证：“乃络为风攻，郁其真气，玄府有一丝之遏，故视亦光华有损。”书中还将神光自见证、视正反邪证、视赤如白证的病机，分别解释为“阴精亏损，清气怫郁，玄府太伤，孤阳飞越，神气欲散”“玄府郁滞有偏，而气重于半边”“内络闭郁，玄府不和之故”，并分别提出了治疗的方法，尽管有的尚缺具体方药，但通过其运用玄府理论极富创意的病机分析，已为这些疑难眼病的治疗指出了新的方向，标志着中医学内障眼病认识的进步与提高。王氏的卓越贡献，奠定了眼科玄府学说的基础。

明末眼科医家傅仁宇在王肯堂《证治准绳》及倪仲贤《原机启微》基础上，结合个人临证心得，编著了宋元以后具有总结性的眼科专著《审视瑶函》（1644年）。在《审视瑶函·目昏》中对《证治准绳》有关玄府学说的论述全文收录，并在王氏论述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补充了相应的治疗方药，为后世所遵循。如选用薛己《内科摘要》之加味逍遥散（称加味逍遥饮）治疗暴盲症，体现了解郁开玄明目的治法，现今已成为中医眼科界治疗暴盲、小儿青盲（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早期）等的常用方药。

傅氏在卷一《内外二障论》中指出：“眼乃五脏六腑之精华，上注于目而为明，如屋之有天窗也，皆从肝胆发源，内有脉道孔窍，上通于目，而为光明，如地中泉脉流通，一有瘀塞，则水不通矣。夫目属肝，肝主怒，怒则火动痰生，痰火阻隔肝胆脉道，则通光之窍遂蔽，是以二目昏朦，如烟如雾。目一昏花愈生郁闷，故云久病生郁，久郁生病。今之治者，不达此理，俱执一偏之论，惟言肝肾之虚，止以补肝补肾之剂投之，其肝胆脉道之邪气，一得其补，愈盛愈蔽，至目日昏，药之无效，良由通光脉道之瘀塞耳。”文中所云“通光脉道”，即是目中玄府。傅氏此论，引领眼科内障治疗由补向通的转变，彰显了玄府理论用于眼科临床的重要价值，对后世眼科影响甚大。

清初眼科医家马云从著《眼科阐微》四卷，乃其数十年眼科经验之结晶，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有破有立，敢于创新，阐幽发微，论理透彻。其论老年眼症云：“夫人之眼病日久，邪热、痰涎，瘀滞于肝、肺二经，渐渐将通明孔窍闭塞，经络壅滞，气血不能升降流行以滋于目，则诸病生焉。先用开窍之药，将道路通利，使无阻碍。虚者还其虚，灵者还其灵，一用滋补之剂，即可直入肾经，助出光明。是以开窍为先，盖窍通而补养流行之药始能入也。若窍不开，遽用补益之药，反助邪火上行，其病更甚”（《眼科阐微·老年眼症》），其“通明孔窍”说与傅仁宇“通光脉道”说一脉相承，而在治疗上更明确提出了“开窍为先”的原则及开窍引（石菖蒲、谷精草、枸杞子、菊花）等方药，足资后学借鉴。

清代黄庭镜所著《目经大成》（1741年）是一部在中医眼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专科著作。书中不仅运用玄府理论分析某些眼病，如论青盲云：“元府出入之路被邪遏抑，不得发此灵明，目虽有，若无矣”；而且对玄府内涵作了初步探讨，指出：“元府者，河间谓十二经皆有之，乃神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元府热郁，则闭塞不通，五官四末，有时不用。由是言之，青盲即暴盲，经脉即元府，关格即闭塞，悬而似近，异而实同矣。”又云：“经脉即元府，说的是。然余更有妙解。盖经系手足三阴三阳之经，脉乃通五官四末之脉，元府则脉中流行，不舍昼夜之气血。譬诸花木，根干，经也，枝叶，脉也，雨露滋荫，有如元府。根干伤，则枝叶萎；枝叶伤，则花果落；一定之理也”（《目经大成·青盲八十》）。黄氏博览群书，学验俱丰，向以风格鲜明、敢于突破前人定见著称，以脉中流行气血之雨露滋荫为喻，反映出他对河间玄府说的深刻理解，把握到了玄府作为升降出入道路门户的重要功用。

清末刘松岩著《目科捷径》三卷（1820年），卷一列“玄府论”，是古代文献中第一篇关于河间玄府理论的专题论述。书中首先指出“玄府者，即《仙经》所云玄牝、规中也，在一身之中正，乃气血之道路。”以道家“玄牝”“规中”释玄府，未必符合刘完素本意，但是这种联系道学追溯玄府含义的精神仍然值得肯定。基于对玄府理论的高度重视，书中还对开通玄府的治则治法作了论述，强调“治病者先要通玄府，不然治亦不效”，并明确提出“上焦玄府以心肺为主，必先要用通心肺之药；中焦玄府以脾胃为主，必先要用通脾胃之药；下焦玄府以肝肾为主，必先要用通肝肾之药。此治病之最要者”。又如《卷二·耳目不聪明论》云：“耳目不聪明者，皆因气血不周，凝滞道路，即玄府不通也。耳目居于至高，此为上焦玄府不通，宜用通心肺上焦之药以治之，上焦通而下焦亦通，肾气即可上达于耳目，则耳目自然能视听而聪明矣。”这些独特见解对眼科与耳科临床均富有指导意义。

此前眼科诸书运用玄府理论多限于内障眼病，本书首次将玄府之说用于分析外障眼病。如《卷二·气血凝滞论》：“凡人目中生翳，皆气血凝滞而成也，盖气血为人身之总宰，乃生死之关也。若气旺血周流而行，顺则无病，若不周而行，逆则诸疾作矣。”与河间力主“阳热怫郁、玄府闭塞”不同的是，由于作者崇尚温热，因而极力强调寒邪导致的闭塞。如谓“翳膜者，由寒滞气血而成”，故主张“凡治外障者，总以散寒去滞为主”。此与河间之说虽是南辕北辙，但重视玄府郁闭却并无二致，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经验与创新精神，丰富和完善了玄府学说的内涵。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常用的开通玄府药物，对后学颇有启迪。

清末医家陈善堂精选前贤论述、搜集眼科名方并加以增补发挥编成《眼科集成》（1892年）。书中“内障总论”引张盖先语进一步发挥了马云从“通明孔窍”之说：“盖肝开窍于目，肝主怒，怒则火郁，火郁则痰生，痰生则肝胆之脉道不通，而通明之孔窍遂蔽，此内障之所由来也。亦有因人事不顺，郁气不舒，以致郁火伏藏，痰涎时生，流滞于通明之孔窍而起内障者。亦有因酒肉厚味，生湿生痰，流滞于肝胆二经而起内障者。亦有因脾胃虚弱，生湿生痰，流连于肝胆之中而起内障者。又有因于火眼过后，余毒未净，昏蒙时起，郁气时生，以致痰火内伏于通明孔窍而成内障者……可知肝肾二经，通明之孔窍无邪以蔽之，则眼目必明。”列张氏解郁逍遥散，解肝、血、痰、食诸郁，随证加减，主治玄府闭塞所致的眼病。谓：“治目盲昏暗，不红不痛之症，皆由元府闭塞而神气出入升降之道路不通利所致也，治宜解肝郁为主”。认为“诸郁解，玄府通，目昏之病随之而愈”。其方药在傅仁宇、马化龙基础上更为完善。对于前人补益明目之法，书中指出：“此法须酌量老少、虚实、境遇、性情、脉息用之为善。否则，闭门捉贼矣。不可轻补，慎之慎之！”反映了作者治内障注重开通的学术思想。

清末民初眼科学家刘耀先编《眼科金镜》，成书于清末最后一年（1911年）。作者采集眼科历代名著精华，结合自己长期实践经验编著而成，可谓眼科专书之荟萃者。本书对内障论述尤详，作者全文引用了刘完素、楼英有关玄府的论述及傅仁宇“通光脉道”之说，在继承前贤开郁明目治疗内障经验基础上，提出“舒经开郁，清热降火”的新法，创立舒经清热饮、清热地黄汤二方，用治“气滞火壅，络不和畅而光涩”者。特别将小儿青盲症的病机归结为“病后热留经络，壅闭玄府，精华不能上升荣养之故”，主张“速速急治，缓则经络郁久，不能治疗”，用该二方施治甚效。

现代著名中医眼科专家韦玉英正是从《眼科金镜》论述中受到启发，结合自己大量临床实践经验，从“舒经开郁，清热降火”立法，自创钩藤熄风饮和明目逍遥汤，治疗小儿青盲屡见疗效，足见其价值所在。

以上眼科医家有关玄府理论的应用发挥，不论对眼科学术的进步，还是玄府学说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这一时期眼科领域应用玄府学说的面仍然较窄，表现在医学文献中，玄府之说不仅在综合性医书的眼病论述中甚为少见，不少重要眼科专著（如《秘传眼科龙木论》《银海精微》《银海指南》等）亦未予涉及，还有的医书如《玉机微义》（1396年），在引用刘完素眼病论述时，竟将玄府内容全部删去，反映出当时一些医家对这一理论的不理解或不赞同。玄府学说在眼科领域普遍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玄府学说在上述三个领域的推进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不同侧面显示了这一创新理论的学术价值。应当看到，明清时期玄府学说的发展还只是一个开端，其理论内涵尚待继续发掘，学术体系尚待逐步完善，应用范围更需要不断拓展。

2.需要指出的是，河间学派传人及温病学家对玄府学说的继承发扬均甚少涉及玄府结构。究其原因，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医家“重道轻形”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也与刘完素对玄府语焉不详有关。刘完素通过创建玄府这一载体，阐明了“郁”与“阳热怫郁”理论，后世尽管可以绕过或忽略玄府论郁，但是离开了必要的结构基础，气血津液精神病机变化的表达难以深入。明代后期以来，随着“郁”的重心由升降出入障碍向情志抑郁的转化，明显削弱了“郁”理论在临床的指导作用。温病学家虽然不谈玄府，但不论叶天士所言的“络”，还是王孟英所说的“枢机”，却都是结构称谓，这也说明“形”之不可忽略。究其实质，亦未离玄府范畴。

3.作为气血津液精神升降出入的微观结构基础，玄府为认识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提供了难得的门径。这在眼科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中得到了有力地证明。不足之处是开通目中玄府之法尚显单一，且主要用于内障眼病，未免局限。既然存在无物不有，应用也必然无所不在。这一时期玄府理论在内障眼病中的成功应用，只算是牛刀小试，有如报春之花，预示着万紫千红春天的到来。

4.这一时期，由于封建王朝避讳的原因，某些医籍中将玄府改作“元府”，含义并无二致。读者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