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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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舞姬

煤早就装上了船。在这间中等船舱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桌子四周一片寂寥。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船上只留下了我一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夙愿以偿,奉命出国,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那时节,耳闻目睹的,无不使我感到新奇。每日信笔写下的游记文字,总有数千言,登在报上,颇得时人赞赏。如今回想起来,通篇都是幼稚的想法和狂妄的言语。不然,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飞禽走兽,以至风俗人情,当作什么稀罕事儿,一一记了下来,足以贻笑大方。这次为了写日记,起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可是,至今未着一字,仍是一本空白本子。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番,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今日东返归国的我,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饱尝了世道艰辛,懂得了人心叵测,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即便把自己这种“昨是而今非”的刹那间感触写下来,又能拿给谁看呢!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哦!轮船从意大利布林迪西港起航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按理说,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可是,我却借口略有不适,蛰居在客舱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然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回肠九转,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噬我这颗心。啊!此恨绵绵,究竟怎样才能消融?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唯有这件恨事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的。今晚四下无人,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趁此时权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

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虽然早年丧父,学业上却未曾荒疏。无论是在旧藩[1]的学馆,或是上东京大学的预科,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大概很能感到安慰了。十九岁上,获学士学位,人人都说,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后来,在某部任职,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深得上司器重,派我出国考察业务。心想,这正是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良机,于是劲头十足,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老母,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就这样迢迢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学精神,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光怪陆离,令我眼花缭乱;五彩缤纷,使我神摇意夺。这条“大道直如发”的Unter den Linden,假如把街名译作“菩提树下”,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但是,你一旦走到这里,便可看到两旁铺石的人行道上仕女如云。那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还时常凭窗眺望街景。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佩戴彩饰,艳丽的少女照巴黎的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形形色色的马车,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大楼高耸云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向远处望去,隔着勃兰登堡门,在绿树掩映下,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这许许多多景物,一时间纷至沓来,映入眼帘,使新来的人感到应接不暇。但是,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纵然身处这样的花花世界,我的心也绝不为它所动。这一誓言,我常拿来抵御外界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通报求见,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并且谈妥,只要公使馆方面把手续办好,不论什么事都可随时关照我。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他们初次见到我,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

得到上级准许,公事之余,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便办了注册手续。

过了一两个月,公事接洽完毕,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我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可是大学不像我想的那样幼稚,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我踌躇再三,终于选定两三位法学家的课,交过学费,便去听课了。

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人的秉性终难压抑,一旦时机成熟,总要露出头来。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听从母亲的教诲。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也从不沾沾自喜,依旧好学不倦。后来涉足官场,上司称赞我能干,我更加谨慎从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如今,在二十五岁上,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我恍然大悟,自己既不适于当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宜于做通晓法典、断狱如神的大法官。

我寻思: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部活法典。当活字典,还可勉为其难;做活法典,却是无法忍受。从前,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近来,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在大学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于脑后,兴趣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但是,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卓尔不群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妙。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至于动摇我的地位。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他们对我猜疑,竟至谗言诽谤。然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他们不了解我。唉,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别人又怎能了解得了呢?!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不论求学还是供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不受外界诱惑,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在出国离乡之前,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秉性刚毅。唉,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轮船离开横滨时,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泪如泉涌,浸湿了一方手帕,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还是因为早年丧父,在母亲一手培育下所造成的呢?

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至于嫉妒,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却是何其愚蠢!

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遇到头戴高礼帽、鼻架夹鼻眼镜、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花花公子”,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既然缺乏这种勇气,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由于彼此疏远,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还夹杂着猜忌的成分。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

一天傍晚,我去动物园散步,回珍宝街的寓所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衬衣之类,还没有收进去;楼下是家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楼房共有两座楼梯,一座直通楼上,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里。每当我仰望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不知有多少次,都会愣在那里,出神好一会儿。

那晚,我刚要走过那里,看见上了锁的教堂大门旁,倚着一位少女,在呜呜咽咽地抽泣。她看上去十六七岁,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秀发,衣着也不甚整洁。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我缺少一支诗人的妙笔,无法形容她的容貌。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含愁似问的碧眼。不知怎的,她只这么一瞥,便穿透我的心底,矜持如我也不能不为她所动。

她必定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一缕爱怜之情,压倒了我的羞怯心,不觉走上前去问道:

“敢问为什么哭啊?我是外国人,没什么负担,或许能帮你点什么忙。”我简直为自己的大胆惊呆了。

她惊讶地凝望着我的黄种人面孔,大概我的真情已经形之于色了。

“看来你是个好人,不像他那么坏,也不像我母亲……”

她刚止住的泪水,又顺着那惹人怜爱的面颊流了下来。

“请你救救我吧!免得我沦落到不堪的地步。母亲因我不肯依她而打我。父亲刚刚过世,明天要下葬,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说完便又哽咽啜泣。我的眼睛注视着这少女低头哭泣不住颤动的颈项。

“我送你回家吧!你先冷静下来。这儿人来人往,别人会听见哭声的。”

她刚才说话时,不知不觉将头靠到我的肩上,这时,忽然抬起头来,仿佛才看见我,羞涩地躲到我身旁。

她大概怕人看见,走得很快。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教堂斜对面的大门。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到四楼有一扇小门,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少女用力拉了一下,里面有个老太婆嘎声问道:“谁呀?”还没等少女说完“爱丽丝回来了”这句话,门就吱一下打开了。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长相不算凶恶,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身上穿一件旧绒衣,脚上是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屋里。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上面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尔特”,下面是“裁缝”二字。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门又打开了。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为方才的失礼,向我再三道歉,并把我让进屋里。一进门就是厨房,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正面一间房,门半开着,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这是一间朝街的顶楼,没有天花板。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棚顶糊着纸。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屋子中央有张桌子,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摆了一两本书和相册,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

她长得十分清丽。乳白色的脸蛋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手脚纤细,身材袅娜,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老太婆走出屋后,少女这才开口,语调带着土音:

“我把您带到这里来,请您谅解我的苦衷。您一定是个好人,请别见怪。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您也许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不料他竟乘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请您来救救我吧!哪怕我不吃饭,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说话间,她已是泪眼模糊,浑身发颤。她抬眼看我时,十分迷人,令人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的做作呢,抑或是天然的风韵。

我口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取钱就行。”

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我告辞时伸出手去,她捧着吻我的手,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

噢,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事后,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右有叔本华的著作,左是席勒的作品,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从这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

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此处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说我经常出入剧院,结交舞女。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一听此说,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倘若羁留不走,将不予任何资助。我要求宽限一周,容我考虑。我这时正心烦意乱,又接到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一封是母亲的绝笔信;另一封是亲戚写来的,报告我挚爱的母亲过世的情形。母亲信中的内容,不忍复述,更且热泪涔涔,使我无法下笔。

直到此时,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别人想象的要清白得多。因为家境清寒,她未能受到充分的教育,十五岁时便被招去跟随舞师学艺,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满师之后,她就在维克多利亚剧院演出,现在已是剧院里排名第二的舞星。然而,正如诗人哈克廉德尔所说,舞蹈演员好比“当代的奴隶”,身世是很凄惨的。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酬,白天要练功,晚上要登台。走进化妆室,虽然浓妆艳抹,华饰盛服,一出剧院,却常是衣食不周,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更有说不尽的艰辛。所以,据说她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兼操贱业的地步。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呵护。她自幼喜欢读书,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我们相识以后,我借书给她看,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纠正错误的语音,没过多久,给我的信里,错字也减少了。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当她听说我突然被撤职,不觉大惊失色。但我没有告诉她,这事与她不无关系。她要我瞒着她母亲,怕她母亲知道我没有官费后,会疏远怠慢我。

唉,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就在这时,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终于变得难舍难分。尽管有人不理解我,甚至责备我,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然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对她的爱就很深。现在,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是那么妩媚动人,深深印在我这深受刺激、有失正常、悲愤欲绝的脑海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又能奈何?

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如果就此回国,不仅学无所成,还背上一个坏名声,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倘若留下,学费又毫无着落。

当时,能够帮我忙的,唯有现在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他在东京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在政府官报上,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聘任我为该社驻柏林通讯记者,负责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

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可是我想,只要搬个家,换个便宜的旅馆,总可以维持最低生活。这时,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便是爱丽丝。她极力劝说母亲,让我寄居在她们家。爱丽丝和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在穷愁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

每天早晨喝过咖啡,爱丽丝便去排练场,没有排练就留在家里。我则到基奥尼希街一家门面很窄、进深却很长的休息所,浏览所有的报纸,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也有靠放小额贷款优游度日的老人,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全用木头报夹夹住。我一再过去换报纸,我这个局外的日本人,人家不知会怎样猜度呢!一点左右,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顺路来这里找我一同回去。对这位体态轻盈、能做掌上舞的少女,必定会有人看了感到惊讶的。

我的学业是荒废了。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现在是综合报道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以及有关文学界、美术界的新思潮等。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2],毋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各种文章来。其间,德皇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崩殂、新皇继位、俾斯麦侯爵的进退等问题,报道尤为详尽。所以,这一向忙碌不堪,自己有限的一些藏书,根本无暇翻阅,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但因交不出学费,所以尽管只选一门功课,也难得去听上一回。

学业固然荒废,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何以见得呢?说来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德国。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自从当了通讯记者之后,以我在大学里养成的敏锐眼光,通过这一向的大量阅读、抄写摘录,知识面不断拓宽,如今能够触类旁通,综合概括,达到了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的。

明治二十一年[3]冬天来到了。大街上的人行道,雪已用铁锹铲除,铺上沙子。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高高低低已经看不出。清早一开门,冻死的麻雀散落地上,看着叫人觉着可怜。屋内尽管生火取暖,可是中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进棉衣,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前两三天的夜里,爱丽丝晕倒在舞台上,叫别人扶回家来。从那以后,她说不舒服,在家休息,吃了东西便想吐。还是爱丽丝的母亲首先想到,她是不是怀孕了。唉,正当我前途渺茫,一身无着之际,果真这样,叫我怎么办呢?

这天是星期日,我待在家里,心情抑郁寡欢。爱丽丝还不至于要卧床,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一声也不响。这时,外面有人叩门,不大一会儿,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体很熟悉,一看就知道是相泽的笔迹。贴的是德国邮票,盖着柏林的邮戳。我有些纳闷,拆开一看,里面写道:“事出仓促,未及函告。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大臣拟召见你,望速来。此为恢复名誉之良机。匆匆,不赘。”爱丽丝见我看完信,神情茫然,便问:“是家乡来的信吗?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她大概以为只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不是,别担心。你知道,那个相泽陪同大臣到了柏林,叫我去一趟。事情很急,要我马上去。”

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恐怕也不及爱丽丝这么妥帖周到。考虑到我要谒见大臣,她便扶病,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二排对扣的大礼服,连领带也是她亲手给我系的。

“这样一来,谁能说你不体面!你照照镜子看!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连我都想跟着你去见识见识呢。”接着她庄重说道,“不像了,换上这身衣服,简直认不出我的丰太郎了。”她沉吟了一下又说,“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你也不至于遗弃我吧?”

“什么?飞黄腾达?”我苦笑了笑,“几年来我已经断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我并非想去见大臣,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最好的马车。车轮碾压过积雪的大街,停在窗下。我戴好手套,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拿起帽子,同爱丽丝吻别之后,便走下楼去。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任凭北风抚弄她蓬乱的头发,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

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向侍者问清相泽秘书官的房号,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我先走进衣帽间,中间的柱子旁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正面竖着穿衣镜。我脱下大衣,然后沿着走廊走到相泽的房门口。这时不禁有些犹豫:在大学读书时,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端正,今天相见,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走进房间一见面,相泽外表虽然比从前略胖,更显魁伟,但性情依然豪爽。他对我的有失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彼此来不及畅叙别情,他便引我去谒见大臣。要我办的事,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我接过文件,便退出大臣房间,相泽也随后出来,邀我一起去吃早饭。

在饭桌上,多半是他问我答。因为他向来一帆风顺,而我却是命运多蹇。

我开诚布公,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相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非但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反而斥责那帮庸俗小人。等我讲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大致意思是: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天性懦弱,事到如今,说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毫无目的地长此以往?目前天方大臣有意要借重你的德语。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已有先入之见,我也不便劝他改变看法。大臣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不仅于你无益,对我自己也不利。举荐一人,最好是先露其才。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大臣。再者,你同那少女的关系,即使她对你真心实意,彼此情深意浓,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于慕才,实则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你应当痛下决心,同她断绝这层关系。

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景。然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也难预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下。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者之流,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我告辞出来,寒风扑面。旅馆的餐厅里,隔着双层玻璃窗,又生着陶制火炉。一走出来,下午四点的寒气,透过单薄的大衣,袭在身上,实在难以忍受,不但身上打起了寒战,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

一夜之间,我便把文件译完。此后,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多了起来。起初,大臣只同我谈公事,后来便提到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听听我的见解,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说罢哈哈大笑。

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大臣突然问我:“我明天要去俄国,你能随我去一趟吗?”因为相泽公务繁忙,已经几天没见到他。这一问,使我不免感到意外,随即答道:“敢不从命?”说来惭愧,我这回答,并非出于当机立断。凡是我所信赖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一经允诺,即便发现有为难之处,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当天我领了旅费和译稿费回家。把译稿费交给爱丽丝,这笔钱足够她们维持到我从俄国回来。爱丽丝告诉我,经医生检查,她确是怀孕了。因为贫血,需要休养几个月。可是剧院老板说,她请假太久,已经被开除。其实,她才请了一个月假,对她这样苛刻,自有别的原因。我去旅行的事,爱丽丝并无着恼的表示,因为她对我的情意是深信不疑的。

这次乘火车出门,路途不算远,所以无需太多准备,只借了一套合身的黑礼服,新买一本哥达版的俄国宫廷贵族名录和两三本字典,届时收进一只小皮箱里就齐了。近来接二连三的事很多,我走之后,爱丽丝留在家里会更加烦闷,尤其怕她到车站送行时会哭哭啼啼,所以第二天清早便打发她母亲陪她上朋友家去。我收拾好行装,锁上门,把钥匙存在门口鞋铺老板那里便动身走了。

关于这次俄国之行,该说些什么呢?我作为翻译,居然青云直上。随同大臣一行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环绕我的,是冰雪世界中的王宫仿效巴黎的绝顶豪华而呈现的富丽堂皇;是蜡烛成阵,在烛光灯影中闪闪发光的勋章和肩饰;是在精工雕刻的壁炉里燃着的熊熊火焰,宫女们都忘了屋外的寒冷而羽扇轻摇。一行人中,数我法语说得最流利,所以在宾主之间,周旋办事的也大抵是我。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忘掉爱丽丝。不,她天天寄信来,我怎能忘记她呢?我动身那天,她怕独对孤灯,寂寞难挨,所以在朋友那里直谈到夜深人倦,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了。第二天清早醒来,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还疑是身在梦中。起床后那份孤凄的意绪,即便在生活艰难、饔飧不继的日子里也是不曾有过的。这是爱丽丝第一封信的大致内容。

过些日子寄来的另一封信,大概是在极为悲苦的心情中写的。信用“不”字开的头:不,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思念你的心竟是如此之深!你曾说过,家乡早已没有亲人,只要在这里能够找到生活出路,就可以留下来,而我也要用我的爱情把你拴住。倘若这一切仍然留你不住,你一定要回国的话,我和母亲就跟你一起去,这也不难,只是偌大一笔路费到哪儿去筹措呢?所以,我常常想,无论如何,我也要设法在这里活下去,直等到你有出头之日。可是,你这次短期旅行,刚走开二十来天,我这种离愁别绪就已经一天深似一天了。我原以为分离只是一时的痛苦,这想法真是好不糊涂。我的身子越来越不便了,看在这个分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千万不能抛弃我啊!我和母亲曾经大吵一场。她看我这次打定主意,不同往常,便也软下心来。她说,如果我跟你东去日本,她便住到什切青的乡下,去投靠一位远亲。来信说你深得大臣器重,既然如此,我的路费总有办法可想吧。我现在只是一心一意盼着你回到柏林的那一天。

啊!看了这封信,我对自己的处境,才若有所悟。我的心竟这样迟钝麻木,真是羞煞人!无论对自己的进退,抑或是别人不相干的事,我一向自负很有决断。可是这种决断,只产生于顺境之中,而不存在于逆境之时。我心中洞明事理的这块明镜,一旦照到自己同别人的关系,便一片模糊了。

大臣待我不薄。而我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眼下的职责,至于这一切同我的未来有何关系,天晓得,我可是想都没想过。这一切,现在既已明了,心情哪里还能平静?当初承朋友推荐,要博得大臣信任,艰难如同房上的小鸟一样不可企及,现在似乎已稍有把握。日前相泽在言谈之中,也曾露出一点口风,回国之后彼此倘能继续如此相处云云。难道大臣曾已言及,只因碍于公事,哪怕是知交好友,相泽也不便向我明言吗?如今细想起来,我曾经轻率地说过,要同爱丽丝斩断情丝,这话他大概早已报告给大臣了。

唉!初到德国之时,自以为认清了自己,誓不再做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然而,这岂不像双脚缚住的小鸟,放出笼子,暂时还能扑腾双翅飞翔,便自诩获得了自由?其实,脚下的绳索已无法解脱,以前这绳索握在某部我的上司手上,如今,唉,说来可怜,又握在天方大臣手中。我同大臣一行回到柏林,正值新年元旦。在车站分手后,我驱车直奔家里。当地至今还有除夕彻夜不眠、元旦白天睡觉的习惯,所以街上万户寂然。天气劲寒,路旁的积雪化成棱角突兀的冰片,在灿烂的阳光下晶莹发光。马车拐进修道院街,停在家门口。这时听见有开窗的声音,我在车里却望不见。我让车夫提着皮箱,刚要上楼,劈面遇见爱丽丝跑下楼来。她大叫一声,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车夫看了一愣,大胡子动了动,不知咕哝了句什么。

“这下好了,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都要想死了!”

直到此时,我的心一直游移不定,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时而压过儿女之情占了上风。唯独在这一瞬间,一切踌躇犹豫全都抛诸九霄云外。我拥抱着爱丽丝,她的头靠在我肩上,喜悦的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肩头。

“送到几楼?”车夫像打锣似的问了一声,早已上了楼梯。

爱丽丝的母亲迎了出来,我把车钱交给车夫,爱丽丝便拉着我的手,急忙走进屋里。一眼看去,不觉吃了一惊。桌子上摆了一堆白布和白花边之类的东西。

爱丽丝指着这堆东西笑着说:“你瞧我准备得怎么样?”说着又拿起一块白布来,原来是一副襁褓。“你想想看,我心里该多高兴。生下来的孩子准会像你,有一对黑眼珠。哦,我连梦里都看见你这对黑眼珠。孩子生下来以后,你这好心人,绝不至于不叫他姓你的姓吧?”爱丽丝低下了头,“你不要笑我幼稚,等到上教堂去领洗礼那天该多高兴啊!”她抬起头望着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这两三天里,我揣想大臣一路上车马劳顿,恐怕还未恢复,也就没有前去拜访,只待在家里。一天傍晚,大臣派人来召请我。到了那里,大臣对我优礼相加,问过旅途辛苦之后,便说道:“你是否愿意随我一起回国?你学问如何,我虽不清楚,但仅凭外语一项,便足可称职。你在此耽搁日久,也许会有什么牵累,不过我问过相泽,听说倒没有什么,我也就放了心。”大臣的语气神色,简直不容我有辞谢的余地。我进退维谷,也不便说相泽的话不确,而且心中掠过一个念头:机不可失,不然,就会失掉回国的良机,断绝挽回名誉的途径,势必葬身于这座欧洲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啊,我的心竟是这样没有操守!我居然回答说:“悉听阁下吩咐。”

纵然我有铁皮厚脸,回去见到爱丽丝又将如何开口?从旅馆出来,心绪纷乱已极。不辨东西南北,只顾回思凝想。一路走去,不知有多少次遭到马车夫的呵斥,吃惊之下才慌忙躲开。过了好一会儿,猛然一看,已经到了动物园。我倒在路边的长椅上,头靠在椅背上,热得发烫,如同用锤子敲打似的嗡嗡直响。这样像死去一般,不知待了多久。当我感到严寒彻骨醒过来时,天已入夜。雪花纷飞,帽檐和大衣肩上,已经积起一寸多厚的雪。

已经过了十一点了。通往莫哈比特和卡尔街的铁轨已被大雪盖没,勃兰登堡门旁的煤气灯光雾凄迷。我想站起身来,两腿却已冻僵,用手揉搓了一阵,这才勉强能行走。

我步履蹒跚,走到修道院街时,似乎已过午夜。这一段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自己也茫然无所知。一月上旬的夜晚,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酒家饭店,家家顾客盈门,好不热闹,而我却全然不觉。满脑子就这么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在四层的顶楼里,爱丽丝大概还未睡下。一星灯光灿然穿过夜空,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中乍隐乍现,宛如被朔风吹得忽明忽灭。进了大门,只觉得疲惫不堪,浑身关节疼痛难忍,爬也似的上了楼。走过厨房,开门进到屋里,在桌旁缝制襁褓的爱丽丝回过头来,“哎哟!”惨叫一声,“你怎么啦?瞧你这一身!”

难怪她要吃惊,我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帽子也不知何时掉落了,头发散乱。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衣服上沾满泥雪,还撕破了好几处。

记得当时我想答话,却又语不成声。两腿瑟瑟发抖,站立不稳,刚想抓住椅子,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等我清醒过来,已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病中我发高烧,说谵语,爱丽丝一直小心服侍在侧。一天,相泽来找我,发现了我向他隐瞒的这些真相。他只对大臣说我病了,其余情况全替我掩饰过去了。我第一次认出守在病床旁的爱丽丝时,她已经变得不成样子,我看了简直大吃一惊。这几个星期里,她瘦得形销骨立,眼睛里布满血丝,凹了进去,灰白的脸颊也陷得很深。每日的生计虽有相泽接济得以维持,然而,这个恩人却在精神上把她毁了。

后来听说,爱丽丝见到相泽,得知我对相泽的前约,以及那晚对大臣的许诺,便霍地从椅子上站起,面如土色,叫道:“我的丰太郎,你竟欺骗我到这种地步!”当场昏了过去。相泽把她母亲喊来,抬她上床。过了片刻,爱丽丝才苏醒过来,两眼直瞪瞪的,连人也不认得了。她喊着我的名字大骂,又揪头发,又咬被子,忽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找东西。她把母亲递给她的东西一件件全扔掉,可是递给她桌上的襁褓时,她轻轻摩挲着,捂在脸上,痛哭不已。

后来,爱丽丝虽然没有再闹,精神却完全垮了,痴呆呆的,如同婴儿。经医生检查,说是由于极度刺激而突发一种妄想症,已无治愈之望。本想送她进达尔道夫精神病院,她哭着叫着不肯去。嗣后,一直随身带着那副襁褓,不时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便啜泣起来。爱丽丝不肯离开我的病床,看来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时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对我嚷着:“吃药,吃药。”

我的病已经痊愈。不知有多少次,我抱着虽生犹死的爱丽丝,流下无数热泪。我随大臣起程东归之前,经与相泽商妥,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赡养费,足够她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并托她在这可怜的疯女临产时好生照料一切。

唉!像相泽谦吉这样的良朋益友,世上少有;可是,在我心里,对他至今仍留着一脉恨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