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世纪的俄罗斯

基辅国家与“受洗”

基辅国家的建立

统治地中海世界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瓦解灭亡，又经过大约四百年，亚欧大陆的西端，在很多动因的促使下，欧洲形成“中世纪国家”的局面和时代。这些因素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斯堪的纳维亚为发源地的维京人（也就是诺曼人）的“迁徙”活动。他们不仅仅是勇敢的航海家，公元855年，诺曼人带着明确动机，以强大军事力量登上法兰西这片土地。他们占领鲁昂后，对巴黎进行了包围，并在公元911年建立“诺曼底公国”。公国的君主吉约姆（威廉）继承了英格兰国王的王位，率领大军渡过海峡占领了英格兰，这个发生于公元1066年的事件也被称为“诺曼征服”。此后的五个世纪中，被海峡相隔的诺曼底公国和“诺曼底王朝”的英格兰结下了“难以分割的错综羁绊”。法兰西土地上的诺曼底战士进而又在11世纪以雇佣兵的身份向南进入意大利西西里岛，并征服了这个伊斯兰教徒的岛屿。公元1130年，他们在这里建立西西里王国。

诺曼人在东欧也开展很多显而易见、引人注目的行动。8世纪时，他们在拉多加湖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传说中的人物”留里克率军南下，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城之后，得知横亘大陆的第聂伯河水系的存在。留里克的家臣，属于别的种族的贵族阿斯科里德与基尔兄弟在公元860年率军攻打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他们的军事攻击让当时的东罗马皇帝惊恐不已。在进攻东罗马途中，他们看到了位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城市基辅，并产生吞并这座城市的野心。现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当时属于统治着南俄罗斯一带广大地域的可萨国。阿斯科里德与基尔兄弟打下基辅城，取代可萨国成为基辅的新统治者。

但是，阿斯科里德与基尔兄弟对基辅的统治未能长久。公元879年，留里克死后，留里克家族的族长奥列格大公南下，杀害了阿斯科里德与基尔兄弟，同时征服基辅。这样一来，北部的诺夫哥罗德与南部的基辅便都处于留里克家族的统治之下。根据《原初编年史》的记述，公元822年，奥列格曾对基辅这座城市说过：“你要成为罗斯各个城市和城镇的母亲。”应该可以说，在此之后“基辅国家”便成型了。不过，统治俄罗斯的诺曼人与统治法兰西的诺曼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法兰西，诺曼的人口占优势；而在俄罗斯，诺曼人是少数派。由于人口较少，后来诺曼人被斯拉夫人同化了，同化的方式是通婚。基辅公国在前三代大公奥列格、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统治下，将国家统治范围拓展到南俄罗斯。不过，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土地与农业都是“副产品”，他们最关心的是来自周边民族的贡税，以及通过商业活动而获得的财富。征服俄罗斯的诺曼人本来就有向中东出售俘获的奴隶与皮毛赚取财富的传统，基辅公国继承了这一传统。位于第聂伯河中游小高地的基辅是“瓦良格（意为诺曼人）通往希腊之路”的重要地带，所以基辅公国也积极开展贸易活动，并寻找交易对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公元907年，奥列格对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君士坦丁堡进行了远征。远征后，他与东罗马缔结通商条约。伊戈尔也进行了同样的远征，并缔结了通商条约。但另一方面，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征战一直困扰着基辅公国的统治者：伊戈尔是在与德列夫利安人的战争中丧命的，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是在与佩切涅格人的战争中殒命的。

基督教信仰的开始

伊戈尔死后，实权没有被他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所继承，而是落入伊戈尔的王妃奥丽加之手。奥丽加在对德列夫利安人的复仇行动中取得胜利，得以用“摄政”的名义统治基辅公国二十年。奥丽加在亲自前往诺夫哥罗德施行税制改革后，于公元957年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访问。在这里，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仅如此，还有传闻说她在君士坦丁堡期间曾被拜占庭皇帝求婚。“奥丽加的受洗”只是她的个人行为，并不意味着基辅公国成为基督国家。公元988年，奥丽加的孙子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才是基辅公国正式基督化的开始。

986年，拜占庭帝国发生叛乱，叛军另立了一位皇帝。为镇压叛乱，在生死存亡之际，皇帝巴希尔二世向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请求援兵。作为代价，巴希尔二世许诺将自己的妹妹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大公。于是，弗拉基米尔派出了六千人的军队协助拜占庭皇帝镇压了叛乱。安娜是出生于宫廷“绯衣之室”的皇女，高贵的拜占庭公主从未有过下嫁外国的历史。叛乱镇压后，巴希尔二世拒绝履行弗拉基米尔与安娜的婚约。而弗拉基米尔也出兵攻打了当时处于拜占庭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占领了赫尔松涅斯，军事行动迫使拜占庭皇帝履行婚约。皇帝勉强同意履约，不过向弗拉基米尔提出了改宗基督的要求。这样，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与安娜公主正式结婚。

根据先前引用的《原初编年史》记述，弗拉基米尔大公回到基辅后，将原先信仰的佩龙神像砸毁。砸毁的神像被人扛着在城中巡回示众，最后投入第聂伯河。弗拉基米尔大公集合了基辅的所有人，让他们在河畔接受集体洗礼。关于东正教传入的过程，《原初编年史》中有一个有趣的记载。弗拉基米尔放弃“异教”信仰前，曾向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信仰基督西方教会的德意志人以及拜占庭基督教会派出使臣。使节对各个教会的长短利弊进行了考察，向弗拉基米尔大公进行了如下的报告：“那之后，我们来到希腊人的地方。他们把我们带到他们侍奉神的处所。那时，我们已分不清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大地之上就没有如此壮观的事物，没有如此美丽的事物。我们无法用语言和辞藻来描绘它。在那里，神与人同在，他们的勤勉是所有国家不能比肩的……如果希腊人的节律规章不好，人世间最贤明的、您的祖母奥丽加为何要受洗呢？”显而易见，这段记述是后人的“创作”，但从中也可窥见当时人们对拜占庭基督教会的礼赞膜拜与憧憬之情。

圣索菲亚教堂的“黄金圣像”以及遍布君士坦丁堡大小修道院及教堂的华丽景象足以让这个俄罗斯使团成员瞠目结舌，讶异不已。通过这段记述，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的基辅公国为实现改宗基督确实是下了很多功夫。斯拉夫人国家中的捷克在922年，波兰在966年，马扎尔人的国家匈牙利在1000年分别实现了基督化。因为，按照基督教伦理，受洗的统治者之间在国际上具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通过受洗不仅可以确保国家的“独立”，同时也可以提高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动机也在于此，通过与“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相互提携，不仅可以提高基辅公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增强大公的威权。

今天我们对改宗之后的基辅教会与教堂的具体情况已不甚了然。但雅罗斯拉夫贤公在位时（1019—1054），基辅公国的基督宗教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十分完备。基辅设置一个大主教，君士坦丁堡派出一位希腊神职人员主持这里的宗教活动。西里尔字母也传入了这个国家，圣像“弗拉基米尔的圣母”也被带到这里。不久，日后成为文学艺术中心的洞窟修道院也顺利奠基。到12世纪，仅基辅城一地就已修建了十七所修道院。

基辅国家的分裂

雅罗斯拉夫贤公之后，以各自占据的城市为中心，诸多“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诸“公”之间对抗不断，基辅大公国走上分裂之路。12世纪，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即大公之位，他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并统合了诸“公”势力，还战胜了游牧民族波洛夫人。基于历史事实创作的中世纪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记述了伊戈尔王子与波洛夫人战斗的故事。由此可见，俄罗斯人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之后仍持续不断。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虽然可以说是基辅大公国的“中兴之祖”，但他仍未能阻止国家的分裂势头。12世纪中叶，在基辅大公国内部，已经存在十五个分裂的“公国”，大公之位亦频繁易主。12世纪后期，基辅大公国在事实上已经解体。

这样，各地的统治实权完全掌握在诸“公”之手。特别是其中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得以显著扩大自身的实力。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分封他的小儿子尤里·多尔戈鲁基去统治俄罗斯中部的森林地带。南方诸“公”混战期间，远离战乱地带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吸引了来自南方的逃亡人口，同时对伏尔加河畔的其他部落进行了军事征服，公国还花大力气构筑、建造了下诺夫哥罗德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把“首都”设在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城，原先的基辅大公国主教也跟随着迁到此地。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俨然就是基辅大公国的继承者。

中世纪都市诺夫哥罗德的“自由”

与基辅城相比，诺夫哥罗德城有着全然不同的命运。历史学家亚宁给这座城市总结出“三个特征”。首先，与基辅城、弗拉基米尔城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城不同的是，诺夫哥罗德城是有着“人民会议制度”的“共和政治体”，而其他三座城都是处于“王政”下的公国。其次，诺夫哥罗德城是商路上的重要节点，与很多商业城市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其自身也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最后，与其他公国的“首都”城市不同的是，诺夫哥罗德城拥有较为广泛的周边领地，而城市生活则基本集中于“城市”内部，可以说诺夫哥罗德是一座中心城市。亚宁强调，要研究诺夫哥罗德城的独特性，需要对“白桦文书”予以充分重视，所谓“白桦文书”是指写在白桦树皮上的古代文书。

为何只有诺夫哥罗德城可以发展成这样的城市呢？第一要因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诺夫哥罗德城在史料上首次出现于公元859年。如前文所述，这座城市不仅是波罗的海与地中海贸易商路上的重要节点。通过伏尔加河水系的连接，这座城市也是东方国家贸易商路上的重要城市。随着商业与手工业的显著发展，这座城市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因此，基辅大公把此地分封给自己的嫡子。由于诺夫哥罗德城与基辅城一南一北，路途遥远，很多时候领有此城的诺夫哥罗德公爵并不长期在领地居住，如此一来，诺夫哥罗德城的实权逐渐被以当地贵族为中心的城市上层所掌控。城市的上层集团与修道院慢慢地向四周扩张领地，逐渐拥有了后来被称为“五个州”的较为广大的区域。就这样，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型“国家”，以诺夫哥罗德城为中心，支配着“属州农村”。如果类比的话，诺夫哥罗德城并非德意志型城市，而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型城市。

诺夫哥罗德城的最高权力属于被称为“维彻”的“公民会议”，维彻是一种公民集会。“公民会议”选举大主教、市长、千人长等宗教或世俗的权力者。召集会议时，会敲响一个“大钟”，钟声便是“维彻”开会的标志。所有“自由民”都有投票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势力强大的贵族之间常常围绕着行政权互相倾轧斗争，这种政治斗争不断上演，“公爵”之位完全沦为名义上的存在，随着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变化，废立公爵的事件经常发生。12世纪以后，诺夫哥罗德基本确立了以“维彻”为中心的贵族共和政体。

如前所述，诺夫哥罗德城控制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城市的繁荣也得益于这些农村地区。尤其是这些农村出产的大量黑貂皮和蜡被运往城市，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在城市里收购这些货物，把它们销往欧洲各地。每年的夏冬两季，德意志的商人们就抵达城内的汉萨商馆，他们带来毛织物和金银，与城里的商人进行货物贸易。诺夫哥罗德商人不仅与北欧大部分城市的商人有着贸易关系，也与俄罗斯其他公国蓬勃地开展贸易活动。商业以外，城里的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诺夫哥罗德出现了较为富裕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虽不能打破贵族的寡头统治，却是维系城市“自由”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