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欧洲与亚洲之间

苏联解体后的莫斯科

1993年3月底，虽然已经进入早春，但莫斯科仍然颇为寒冷。融化的积雪卷杂着尘土，让城市的道路显得泥泞不堪。沾满泥淖的老爷车喷着尾气，在特维尔大街上高速行驶。戈尔巴乔夫时期，我曾经在莫斯科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除了那次短期之行外，1993年的这次访学是我第一回在俄罗斯长住。我这次来已是苏联解体之后，在新建立的国家“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我生活了十个月。初来乍到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天气寒冷，也因生活的不习惯，几乎每天都比较疲劳困惫。

不过，进入4月下旬，仿佛呼吸之间，天气变得暖和起来。树木也都几乎整齐划一地开始萌发新芽。街道也变得明媚、繁华起来。我也终于开始了有节奏的、步入正轨的日常生活，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这一次我是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和学习，平时会往来于城里不同处所的档案馆与图书馆。阅读史料十分枯燥单调，也很乏味，但这些俄国史料在日本却是难得一见的，俄方教授也热心地指导着我的研究。每逢周六、周日，我和妻子白天会流连于莫斯科城里郊外的博物馆、老教堂、修道院，晚上则会观赏演唱会或芭蕾舞剧。老实说，我本来对芭蕾舞剧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在日本时只看过一两次。但是在莫斯科，芭蕾舞剧的票价并不贵，每天总有剧场上演着芭蕾舞剧。慢慢地我开始享受起莫斯科的生活，芭蕾舞剧的确引人入胜，剧场的舞台华丽炫彩，演员的装束也很漂亮。以前常常听说的俄国人对日本人的“危险的目光”，也从未遭遇过。

新的俄罗斯联邦在经济上向着自由市场经济大大地扭转了舵盘。虽然如此，现实中的莫斯科人每天感受到的生活却是寒冷严酷的。科学院的副院长甚至在一份报纸上愤慨地讲道：“托了改革者们的福，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变成了乞丐。”市中心的街道上、地铁的出入口等地方都站着外地流浪来的乞讨者。新的俄语词汇“巴姆吉”因乞讨者的出现而产生，这个词很快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词。“巴姆吉”的意思是“无家可归者”。莫斯科人虽然会给予外地拥入的乞讨者一些施舍，但金额却是很少的，因为莫斯科人自己的手头也并不宽裕。

我通常乘坐有轨电车去档案馆，有时司机会在不是“停车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不仅如此，还留着一车乘客兀自下车，不过很快就会看到他抱着两大块面包回到车上。虽然这种事情看起来也有些好笑奇怪，然而我眼里看到的却是莫斯科人的惨淡生活。顺便说一下，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乘坐的、环保节能的有轨电车是既便宜又方便。不过，这些车辆似乎无一例外，全都没有更新过，所有车辆的车体都发出嘎嗒嘎嗒的声响。

有时我也会遇到政治上的紧张场面。在被莫斯科人称赞为“黄金般的秋日”的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顿河修道院。听说帝政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坟墓就在这座修道院里，这里也埋葬着日本以前的女演员冈田嘉子。我们探访了克柳切夫斯基的墓迹，拍了纪念照片后回到附近的地铁站。可是地铁站周围却让人觉得有一种异样的骚动。回到住宿的宾馆后，电视里，美国电视频道正播放着最高议会大楼遭大炮轰击的镜头，这次事件也就是“十月事件”。日本大使馆数次打来电话，要我们尽量不要外出。后来，拿着手枪的民兵对我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因为此时车臣问题日益严峻，他们需要反复审查那些不具备莫斯科居住身份的人。有一次，电视里正播放的克里姆林宫上演的“民族舞蹈节目”突然中止，并没有任何说明和告知。

我这些体验也许有些琐碎和敏感，但对莫斯科人来说可能是最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我的研究领域是稍早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对于正在发生的时事问题，我与门外汉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报纸媒体上常常用历史上的事例来解释说明当前的政治经济事件，我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但我并不能仅仅以自己的见闻就简单地对眼前在俄罗斯所发生的变革做整体上的概括，因为我的所见所闻几乎仅限于莫斯科，而莫斯科是个“特别的城市”。新俄罗斯的诞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过去对俄罗斯史的固有看法。对俄罗斯史应做怎样的重新思考，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自己不足以给出答案，但一味地逃避也是不可取的，毕竟我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言以概之：苏联解体后十几年间，我对俄罗斯历史“原像”的看法与我一直持有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在日本，英国史（近代）、德国史（中世纪）的研究在二战前就有着深厚传统与积淀，但真正意义上的俄国史研究却开始得很晚，日本的俄国史研究与英国史、德国史研究几乎无法相提并论。虽然日本对“红色的邻国”十分关注，但本质上真正称得上是学术的研究很晚才出现。日本俄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最近刚去世的鸟山成人在1959年曾写道：“日本的俄国史研究至今仍未达到可谓有研究史的程度。”

最近二三十年，日本学术界对俄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日本学者在俄国史研究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一部分日本历史学者对苏维埃史观下的俄国史结论与观点并不轻易地表示赞同，他们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新的评判。还有一部分日本历史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帝政时期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欧美历史学家关于俄国史的著作，并对此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历史学者重视俄国与其他西洋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也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潮流中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确，苏联解体后，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很多学者致力于对具体史实的修正，有的学者使用以前未能得见的史料在新研究领域里有所开拓，特别是宗教史等以往被视为禁忌的领域，成为俄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俄罗斯历史的基本脉络并不会因这些新史料、新研究而被颠覆。所谓“最新见解”，其中有不少是帝俄时期历史学者或俄国革命后流亡的历史学者曾讲述、讨论过的。苏联解体后，他们的著作得以重新出版，很多欧美学者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里所呈现出来的“见解”不正可以证明很多“最新见解”并不是新的吗？

因此，本书并不是一本提供给读者“新的俄罗斯史”的书。但如果仅仅老生常谈地重复过去的历史讲述，也是丝毫没有意义的。本书的论述不可能不参考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但本书有着明确的论述前提：俄国是一个介于欧亚之间的国家。本书将从这一历史地理的基点对俄国史进行整体性考察。下面我将对与本书关联的几个问题做简要阐述。

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

我们先把国家、国境的精确定义放到一边，暂且不论。俄罗斯这个国家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广袤无垠。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这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实，并以此作为我们论述的前提。我们所生活的日本是一个四周被大海环绕着的小小列岛，这一客观地理条件强烈地支配着日本人的生活和观念，这是毋庸多言的。地理环境会框定一个国家的历史路程，也会框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现在，从波罗的海之滨绵延到太平洋之岸的俄罗斯境内，没有什么“像样”的山地，整个俄罗斯大地几乎是一个巨大平原。但最初的俄罗斯人被赋予的地理条件并非如此。这样的辽阔国土是中世纪以来俄罗斯人移民扩张的结果。帝俄末期，长期执教莫斯科大学的俄国史教授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第一卷的卷首便开宗明义地强调，“移民殖民”是俄罗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他的论述如下：

数个世纪之间，斯拉夫民族并不是十分均等地逐渐占据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一角一隅的。受限于历史生活与地理环境，他们在这个平原上拓展活动领域并不是随人口增长渐次进行的。可以说，俄罗斯的人口迁徙并不是“自然地分布”，而是“人为地移居”。他们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方长途跋涉来到另一个地方，舍弃原先熟悉的“故土”来到新的土地，并占据那里，构建新的居所。……俄罗斯的历史是殖民拓土的历史。国家的领域伴随着殖民领域的扩大而扩大。有时呈现出衰退的情况，有时呈现昂扬的情况。这种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运动”至今仍在持续着。这一“运动”的势头随着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显得更为强悍。废除农奴制使长期被人为限制住居住地的中央黑土地带的诸省人民走出故土，流向四方。人口的洪流去往新俄罗斯地区、高加索地区，进而越过伏尔加河来到里海对岸。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口洪流还跨越乌拉尔山来到西伯利亚，并最终到达太平洋岸边。……这样的“移居”，也就是国土内的“殖民”是俄国历史的基本事实。其他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或远或近、或多或少地与此相关。

这段论述之后，克柳切夫斯基还对“殖民的主要阶段”进行了划分。本书省略了对阶段划分部分的论述。在这种反复不断的“长期而古老的移民殖民运动”中，俄罗斯人开拓森林，走进草原。“森林与草原”是从根基上决定俄罗斯人生活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文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关于俄罗斯人对草原的爱恋之情有着这样的描述：“广大的空间无时无刻不在抓着俄罗斯人的心，即便想离开它也离开不了。”比如，俄国人常说的“随性的自由”是周围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概念与观念。这是一种与无边无垠的广袤空间扭结成的“自由”。即便是在河岸小道上拉纤的纤夫们也有着这样的“自由”情愫。正如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甚至连我们所耳目熏染的俄罗斯民歌也是如此。

俄罗斯节奏悠闲的抒情民歌之中也包含着广大世界的情怀。吟唱这些歌谣的场所，在哪儿都比不上屋外一望无际的原野。钟楼也要做得让钟声能在很远的地方还可隐约听见。俄罗斯人即便是设置新的大钟，也一定派人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听一听钟声能否传到。

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把俄罗斯的历史理解为“殖民所创造的国家历史”。这样的历史，在结果上使俄罗斯人产生对“广袤空间”的欢喜与爱恋，这样的心境也正是文学家利哈乔夫对俄罗斯人特征的总结。两位大家的分析都很中肯，一语中的。但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为俄罗斯人“殖民”之处并非无人居住的无主地，这些草原原本是有着更久远历史的骑马民族的世界。

伏尔加河——从“亚洲的河”变成“俄罗斯的河”

1550年前后，俄罗斯还是一个较大的“未开化”国家，位于伏尔加河支流奥卡河以南，由居住在广大森林地带的大约650万人口构成。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大多属于东斯拉夫民族，也就是俄罗斯人。然而，从1550年以后，经过大约三个半世纪，到19世纪末，俄罗斯成为一个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北极冻原地区到中亚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的巨大多民族帝国。俄罗斯人占帝国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0%。毋庸赘言，这种显著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中部滔滔绵延的大河。这是一条长约3530公里的河流，从莫斯科西北瓦尔代丘陵中的小型沼泽发源，向南流经平原与森林，并最终汇入里海。这条河常被俄罗斯人爱称为“母亲河伏尔加”，俄罗斯人甚至还常常在嘴里念叨“伏尔加就是俄罗斯”。可是，直到16世纪中叶，伏尔加河仍然可以说是一条“亚洲的河”。因为，在伏尔加河中游，存在着一个继承了曾经统治俄罗斯的钦察汗国的国家喀山汗国（以及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中叶，俄罗斯政府的军队灭亡喀山汗国后，伏尔加河才首次成为“俄罗斯的河”。如此一来，俄罗斯开启了向东方扩展的历史。俄罗斯人开始了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进而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丰饶的南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在俄罗斯的殖民活动中，他们用手段挑起卡尔梅克、巴什基尔、鞑靼等草原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他们自相混战，或者巧妙施计让这些草原民族的首领顺从并臣服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通过这些手段和策略，俄罗斯把这些草原民族编入自己的帝国。同时，为保护帝国心脏部位以及在新国土上居住的俄罗斯人免受游牧民族攻击，俄罗斯还构筑了一条长长的军事防线。

俄罗斯的“殖民”一般有着如下步骤和顺序。首先，他们会把“武装入殖者”作为先遣队派往目的地，当先遣队初步站稳脚跟后，国家会把新开拓的土地分配给贵族以及一些身份较低的“入殖者”。为耕作丰饶的新领地，贵族们把自己位于中央区域原有领地上的农奴强行迁徙到新领地。另外，因为这些新领土肥沃且无主地很多，非法逃亡的农奴也有不少人奔向这些新领土。就如同我们上面描述的那样，16、17世纪里，俄罗斯人在森林和干草原地带开展了殖民活动。其后的18、19世纪，他们不断地在西西伯利亚、南乌拉尔、伏尔加下游地区、北高加索重复着同样的殖民活动。

俄罗斯农民向边境地区的迁徙与政府向南、向东拓展疆土的政策是相互依存的。往边区迁徙的农民需要政府的保护，而政府也可以从这些农民那里获得税收与兵员，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我们所熟知的“哥萨克”原本就是向南部边疆迁徙的逃亡农民。随着他们的迁徙，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河口附近形成很多新的城镇。哥萨克放弃了原来的农耕生活，转而吸取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新建的城镇里过着自治的生活。善于骑马和航海的哥萨克人的主要生计就是从事掠夺性的远征活动。

俄罗斯人在进行殖民活动的同时，对干草原上的原住游牧民采取了定居化、非游牧化的政策。他们剥夺游牧民族喂养牛羊家畜的牧草地，游牧民要么顺从地成为定居居民，要么被赶出牧草地。游牧民原本就对俄罗斯的非游牧化政策不那么顺从，再加上俄罗斯政府强制性地让他们改信东正教，所以游牧民的反抗运动也时有发生。不过，这些反抗并不能动摇俄罗斯的殖民活动。鉴于反抗，俄罗斯承认了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游牧民族在其所生活的“民族地域”中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俄罗斯以这种方式把游牧民族统合到自己的帝国体系中。

作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

如上所述，16世纪后半叶以来，俄罗斯不断向东、向南扩大着自己的领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被纳入帝国，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向东发展是俄罗斯的一贯方针，但近代俄罗斯的统治者在“颜面”上仍是向着欧洲的。俄罗斯作为欧洲国家的一员，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增强自己的发言权。虽然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前，俄罗斯已经显露出这样的倾向，但真正使俄罗斯成为欧洲一员并具有强力发言权的决定性人物还是彼得大帝。

17世纪末，彼得大帝亲政。他首先施行的政策就是向西欧先进国家派遣使团。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俄罗斯以当时先进的海洋国家荷兰及英国为模型，毅然决然在所有方面开展改革。他建设了新首都圣彼得堡，采取了以海洋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政策，还对行政机构进行了焕然一新的改革。他命令上层贵族剃须，强行让他们穿西服。他还使教会势力完全成为世俗国家的从属。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彼得大帝把俄罗斯的舵盘转向了欧洲。在他统治俄罗斯的三十年间，至少在表面上，俄罗斯成为一个看起来像欧洲的国家。此后的历代君主都沿着彼得大帝披荆斩棘开拓的这条道路前行。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吸取当时欧洲流行的“启蒙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此她也成为与彼得大帝并列的“一代女皇”。“俄罗斯可以称为欧洲的大国”的说法也是始于这位出生于德意志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时代。

19世纪俄罗斯成为名正言顺的“欧洲大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柱石。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主导维也纳会议；很多欧洲国家被革命动摇之时，尼古拉一世充当欧洲宪兵，追求“俄罗斯民族主义”；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并推进近代化改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都是欧洲大国君主的角色。罗曼诺夫家族从彼得大帝开始一直与德意志王室有着联姻关系。无论怎么看，罗曼诺夫家族都是一个欧洲的王室家族。

然而，对大部分民众来说，西欧化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彼得一世的改革仅仅是加重赋税与强征兵役。头脑中根深蒂固地有着“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而是神的”这种稚嫩意识的农民，只能在强化土地共有制的所谓“西欧化”中，背负着愈加严重的课税。

进入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打工，但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润泽。欧洲很多国家大力推行的、在农民中普及初等教育的事业，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后期才开展起来。虽然教会与圣像仍是他们的心灵居所，但他们对专制君主“沙皇”的崇敬也十分强烈。老百姓心里仍然深信不疑地抱着“好沙皇”的信念，对现实当中的皇帝家族却越来越投以严厉的目光。罗曼诺夫王朝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虽然绘制了仿照彼得大帝风格的古风画像，但专制政治却已在人们不自觉中没入历史大洪流。

本书所讲述和论述的中心是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历史。作为前提，“中世纪的俄罗斯”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即使有些地方讲述得不够充分，但也不能因此而省略这个部分。

（关于纪年，本书使用俄罗斯历法，也就是儒略历。如果把俄历日期换算成公元纪年，18世纪的日期可加上11天，19世纪可加上12天，1900年至1981年1月31日可加上13天即为公历纪年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