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化的先导
“大航海时代”与欧洲海外扩张的开始
葡萄牙参与亚洲贸易
众所周知,在憧憬“东方财富”的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中,先驱当属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国葡萄牙。
中世纪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处于来自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势力的统治下。反抗伊斯兰势力的运动,正如《罗兰之歌》所描述的那样,在8世纪末的查理大帝远征中就可以看到。欲统治半岛的基督教势力也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间歇地与之对抗。这种攻势后来被西班牙语称为“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即将其定性为“再征服”,或者视其为十字军东征的一环。
到14世纪末,葡萄牙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并确立了王国的领土。但是,小国葡萄牙并没有足够的领土和金钱给予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立下功勋的贵族们。此外,葡萄牙也有将收复失地运动扩展到海洋对岸,将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的志向。更何况,这个位于半岛、面向大海的国家积累了优秀的航海技术,也不足为奇。1415年,葡萄牙攻占了北非的伊斯兰据点休达,在接下来的15世纪,以“航海王子”恩里克为代表的葡萄牙航海家们,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不断寻找通向“东方财富”的航路。
瓦斯科·达·伽马
第一位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的欧洲人
回过头来看,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幕已经准备妥当。“大航海时代”这一术语带有冒险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向往大海的浪漫情怀。但是,当15世纪初葡萄牙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探寻南下的航路时,中国郑和率领的大型船队就已经尊奉明朝皇帝的旨意,从南海出发,横渡印度洋,到达了遥远的非洲大陆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对亚洲来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了。
在葡萄牙冒险航海的延长线上,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终于在1488年到达了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受国王派遣的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得到了穆斯林领航员的帮助,横渡了印度洋。最终,欧洲人首次经由海路到达印度西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穆斯林领航员表明,在印度洋海域已经存在从东南亚经印度洋连接波斯湾和非洲大陆东岸的大规模贸易世界。利用季风的印度洋贸易,早在公元前后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贸易区域,但是在瓦斯科·达·伽马冒险航海的时代,印度洋贸易是穆斯林商人和船员们活跃的世界。
此后不久的1510年,葡萄牙以武力为后盾占领了印度西岸的果阿,并在此设置了总督府。他们还在非洲大陆东岸的莫桑比克和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等地构筑了要塞,希望以此限制这个海域的穆斯林商人,谋求掌握贸易的主导权。此外,从印度往东,葡萄牙又于1511年占领了香料贸易的东部中心马六甲,控制了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最终将香料主产地摩鹿加群岛也置于殖民统治下。1517年,葡萄牙涉足广州,直接与明代的中国开展贸易;1557年,葡萄牙将澳门变为居住地,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其间的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种子岛。他们带去了火枪,不久就在平户岛从事和日本的贸易以及传教,日本也随之与葡萄牙发生了联系。经由这些商人之手,日本产的白银在亚洲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恰好此时,以东南亚海域为中心的亚洲内部贸易呈现出现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所称的“大贸易时代”的活跃局面。葡萄牙开始参与,并尝试控制此时的亚洲贸易。尽管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但商人将从亚洲带回的胡椒等香料和宝石等物品在欧洲内部转卖,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我们现在也许会觉得,不过就是胡椒而已,但是,对于当时不产胡椒的欧洲而言,它简直贵重得令人难以想象。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个古老修道院回廊的廊柱上就雕刻着胡椒树,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里斯本的科梅尔西奥广场
令人追思海洋帝国葡萄牙繁荣的、面向河港的交易市场
沿塔霍河逆流而上,距离大西洋十三公里处,面对良港的城市就是里斯本。依然雄伟的商业广场面对港湾敞开,使人追忆昔日的海洋帝国。过去,比起那些直接面对大洋的外港,这些能够保证大型船只溯河而上的内港,无论是在抵御外敌,还是抵抗暴风雨的安全方面都具有优势。
里斯本的繁荣,成为后来不可避免的欧洲“繁荣中心转移”的先驱。整个中世纪,欧洲远途贸易的中心是面对地中海的意大利海港城市。当然,此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也并未过时,但是以海路直接与亚洲相连、取得巨大财富的葡萄牙及其首都里斯本的繁荣,意味着欧洲远途贸易中心开始转移到面向大西洋一侧。这是象征着新时代开始的一个变化。
西班牙开始统治美洲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比葡萄牙略晚一些完成了再征服运动。1492年,残留在半岛的最后一支穆斯林势力奈斯尔(Nasrid)王朝投降,丢弃了优雅的阿尔罕布拉宫,逃往北非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年,新生国家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为热那亚商人出身的航海家哥伦布提供资金,资助他向西冒险航海,探索通往印度的航路。对“东方财富”的憧憬在这里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哥伦布
在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最初到达的地方是圣萨尔瓦多岛
众所周知,哥伦布船队经过艰难的航海后,最初到达的地方是位于现在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岛。这当然不是该岛最初的名字。“神圣的(San)救世主(Salvador)”这个名字是他们赋予的。哥伦布此后三次成功横渡大西洋,探查了加勒比海诸岛屿和中南美洲沿岸,试图开发这些殖民地,但到最后他还是相信这里就是印度。他将该地命名为印第安(Indian),称该地居民为印第安人(Indians,印度的人)。欧洲各国的冒险家们先后横渡大西洋来到这里,然后回国,进而不断将南北美洲的情况带给欧洲。同时,被欧洲命名的情况也在美洲各地上演。
1519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援助下,麦哲伦船队横渡大西洋,越过南美洲大陆南端进入太平洋,然后自东向西航行,到达了现在的菲律宾群岛。之后他们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于1522年回到了西班牙。“菲律宾”即是以当时的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领队麦哲伦死于途中的战斗,其他继续航海的船员成为最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地球是圆的之人。大约从这时起,西班牙正式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活动。
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与葡萄牙对亚洲的殖民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向往东方财富的动机、继续收复失地运动并意图向海外扩展基督教的意图,以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行动的强行扩张,都是二者的相同点。但是,美洲没有可与亚洲匹敌的经济,尤其是以海洋为中介的富裕的贸易活动,因而,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抢掠贵金属和财宝的掠夺经济的特点。但是,这种掠夺经济自然难以保证持续统治。将美洲定位成“新西班牙”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迅速明确了建立殖民地经营生产的组织化方向。在这一点上,它与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具有明显的不同。
可以看到,美洲有黄金国、黄金乡的幻想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魔力。最初,科尔特斯成功攻陷了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并掠夺大量财宝。这是1512年的事情。1533年,皮萨罗效仿科尔特斯的做法,征服了印加帝国。对于那些陆续横渡大西洋的征服者们来说,这就是以生命做赌注的一攫千金的大冒险。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理由就遭受到攻击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可接受的事情。
这样的征服和掠夺的另一方面是,当时西班牙在统治美洲上采取了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即委托征服者们将当地居民变成基督徒,作为代价,赋予他们统治当地的权限,即代行统治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当地居民因殖民者开发经营农场和矿山而遭到残酷的奴役和剥削。此外,殖民者从欧洲带来了当地之前没有的感冒、天花和麻疹等。随着这些疾病的流行,美洲人口锐减。学界对此有很多估算,其中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开始后的一个世纪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人口从五千万锐减到了四百万。
征服者科尔特斯
攻陷了阿兹特克帝国,抢掠大量财宝。出自《日本的博物馆 第5卷》
结果,为了填补劳动力的不足,殖民者开始买卖非洲原住民作为奴隶使用。这是一种以人为商品的罪恶贸易行为。到19世纪奴隶贸易被禁止前,这种跨越大西洋,连接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奴隶贸易给奴隶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伊比利亚半岛港口作为连接西班牙和美洲的船队的据点得以繁荣起来,特别是构成其重要中心的塞维利亚,它也是和里斯本一样的河港。
塞维利亚的繁荣
因与“新大陆”间的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塞维利亚,拥有瓜达尔基维河上的港口,画面中心矗立着12世纪穆斯林时代建造的希拉达塔
“梦幻东方”的吸引力
促使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扩张的重要动机,是基督教势力再征服运动的扩展和对“东方财富”的渴望,这在上文已经多次提到了。乍一看好像完全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动机与现世的经济动机,在当时似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存在于东方的财富,不仅仅是丰富的黄金和商业利益。
在距今二十年左右的时候,东方学者弥永信美出版了《幻想的东方—东方主义系谱》一书,该书汇集大量史料,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成果。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对于中世纪欧洲而言,想象当中的印度是一个位于东方某处的富庶地方,与现今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完全是不同的地方。这种差异在地理知识很有限的当时是能够被理解的。但是,那里被看成是祭司约翰尼斯(Johannes)治理下的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早晚应该与欧洲世界联合,实现世界全体基督教化。或者在地极的约定之地、“流淌着奶和蜜”的印度帝国就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存在。英语中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和葡萄牙语中的“普莱斯特·约翰”(Prester John)指的都是祭司约翰尼斯。
葡萄牙开始探险茫茫大海的时候,有关祭司约翰尼斯的各种想象力丰富的传说,被煞有介事地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以意大利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角的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贸易,也在现实中将东方富庶的物产带到了欧洲。让我来引用一下弥永信美的书里的内容吧!
耶路撒冷和印度—至上的神性与无限的财富—在这里通过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神学的方程式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脉络当中,即便幻想中的祭司约翰尼斯的影子再次牵系人们的心灵也并不奇怪。
想要不经由穆斯林的中间榨取,从神秘的印度直接运回无尽的财宝,并与治理印度的基督教国王祭司约翰尼斯联手,夹击伊斯兰教,并据此最终完成夺回耶路撒冷的终极目标,是中世纪后期拉丁世界的基本世界战略。因此,最为紧要的任务首先是探明“印度”所在。
最初,迪亚士将气候恶劣的非洲南端尖角命名为“暴风角”,但后来该地被称为“好望角”,原因就是它“表达了到达普莱斯特·约翰王国通道入口后的喜悦与希望”。即使在精于算计、唯利是图的现代,唤起人们想象力的形象依然左右着人们的判断。这一点我们屡次经历,在宣传营销方面也成为被考虑的对象。过去,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线更不明确。16世纪及其前后,欧洲各地一度刮起狩猎女巫的风潮,那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也醉心于炼金术,潜心于恶魔学的研究。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来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或许太过于异常了。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当时欧洲人心中的印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在卡利卡特,当地人问达·伽马一行为何而来时,他们的回答是“为找寻基督徒和香料而来”。达·伽马不仅带着葡萄牙国王给当地国王的亲笔书信,还带着给普莱斯特·约翰的信。
即使哥伦布本人也不完全是为了成为有钱人,或者为了黄金才冒险航海。他在航海日志和书信当中频繁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神学世界观。的确,正因为哥伦布本人认真地考虑要将“地上的乐园”印度(印第安)地区的财富和黄金献给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事业,因此最终在无比失意中死去。不过,以现世的眼光来看,那只不过是他在印第安地区的殖民地经营尝试以失败告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