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2009年11月23日早晨6时45分，那个“翻译整个中国”的老人走了，老人的离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媒体重镇纷纷在显著位置发布讣告，以示悼念和尊敬。国内媒体称他为“译坛泰斗”“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整个中国的人”“《红楼梦》英译者”等，《纽约时报》称他为“把中国古典和当代文学译成英文的知名翻译家”。老人的离去在英国引发的反响尤为激烈，《卫报》《泰晤士报》等主流媒体均不吝溢美之词。这位老人就是杨宪益。他的逝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道文化桥梁断了”（韩浩月，2009），随着他的逝去，我们开始追问：谁来继承杨宪益生前未竟的翻译事业？杨宪益身后，谁能担负起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任并赢得广泛认可？伴随着这些疑问的是一个经久盘桓于译界同仁脑中的乌云：中国文学究竟应以何种姿态走向英语世界？倘若有详细明确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以往的种种努力是否是简洁有效的路径？同时再次勾起人们对于文学外译的反思，如何才能让中国文学真正有效走向世界？

根据马祖毅（2003:2）考证，汉籍外译起始于六世纪的北魏时期，之后自印度归来后致力于译经的唐代僧人玄奘曾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以便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他们一方面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另一方面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等西方文字。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之际，中国学者才主动把传统经典，尤其是文学名著译成外语，代表性人物有，早期的陈季同、辜鸿铭等，后期的林语堂、萧乾等。之后，随着海外移民数量增多，海外华人开始在西方的大学担任教职，也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比较典型的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际真，他曾节译《红楼梦》并翻译多篇鲁迅小说。这些先驱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做出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但就总体的传播手段、范围和效果看，单个译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缺乏系统性，通常表现为选材随意、译文水准参差不齐、传播效果有限等。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要到建国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封锁，加之当时国外媒体和台湾方面对新中国的歪曲报道，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展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崭新形象。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即中国外文局前身）成立，并创办一系列杂志，如《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中国报道》（China Report）、《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等向世界宣传报道新中国。与此同时，国家还意识到文学作品对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尤其在国际政治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对外宣传报道经常遭到封杀、歪曲及丑化等有色处理，通过文学作品向外部世界展现与国外媒体报道迥异的新中国形象不失为一种变通之道。于是，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创刊，这是国内唯一一份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的综合性杂志，从创刊到2000年底停刊，共发行590期，译介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余篇。（田文文，2009:8）除了《中国文学》杂志，外文出版社（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以下简称外文社）还以单行本出版大量优秀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据统计，仅在“十七年”间，英译文学作品就达171部之多（倪秀华，2011:27）。“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外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较少。但是，改革开放伊始的80年代初期，对外译介热情再次复燃，1981年开始，杨宪益主持“熊猫丛书”系列，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作品。截至到2009年底，“熊猫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耿强，2010:46）。令人遗憾的是，2000年《中国文学》停刊，之后，“熊猫丛书”也逐渐停止出版，有论者认为，上述两项对外译介活动终止的主因是译文质量和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耿强，2010；郑晔，2012）

尽管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作受挫，但国家层面并未丧失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信心，相反，近年来加大了对文学外译的赞助力度。1995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始推出“大中华文库”；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资助“金水桥计划”；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中国作协开启“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启“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汉办资助“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系列外译活动。另外，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影响力与感召力。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大自信，并且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种场合倡导“讲好中国故事”，并且身体力行。在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十九大在文化方面的重要内涵。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文化浪潮中，提升“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华文明继往开来、重振复兴之路的精神内核。它直接影响世界文学版图的角力和国家软实力竞争。在此过程中，“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外译自然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必然要求和必经之路。

随着近年来国家加强“软实力”战略的实施以及对中国文学外译赞助力度的加大，如何在今后的文学外译工作中做到译介对象明确、译介选材恰当、译员团队结构合理和传播效果良好等各个环节之间的系统化、有序化和前瞻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就需要我们回溯以往中国文学外译历史，总结建国后六十余年来国家赞助的成败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全面检视、研究其文学译作生产、传播和接受等各个环节的运作机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今后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提供切实借鉴，才能使中国文学更有效“走出去”。

那么，在研究之前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为什么选择国家赞助的中国文学外译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为什么选择杨宪益的代表性译作作为个案？

译界公认的比较理想的译介活动是由译入语文化主动发起，并由母语译者担任翻译工作。显然，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和出版发行机构更了解本国或本地区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偏好，这便大大增加他们的译作获得成功的概率。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英语世界的优秀汉学家数量偏少，其中愿意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并具备相当翻译能力的更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出于所谓“政治正确”的无形压力，英语世界的出版发行机构对待外来作品，尤其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作品的偏见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此外，英语读者对待翻译作品极其挑剔，因此，英美国家出版社一般不愿冒险推出译作，以盈利为导向的商业出版社尤其如此。长期以来，中西文化输入和输出比例严重失衡。据统计，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译入的西方各类图书将近10万册，而西方翻译的中国图书还不足500册。不仅数量少，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基本还停留在器物层面，真正反映中国思想文化的哲学、文学、历史类书籍译出的非常少。（王岳川，2002:9-10）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注骤增，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数量会同步增长呢？我们以美国出版发行机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为例做一个考察，专注于文学译作的“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网站每年都会发布美国出版发行机构推出的文学译作数据。据该网站统计，自2008年始至今，出版的译作共4493部，译自法国和德国的数量最大，译自中国的共有153部，仅占全部译作的3.41%，平均每年15部左右。

由此可见，美国出版界每年推出的文学译作数量很小，中国文学所占比例更小，甚至远不及日本文学。指望少数汉学家完全担当起译介中国文学的重任恐怕不太现实，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国家的赞助和推动。当下首要的问题是对以往的国家赞助文学外译模式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的传播出去。

本研究选择杨宪益的译作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国家赞助的中国文学外译模式的代表性。杨宪益的译作数量之多，体裁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无人能出其右。换言之，杨译个案可被视作国家赞助中国文学外译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透过杨译个案可以窥见国家赞助的中国文学外译模式的运作机理。在外文社工作的三十余年间，杨戴夫妇把从西周春秋时期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小说、唐代传奇、明清小说到现当代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文类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寓言、文论和文学史著作等等。这些译作均由外文社出版发行，在英语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杨宪益还先后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的翻译和主编工作，并于1980年代主办“熊猫丛书”的组稿发行工作，毕生致力于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正是如此，杨宪益的翻译活动代表了建国后国家层面上中国文学走向英语世界的努力与尝试。

（2）外译时间最久（1938-1986）。1938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杨宪益为了向老师爱德蒙·布兰顿（Edmund Blunden）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用英雄偶句诗体翻译了屈原的《离骚》，这是杨宪益“翻译中国”之肇始。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后，1943年应梁实秋之邀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专门从事中国经典《资治通鉴》的英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杨戴夫妇应外文社副社长刘尊棋邀请，举家前往北京。此后三十余年致力于中国文学英译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之后二十多年间，杨宪益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接受国内外媒体的个人采访，分享翻译心得。作为外文局工作多年的资深专家和译者，杨宪益目睹并亲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工作的深刻烙印，通过对其翻译历程的考察可以窥见建国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的历史。换言之，杨宪益个人的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外译史。

（3）英语世界的影响最大。杨译作品众多，其中很多都是首次译成英文，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对杨戴夫妇的杰出工作抱有感激之情，很多汉学家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曾得益于杨戴的优秀译文。著名汉学家、《西游记》英译者詹纳尔（W.J.F.Jenner）如此评价杨戴夫妇：“他们的译作是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典范，外文局的译者中很少有人能与其匹敌，……倘若列出一份英译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译者名单，杨氏夫妇必然名列榜首。他们在1948年推出第一份翻译成果：《老残游记》英译本，在此之前，英国图书市场能有多少中国文学英译本？有多少英语国家汉学家应该对杨戴夫妇表示感谢？”（Jenner，1990:188）杨戴夫妇翻译的《唐宋传奇选》《宋明平话选》《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等被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成为西方汉学家普遍重视的英译中国古典著作。（邹霆，2001:284）

1956至1960年推出的四卷本《鲁迅作品选》（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是向英语世界“首次系统译介鲁迅的尝试”（Lu Xun，1990：xlii），杨戴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在海内外多次再版重印。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曾动情地回忆自己最初购读杨译鲁迅小说以及之后拜访杨宪益的情景。（寇志明，2007）另一位鲁迅研究专家黄乐嫣（Gloria Davies）在其2013年新著《鲁迅的革命：写在暴力之中》（Lu Xun's Revolution: 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中，特别向杨戴夫妇及其译作致以谢意。（Davies，2013：VII）不仅专家学者从中受益匪浅，四卷本《鲁迅作品选》以精炼的选题和准确的译笔成为欧美各大学中文学生至今沿用不衰的教科书。（雷音，2007:186）杨译鲁迅小说被收入《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4）、《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3）、《现代中国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tories，1970）、《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1981）、《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95）等英语世界重要的世界和中国文学选集，对英语国家的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教学产生深远影响。

概言之，杨戴夫妇浸淫中国文学外译工作三十余年，“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郭晓勇，2009）目前对杨译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的探讨，对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鲜有深入探讨，因而对其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多数学者认为杨译本在语言层面上忠实于原文，但传播效果却不佳，尤其是杨译《红楼梦》的传播效果无法与霍译《红楼梦》匹敌。那么，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造成杨译本所谓的传播不佳的深层次症结何在？究竟是译者的主观原因还是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亦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解答这些疑问，需要我们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杨译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进行全面探讨，分析其成败得失，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