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以杨宪益英译作品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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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

其一,翻译观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译”“如何译得好”,目的是提出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译文对比和评析。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新了人们对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就是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并不是独立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协商。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停留在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层面。从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到译本的流通、阅读、评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传统、读者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因此,翻译是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manipulation),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已不是本源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打上了译入语的文化烙印而进入译入语文学系统之中,成为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就获得了新的文学和文化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就需要考察该作品之译本形态及其生命基因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重构的。重构过程,既包括翻译过程之中文本层面的迻译、改写,也包括翻译过程之外的评介和解读。因此,完整的翻译研究,包括翻译选择、译文生产方式、译作在译入语中的接受、评价等等这些前后相继的环节。

“文化转向”增强了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对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研究者认识到,翻译研究不能就译本而译本,而应回到翻译生产的“历史现场”,将译作放置在其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深入到翻译现象背后,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探讨,由此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思想性,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品格,因而也提高了翻译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

“翻译”和“翻译研究”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就促使了翻译研究关注点的转向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表现为:从寻找翻译规律,转向从翻译现象中发掘问题进行分析、阐释;从探讨“如何译”,转为探讨“为何译”“为何如此译”;从译文对比优劣的评析,转向对译文背后所潜含的译入语文化因素影响的阐发;从文本语言层面,深入到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方面;从只关注翻译过程,转而将翻译看成是一个从翻译选择到译本流通、接受、产生影响的系统工程;从只关注译作的语言形式和特征,转而关注译作的文学性、文化性;从关注语言层面的转化,转而注重考察与译本相关的作品介绍、评价、研究,从文本性层面,扩展到分析译本所塑造的文化形象,等等。

其二,翻译研究对象的拓展。过去的文学翻译研究,以外译中为主,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而对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甚少,且仅止于译介情况的介评层面。

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强国、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塑国家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外人文交流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文化形象和文化影响力,更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议题应运而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而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表现形式,蕴含着生动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和生命姿态。因此,文学译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现状、效果如何,成功的经验何在,中国文学的译介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等问题,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正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该丛书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选择、译介效果、读者接受与文化效应。在研究对象上,既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整体特征的分析、总结,又有对翻译家、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有译本层面的文本分析,又有超出文本之外,探讨译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考察中国人的文化理念、生存样态和情感体验如何在异域文化语境中获得重新表达。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展示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又切合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主题,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意义。丛书体现了一群致力于翻译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拓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切关注,以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学术智慧。

查明建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