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偏是世俗文章才见神异形象——济公小说艺术解读
济公的故事,从它诞生时候起,就是世俗文章。作为故事,首先是世俗民众的编撰,是民间的传播。数不清、道不明的那些编撰者从史籍、佛典、方志那儿“捕风捉影”,从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中得到素材,添枝加叶,添油加醋,编撰和传播了这样的一个和尚的故事。人们通过这些故事去发泄自己的情感,倾吐自己的疾苦,表达自己的愿望,寻找自己的安慰。虽然由于传统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观念和时代的伦理教化之论使编者、传者、听者、读者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泛道德观,但这一切都是民众的需求,世俗文章就是如此。正如《济公全传》第八十八回开头所插作者的一段创作动机之论:
这套济公传,济公为度世而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必然遇难成祥。赃官佞党,淫贼恶霸,终久必有报应。做书人笔法,使看书人改恶行善,劝醒世人。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听书看书的人,恨不能一时有救。为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乃人心公平之处,自古至今一理。……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有关济公故事的各种版本的作者是谁;有的虽然署有名号,我们还是难以发现他的身世经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如此丰富(或曰杂乱)的版本中发现,济公故事的主体内容、济公故事的主要倾向、济公故事的主要形式都是由民众百姓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否则它不会传得这么长久、广远,不会发展得如此丰富生动。济公的形象与其说是立于字里行间,不如说是先立于民众心中。民众的审美需求产生了一位如此神奇之活佛、怪异之颠僧。
(一)在“虚实”、“真假”之间作出艺术选择
明眼人看了济公故事,都会说这是“虚”的,或者说是虚构的。世上哪有一药治百病,六字真言斗恶人、恶道、妖魔之事?济公与道士、高僧以及妖魔的定神法、种种道术法宝也都是无稽之谈。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那些妖道、妖僧、妖精形象本身也是纯假之物。但是,济公故事的生活时代又是“实”的,实实在在的。权势欺压平民,官吏草菅百姓,富豪侮辱贫穷,强盗滥杀无辜……在济公的绝大多数故事中,事件的起因,即济公所要管的“闲事”,正是社会的现实。
从一般情理而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由于其最初作者(编者)和最主要的接受者都是既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穷困生活,又更需要安慰和幻想的精神支柱的平民百姓,虚实、真假的巧妙结合便成为最基本的艺术创作特征。人们同意甚至要求再现他们的穷困之境,否则更无处去诉说心中的悲苦;人们也同样要求表现他们的幻想,他们希望自己的困境能最终得到改变,现在不行,将来总行;自己不行,儿辈总行;今世不行,来世总行;现实不行,文学艺术之中总行;张三不行,李四总行,否则生活太残酷了,太无情了,心理得不到平衡,得不到安慰。由此而论,积淀于民众百姓心中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岂止是宗教宣传所致?更多的、更有意义的是信奉者现实心理的需要所导致的。
中国民众十分讲求实惠,其实惠讲求到天上的玉皇、西天的如来都被认为太高太远,还是西天佛祖派来的济公最合适,不仅近在身边,降低入世,而且不招自来,济困扶危,惩恶扬善,治病救人,破案除妖,斗道压邪,兴利消灾,无所不包,药到病除,化险为夷。
济公,就是这样为世间文章所写、为通俗文学所立。
小说开篇第一位接受济公师傅救苦救难的就是平民百姓董士宏。母亲已死,女儿分离,不知去向,赎女银两,也已遗失,山穷水尽的处境,使董士宏决意自缢,具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谁知柳暗花明,济公不招而至,洞察世情,他劝止了董士宏自缢的念头,将他带到赵文会员外家门口,戏谑了赵文会请来治母病的名医李怀春,自称也能治病。他留下董士宏在大门口,随主人进宅,又是一番戏谑,再用他那“八宝伸腿瞪眼丸”一块,竟将赵母重症治愈。赵文会又要济公帮助治儿子。济公开的药引子是五月初五日生的五十二岁的男子和八月初五日生的十九岁的女子的眼泪和药。这男子不是别人,就是立于门外心中焦急的董士宏,这女子不是别人,乃是董士宏十载不见的女儿。结果大家满意欢喜,赵文会儿子的病被董士宏父女二人的泪水化药治好。而董士宏又意外发现,女儿正在赵家当丫鬟。现实和幻想在此巧妙结合,合乎人们的口味,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合情合理。
其他的许多故事也如此。比如秦相府惩恶劝善,对秦怛的惩罚令人拍手称快,人们在虚构的故事中找到了对权势胡作非为予以批判的共鸣。济公戏弄差役赵福、赵禄,让二人轮流扛着七八十斤重的石头当宝石卖,从而接济了贫困的高广立,读者、听者在现实同情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会对幻想中的调侃之术露出会意的笑容。
济公既成为善的使者和正义的化身,艺术创作必定出现倾斜。人们希望济公是百战百胜、永不失败的圣人。这是小说把济公编到绿林好汉群伍之中从而成为义僧,又把济公放到斗道压邪战火之中从而成为圣僧的创作思维发展趋势。济公的慈悲在绿林好汉看来,又成了“义气”,这是陈亮、雷鸣、杨明以及马静等人尊敬济公甚至拜为师傅的原因。济公的慈悲在是非分明的道士那里,又成了“道行”,这又是鲁修真、东方太悦、孙道全、褚道缘等人改变对济公的敌对态度,转而友善相助,或拜为师傅,甚至为济公献身的原因。无疑,作者对济公的道行和法术都作了夸张与修饰。人们愿意如此,人们心理平衡的基础就是有道者必胜,正义者不能败。谁也不去理会,济公果真有如此能耐吗?
这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艺术的创作,在“虚实”“真假”之间作出的选择合乎创作规律,不违背读者观众心中的情理,作品便能产生魅力。
明代中叶出现的神魔故事《西游记》似乎在证明这样一种文学创作趋势:人们不仅喜欢选择像刘备、宋江之类两耳垂肩、两臂过膝,满口仁义、一心道德的正人君子做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和正面形象;而且也喜欢编造出像孙悟空这样无法无天、既有超凡本领又善戏谑且乐观待世的神仙奇人做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和正面人物。这种趋势,既可以看作是人们已开始更客观地去审视正人君子偶像,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发现了文学具有多重意义。对偶像的崇拜不失为中国传统的一种心理平衡术,以戏谑待世不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式的软幽默吗?
济公故事的编撰,是顺着《西游记》的艺术思维发展而来的。历史上的确有过疯颠处世、戏谑待人的和尚,但历史真实归历史真实,文学创作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真实可以成为文学的基础和模特儿,文学也须要真实为素材、为背景。但真实进入文学的前提是它必须顺应或服从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只要是适应了这种要求的,哪怕是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也将会被编撰者赋予它以真实的生命与特征。孙悟空故事是这样,济公的故事也是这样。
当然,济公与孙悟空又有很大的区别。从形象意义上看,孙悟空以其前(大闹天宫)后(西天取经)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去对待世界。前者,目空一切,佛、道二家皆不在眼中;后者,不得不遵佛祖之意,护送师傅,傲视一切的脾性虽未变更,但再也跳不出如来的手心。孙悟空可谓是由“在野”而不得不入佛教。
济公则前后一以贯之,本是西天降龙罗汉,奉佛旨降世度人,专管人间不平之事。济公可谓是由佛地主动进入世俗。孙悟空由“俗”入“佛”,佛祖不放心,给他一个紧箍进行约束限制,所以孙悟空一旦戴上,再也挣脱不得,稍一放野,就有头痛得如裂开一般的痛苦在等着他。济公由“佛”进“俗”,奉佛旨而来,自然是道行高超,随心所欲而不越佛意,所以他不仅没有什么紧箍一类的东西,连佛家戒律也可随意破守。如果当年的孙悟空、猪悟能甚至沙悟净得知,也是十分羡慕的事。
《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造反宗旨在于“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四个字说白了,也就是管尽天下不平事,所以在丰富、生动的《水浒传》英雄故事中,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有关打抱不平的故事,最喜爱的还是武松、李逵、鲁智深这些讲义气、打抱不平的英雄。当年,金圣叹“腰斩”《水浒全传》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使英雄好汉们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精彩故事保存并传播开来。
中国社会千余年来,英雄传奇小说十分流行,进而发展衍化出武侠小说以及今日的新派武侠小说,应是同广大民众在沉重的社会压迫之下,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生活窘境有极大的关系。某人遭了劫,或受了冤屈,或得了重病而又无力或无法医治,便期望有神异之人来到,以拯救自己出火坑狼窝。宋江的绰号叫“及时雨”便有此意。人们曾期望过《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期望过包公包青天,也期望过济公。《济公全传》与此前“语录”系统的济公故事在创作上最大的不同,便是增加了大量的济公与绿林好汉的故事,增加了济公自己的侠义行为。济公不仅是“疯颠和尚”、“圣僧”、“活佛”,而且也是“义僧”。
不过,济公与梁山好汉不同,他头顶有佛光、灵光、金光,真身显出,是一位身高丈余的十世罗汉。闭住三光,平时俗相,却是一个一身破烂肮脏的颠和尚。济公手中没有刀枪斧棍之类的兵器,也不会拳脚,但是济公有着凡夫俗子不可能具备的六字真言、僧帽、草鞋法宝等,还有那能治百病的妙药。梁山好汉是人世间武艺高强的英雄,济公则是入世活佛。二者又不可比拟。
总之,济公故事的创作编撰受到前代神魔小说和英雄、义侠小说的极大影响,是在当时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之下,在“虚实”、“真假”之中创造出来的又一类故事。所谓的又一类,既是神魔,又兼义侠,可谓是神侠类小说。
(二)夸张手法与喜剧手法并用
神侠小说,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一定少不了夸张,只有夸张,才能突出神异人物和英雄侠客的形象与本领。
《济公全传》对人物形象(外貌)的夸张常用浓笔重彩,手法十分类似戏曲脸谱的描绘,也许就是接受了当时戏曲表演艺术的影响。
济公的疯颠相,曾使董士宏以为“长的甚为不堪”,也使济公的对手敌人无不卑之轻之:
怎见得?有诗为证:
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乜斜睁又闭。若痴若傻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
破僧衣,不趁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鞑接又续。
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遥。(第二回)
济公的罗汉像,凡夫俗子见不到,妖魔恶道见了,心惊胆战,甘拜下风:
济公哈哈大笑道:“好孽畜,你也不知我是何人。”自己用手一拍天灵盖,透出佛光、灵光、三元,别人瞧和尚照旧肉体凡胎,妖怪一见,吓得惊魂千里,见和尚赫扬扬,身高丈六,头如巴斗,面如獬盖,身上穿铁铎,赤腿光脚,活活一位知觉罗汉。(第七回)
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外貌,都是夸饰出来的,它们一并显示出济公的与众不同。全书多次重复这些描写,不断地加深了读者对济公形象的印象。济公形象的独特与道法的高明是济公故事吸引众人的主要因素。
对其他僧道妖魔的描写也多有夸张之笔。如假济公飞龙僧:
……只见红马上骑着一个大和尚,看那样子,跳下马来,身高有一丈,大脑袋,膀阔三停,项短脖粗,赤红脸,穿着黄袍,脖子上挂着一百单八颗念珠,背后带着戒刀,白袜黄僧鞋,真像个罗汉样子。(第一百三十二回)
飞龙僧“有五千年的道行”。又如金风和尚和马道玄二位:
……头里站定一个僧人,身高九尺以外,猛威威足够一丈,身躯高大,形状魁伟,颈短脖粗,脑克大胸,肩宽臂膀厚,肚大腰圆,披散着头发,打着一道金箍,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粗眉大眼,直鼻阔口,身穿一件黄僧袍,腰系丝绦,白袜僧鞋,背后背着一口戒刀,手拿萤刷。后面站定一个老道,也在身高八尺,头挽牛心发髻,身穿古铜色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发如三冬雪,鬓似九秋霜,一部银髯,真是仙风道骨,手拿拂尘,背背一口宝剑。(第二百零四回)
写得既夸张传神,又僧道有别。
又如在铁佛寺坑害百姓的大蟒精,连华清风看了,也吓得打寒战:
九宫真人华清风,抬头往北山坡上一瞧,原来是一条大蟒。头在东山头,尾在西山头,真有几百丈长,有大缸粗细。华清风瞧着,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那蟒在山岫里抽来抽去,抽到一尺来长,一溜烟起在半悬空。华清风看的目瞪口呆。(第八十七回)
夸张僧道妖魔的本领法宝真是想象奇特,尽管最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在作者的笔下,仍然是各有千秋,十分了得。
济公的僧帽能罩住妖魔,能收各类僧道法宝;草鞋会拐弯追踪打人;六字真言可避难变化;一块妙药可医治百病;五行挪移大搬运术无物不搬;等等。又如:
张妙兴老道的混元如意石。“这石头能大能小,要大真能有数丈大,要小如鸡子一般,可以带在兜囊。这石头要打着人,准打个头碎血出”。(第三十五回)
东方太悦老仙翁有宗宝贝,名曰“五行奥妙大葫芦”。“这葫芦能装三山五岳,勿论什么精灵,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第六十五回)
鸳鸯道张道陵庙中有一镇观之宝,叫乾坤颠倒迷路旗,“勿论什么精灵,一晃这旗子就得显原形,就是带路金神,一晃这旗子就得翻身栽倒,若是凡夫俗子,能把三魂七魄晃散”。(第一百三十三回)
坎离真人鲁修真有一宗镇观之宝,名曰乾坤子午混元袋,作用如同“五行奥妙大葫芦”,也是“勿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第一百三十四回)
玉面老妖狐长寿仙姑有根捆仙绳,“长够九寸九,按三寸三分为三才,又名叫子母阴魂绳。这绳子炼的时候,先得害一个怀男胎的妇人,把妇人开了膛,用子母血把这根绳子染了,有符咒推着,借天地正气,日月精华,炼七七四十九日。这绳子扔起来,能长能短,勿论什么妖精,捆上就现原形,连大路金仙捆上都得去五百年道行”。(第一百五十三回)
赤发灵官邵华风有件宝贝叫乾坤子午混元钵,原是八卦山松阴观镇观之宝,“经过四个甲子,里面有五行真火,勿论什么妖精,装在里面六个时辰化为脓血,就是西方罗汉装上,都能把金光炼散,过不去伽蓝山”。后来,多亏鲁修真这位八卦山松阴观坎离真人设法将此钵从邵华风手中收回,否则,济公斗邵华风也是十分危险的。(第一百九十回)
马道玄的宝贝是“振魂牌”,“要当啷啷一响,勿论有多少人,能把三魂七魄振去”;又有“避光火神罩”,“其形似罩蟋蟀的罩子,要罩上人,内有三才真火,能把人烧个皮焦肉烂”。(第二百零五回)
金风和尚会喷黑气,“这是他九千多年的内丹”,又有一根捆仙绳。(第二百零五回)
六合童子悚海祖师爷有一颗六合珠,“要用也不用念咒,打出去山崩地裂,如雷一般有一道白光,勿论什么妖精,打上就得现原形,最利害无比”。(第二百一十八回)
卧云居士有冲天矢,“这弓箭是符咒修炼的宝贝,勿论什么精灵,一射能现原形。要是人能射去三魂七魄,最利害无比”。(第二百三十四回)
八魔合力斗济公,济公与伏虎罗汉并肩战八魔也是件万难取胜的事。八魔最怕的是紫霞真人李涵陵和灵空长老长眉罗汉,二人各有一最利害的法宝,前者有斩魔剑,后者有降魔杵,这才在济公最危急的关头收八魔封于子午风雷藏魔洞,救了济公。(第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回)
法宝描写的夸张当然总是同道行、武艺的夸张结合起来的,济公的知过去、晓今日、算未来和那“捏一把,拧一把”的独特打斗方式也都是夸张描述出来的(同时也是喜剧手法的表现)。其他僧道妖魔非凡的本领,都具有夸张的色彩,片刻万里,转瞬不见,幻真作假,变化无穷,增添了多少神异情趣。
如果说夸张性的描述在别的神魔小说和英雄侠义小说中也都程度不一地存在的话,那么运用喜剧手段,或结合夸张的喜剧手段使全书字里行间充满喜剧气氛则是济公故事明显的艺术特征。正如前文所说,济公和尚具有疯颠、戏谑的特征,而济公的事迹融于全书,喜剧手段的运用从而使全书洋溢欢乐轻松的喜剧气氛便是自然的了。虽然书中也有令人愤慨、紧张的情节,但这都是事件的起因或发展中的某段过程,喜剧手段终将使这一切趋向喜剧的结局。甚至在愤慨和紧张的情节中,由于济公的乐观的疯颠和必胜的戏谑,读者仍然是轻松的。
济公虽说是西天罗汉降世,心怀慈悲,专管人间不平事,本当具有一种慈祥而又严肃的高僧模样,他却是以戏谑待人观世甚至处理他所管的人间之事,喜剧色彩由此而来。他的相貌、他的穿着,他走不像走,坐无坐相,出家人贪嗜好酒狗肉的破戒违律之行为,都给人以怪异的趣味;他的僧帽、草鞋、搬运术,又给人以神奇的趣味。这一切渗透到他的故事之中,便充满了无限乐趣。
济公追捕华云龙,以慈悲为怀,多次有意放其溜走,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给他悔改机会。在长达七十余回的情节中(第四十六回至第一百一十七回)华云龙如一条惶恐匆匆的丧家之犬,东奔西窜,落脚难稳,坐卧不安。而济公却是从容不迫,随机应变,救小民于水火,除妖孽于世间,轻松乐观。由于读者对济公是肯定的,济公的乐观轻松对读者来说便是喜剧效果。
济公闹秦相府,从一开始被差役们抓去秦相府的路上就拉开了喜剧的帷幕:怒打恶都管,让秦安等人相互厮打,打得热闹,打得解恨。要班头轮流出钱请喝酒,喝得惊人,喝得解气。在相府中,使家人自相用刑,令人捧腹。秦桧训子,救王兴夫妻,使秦怛闹大头瓮,秦夫人得篆脑风,惩恶救善,令人称快。后来,秦相在转变对济公的看法后,与济公对酌行令联句是这场喜剧的高潮,出现了雅趣禅理,给人的不止是轻松愉快,更是另一番境界的艺术享受:
秦相说:“和尚,你还认得字么?”济公说:“不敢云认字,也略识一两个。”秦相说:“要说酒令,是喝酒,是赌什么?”和尚说:“不赢酒。大人出个对句,我和尚对上,我赢大人一万两银子;要对不上,我和尚输一万两银子。大人想我一个穷和尚要输了,哪有一万现银子?大人不是要拆我那个大碑楼吗?我要输了,把大碑楼给大人好不好?”秦相一听,心中甚为欣悦,说:“和尚,我先试试你的文理,要真有才学,我再跟你打赌。我先出两个字你对。”和尚说:“大人说罢。”秦相说:“幽斋。”和尚说:“对‘茅庐’。”秦相点了点头说:“开窗。”和尚就对“闭户。”秦相说:“读书。”和尚说:“写字。”秦相说:“和尚你输了。我这六个字凑成一处,成一句话,是:幽斋开窗读书。”和尚说:“我那六个字也是一句话,凑成一处,是:茅庐闭户写字。”
秦相说:“我给你出个拆字法的对子,你对上,我输你一万银子。”和尚说:“也好。”秦相说:“酉卒是个醉,目垂是个睡,李太白怀抱酒坛在山坡睡。不晓他是醉,不晓他是睡。”和尚吃了一杯酒,哈哈大笑说:“这个对子好对!月长是个胀,月半是个胖,秦夫人怀抱大肚在满院逛。不晓她是胀,不晓她是胖。”秦相一听连摇手,说道:“和尚不要诙谐。”
秦相想:“这个和尚真淘气。我再出个对子,叫他知道我秦相本是满腹文章,怀揣锦绣,腹隐珠玑。”大人说:“佛祖解绒绦,捆和尚扣颠僧。”济公说:“哎呀,大人这对子可真好,我和尚才疏学浅。”秦相说:“你对上,我再输银一万;对不上,我要拆你的大碑楼。”和尚说:“好。”喝了一杯酒说:“我对一个‘天子抖玉锁,拿大臣擒丞相’。又赢你一万两!”
秦相想:“和尚果然满腹奇才。对对子赢不了他。”方才说:“和尚不用对对子,出酒令吧。”和尚说:“出酒令就出酒令。大人说的,还是大人出。”秦相说:“我要说两个古人,两种物件。这两个古人要一样的脸膛,做事相同,落在物件上,要一活一死的。说上来算赢,说不上来算输。”和尚说:“大人先说吧。”秦相说:“和尚,你听我道来,你要听着。远看一座楼,近看一头牛,吕洞宾醉卧岳阳楼,孙膑架拐骑牛。”和尚说:“远看一座庐,近看一尾鱼,张飞顾庐,敬德吊鱼。”秦相说:“和尚,你输了一万。张飞顾庐,三顾茅庐还可以说。敬德吊鱼,鱼哪有腿?”和尚说:“甲鱼不是有四条腿?”秦相无法,又让和尚赢了一万。
秦相想:“我总要想法赢他。”出来告诉秦安:“你拿个捧盒装点儿凉糕,你在外面等着叫和尚猜。他要猜盒子里没东西,你装着凉糕拿进去;他要猜有东西,你拿空盒子进去。”秦安点点头。秦相回到里面说:“和尚,我久闻你能掐会算,善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已派家人去拿个盒子来你猜,猜盒子里有东西没有。你要猜着,我照数输给你一万银子;如猜不着,我要拆你的大碑楼。”和尚说:“大人,你输急了吧?”秦相说:“我并非是输急了,我倒要试试你的能为。”和尚喝了一杯酒,定了定神说道:“秦大人出的主意高,这件事情真奇巧,捧盒本是空空物——”这第三句,和尚拉着长声。秦安听和尚说是空空物,把凉糕装上拿进来。刚走进来,和尚又说道:“里面装的是凉糕。”秦安一听一愣,到底被和尚猜着。(第二十三回)
济公爱喝酒,酒量还不小;济公不戒荤,大鱼大肉特嗜好,但济公又是出家人,身上无钱无银,有时得到不少,立即施舍出去。矛盾就有了,既要吃酒吃肉,除非去人家里吃喝,就得上酒馆饭铺。济公蒙吃蒙喝便出了名了。不过,济公的蒙吃蒙喝大多数还是别有一番意趣的。每当馆铺伙计揪住济公算账时,不是有赵文会、苏北山、郑雄之类的员外富豪巧遇付账,就是有官府衙差赶来包了;不是济公此刻故意以此找岔子寻事抓贼盗,就是安排好了要治病救人或济困扶危或斗道压邪。
济公曾与郑雄共同惩罚万珍楼恶霸麻面虎一伙,帮助豆腐店掌柜周得山一家,这其中麻面虎还请来了一位神拳罗汉法元,要斗倒郑雄。济公原先曾在万珍楼蒙吃过两次,第一次吃了十吊多钱,不给,伙计跟着去要,跟丢了,回来挨了大管事的廖货这坏东西一嘴巴;第二次又吃了一桌子,二账归一,合银子十二两八钱,廖货跟着济公去取钱,又跟丢了。第三回济公同郑雄一道进万珍楼是来找岔子惩罚恶霸的。这里还得介绍另一位英雄,姓牛名盖,乃前宋《精忠传》中那位牛皋的孙子、牛通的儿子,像祖父辈,生来浑浊猛勇,力大无穷,又得家传好本领,就是太浑,他来京城是投军找饭吃的。这些人碰到一起,喜剧便开场了。开始,法元同郑雄开打,各施所能,打在一处,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围观的人也很多,其中就有牛盖这浑大汉。
郑雄正跟法元打着,未分胜负,这时节济颠和尚在楼上把楼窗推开往下瞧着,直说:“可了不得了,打起来了!快劝快劝!”酒铺众伙计大众就嚷:“你们瞧这个蒙吃蒙喝的和尚,真可恶!”这一句话不要紧,可碰巧旁边瞧热闹之中站着一个浑大汉,他听错了,他只打算法元是蒙吃蒙喝的和尚呢。这位浑大汉有两天没饭吃了,他一想:“这个黑脸的,必是酒铺子掌柜的,因为这个和尚蒙吃蒙喝打起来。我要过去帮着这个黑脸的掌柜的把和尚打跑了,酒铺掌柜的准管我一顿饭吃。”想罢,一摆手中熟铜棍,照定法元和尚就打,连郑雄也愣了。……手中使的这条棍,真有茶杯口粗细,照法元一打,法元吓的忙往外圈一跳。自己一想:“这条棍子要打上,就得脑浆迸裂。”连忙撒腿就跑。猛英雄一声喊嚷:“好球囊的,哪里走。”随后就追。(第一百六十五回、一百六十六回)
这大概是济公算准了的事。对郑雄、麻面虎来说,却是歪打正着:解了郑雄的围,麻面虎还以为是郑雄的帮手呢!喜剧之巧,巧之喜剧!
另外,济公使董士宏父女重逢,马沛然夫妻相见,踢棺材惩罚黑心的棺材店掌柜,“搬运”孙道全诓来的钱财救济张吴氏葬婆母,救周堃姐弟、烧王胜仙合欢楼,惩治坏官陆炳文,救梅成玉兄妹、以狗充美人咬王胜仙的鼻子,救陈亮妹妹,惩皮绪昌等人,在周半城家戏道士捉妖精,为郑雄母治眼,为郑家除妖,破赵玉贞冤案,毗卢寺除妖,为难产妇催生,为孙康氏治血胎,捉凶犯段山峰,白水湖收飞龙僧除鳄鱼妖,为赵善人儿子治哑病,除黑店,斗杀蟒妖、为民除一方灾害,与东方太悦和长寿仙姑斗法,大战慈云观,斗吴法通,捉青狼精,斗华清风,斗韩祺、斗八魔,等等。在夸张性的描述中无一不充满着轻松又有趣味的喜剧气氛。这些情节,本书在介绍济公形象和济公故事时已作了详析,此处不再赘述。
在喜剧气氛中,由于喜剧趣味主要来自于济公的戏谑之法和作者有意作出的巧安排,有的近乎恶作剧,有的则如同戏曲中的“插科打诨”。
恶作剧,在人们看来,若不是小男孩所为,那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须记住的是,济公并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个疯僧、颠僧,他是以戏谑处世待人,他的恶作剧与形象性格特征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能成为喜剧中的笑料。
济公带着马沛然父子去郑雄家为马寻妻,他进郑家的借口是给郑老太太拜寿,拜寿得有礼,济公的四样礼——馒头、大蒜、咸菜、狗肉,几乎全是“弄”来的,因为当时他身上仅两文钱而已。先是在酱园门前要买三文钱的大头菜。掌柜的把大头菜拿了出来,却说只有两文钱,再一摸兜,“呦!我这兜子漏,又丢了一文钱,先给你一个罢,明天我给你带来罢。”到菜摊上买蒜,要买一文钱蒜,将身上最后一文钱递了过去,接过一头蒜说是烂的,要换。掌柜再给一头,济公得了两头蒜走了。见了卖狗肉的,先是好一番夸奖,再说讨肉吃。卖肉的还没开张,见和尚夸了半天,高兴,切下一块有二两给了济公,济公再要一块,说是如果不再给,连给了的这一块的人情也没了,“做情做到底”。济公得了两块狗肉。最后要馒头。
和尚叫卖馒头的过来:“我买。”那卖馒头的过来,和尚说:“热不热?”卖馒头的说:“才出笼。”说着把挑子搁下,一掀盖,热气腾腾。和尚伸手一拿,就是五个黑指头印。和尚刚往嘴里咬,赶忙扔下说:“我忘了,没带钱,我没敢吃。”卖馒头的瞧了有气,这个馒头卖不出去了,又是牙印吐沫,又是黑印。自己一想:“我有心怄气罢,刚出来,他又是出家人。”愣了半天说:“得了,我这馒头就算扔了,认了晦气。”和尚说:“你既要扔,别扔,舍给我和尚罢。我明天碰见你,我要带着钱还给你。”卖馒头的说:“你拿了去罢。”(第十二回)
有个酒馆掌柜姓孙,给人家写花账,也就是对那些欠酒债菜账的人在账上多写几笔,反正到时也难查清。此事被路过的济公看到了,他设计了个恶作剧。
和尚迈步进去说:“辛苦,掌柜的姓孙吗?”掌柜的说:“我姓孙。什么事?”和尚说:“你跟龙游县的三班班总杨国栋是拜弟兄是不是?”掌柜说:“不错。”和尚说:“杨国栋的媳妇死了,你知道不知道?”掌柜的一听,吃了一惊,一着急,笔往下一落,把账上画了一道黑圈,自己一瞧,反把账都勾了。掌柜的说:“和尚你怎么知道?”和尚说:“今天早起,杨头到我的庙里去,讲接三焰口。他说五个和尚接三,七个和尚放焰口,搭鬼面坐。我说七个人接三,十一个人放焰口,搭天花座。临完了唱一出四郎探母,代打脸挂胡子。”掌柜的一听,说:“你们庙里焰口真热闹。”和尚说:“热闹。杨头告诉我说,叫我顺便来给个信。故此我才来送信。”掌柜说:“大师父劳驾。里面坐,喝碗茶,吃盅酒罢。”和尚说:“好。我正想喝酒。”掌柜的立刻叫伙计拿了两壶酒给和尚喝。掌柜的说:“我跟杨头换帖,我不能不去。回头先到饽饽铺定一桌饽饽。记我的账。”那几个伙计说:“素日杨头跟咱们都不错。咱们大家送份公礼,到布铺撕八尺蓝呢。叫刻字铺做四个金字,要‘驾返瑶池’。”大众说:“就是罢。”和尚喝完了酒,说:“我走了。”
大众还说:“劳驾。”和尚无故给人家报丧,诓了两壶酒吃。(第七十九回)
不过,不是“无故”,是为了制止孙掌柜乱给人家记花账,但这种方法也是“毒”了一些,后来这些掌柜伙计真的动手操办。此时杨国栋正跟在济公后面随济公去办案,只是济公如电转星飞,跑得太快,杨国栋落后太远才未在一道罢了。
书中常有些插科打诨的笑料,一般跟故事本身关系不大。如第一百七十一回,写北路镖头周堃路过临安,带来一蒲包土产和一蒲包点心来看望姐姐姐夫,不料却得知姐姐被王胜仙诓了去,搁在合欢楼,要逼着成亲,姐夫被人家买盗攀赃入了狱。
周堃一听,“哇呀”一声喊嚷,一甩手把两个蒲包抛了起来。这蒲包点心正掉在一家院里。这家是老夫妇两个过日子,老婆说要吃大八件,老头说:“你瞧家里连柴米都没有,你还想吃大八件细饽饽?哪有钱给你买去?”正说着话,只听“吧嗒”一声,由半空掉下一个蒲包来,捡进来打开一看,是大八件。老婆说:“这是上天可怜我,天赐的点心。我这造化不小,大概还有几年福享。”老头说:“这可真怪?”夫妻两个悦喜非常。
文学作品中的夸张和喜剧气氛并不是截然划分的,如果把喜剧气氛看作为效果,那么它往往需要夸张作为手段来实现。在实现过程中,如果夸张被纳入到以追求趣味为目的的轨道,并与巧合、戏谑结合起来,便成为喜剧性的表现方式或曰手段。这是通俗文学、民众艺术所需要的。济公形象的塑造、济公故事的编撰,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串珠盘花式的结构
《济公全传》洋洋洒洒八十四万言,大小故事百来个,主次人物近五百人,可谓是长篇巨著。为组织好这些人物情节,使人物穿插、情节起伏、悬念不断都恰到好处,须花一番心血去谋篇布局,精心结构。我们从整部作品对济公故事描述的层次顺序来看,其结构特征犹如一簇串珠盘花:济公的行踪如同串珠之线,若干被串起来的小故事又相互关联集结于某一大事件之下,从而构成了一朵珠花般的结构块,若干结构块又如珠花勾连盘结形成关联的一簇,构成了全书的总体布局构架。
全书可分成十个结构块,这十个结构块及其所涵盖的主要情节如下:
1.济公初显神威
由第一回到第四十五回组成,故事发生的空间以灵隐寺为核心,以临安、钱塘县为主要范围。主要情节有:
济公(李修缘)出世,救董士宏,为赵文会母亲和儿子以及苏北山母亲治疾病,戏老道捉妖精,为李国元妻治疯病,救赵斌,赵斌听济公之言为李国元到相爷府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并火烧相爷府,为郑雄母亲治瞎眼,使马沛然夫妻重逢,度董平,吃狗肉,大闹秦相府,救王兴夫妻,救尹春香,救高国泰,除黑店,云兰镇除妖灭恶道,收陈亮,为临安太守老夫人治眼疾,救济高广立葬母,为寡妇赵玉贞洗雪不白之冤。
2.追捕华云龙
从第四十六回发展到第一百一十七回,故事发生的空间跨度很大。主要情节有:
华云龙采花杀人又杀秦禄、盗玉镯凤冠,济公救付有德,收雷鸣,雷鸣、陈亮救高广瑞,济公救雷鸣、陈亮,破王贵黑店,华云龙避难于马静家,济公为李安和马静母亲治病,又为马家除妖,救张文魁,雷鸣、陈亮救济刘王氏,华云龙再次采花被雷鸣、陈亮惊走,济公踢棺材又救济刘家,华云龙欲杀雷鸣、陈亮和杨明,济公救雷、陈、杨三人,又破三桩无证案,华云龙与陆通交手,济公铁佛寺斗妖消灾,华清风炼五鬼阴风剑,济公救雷鸣、陈亮、杨明等人,斗华清风,捉假华云龙,破董士元害死孔小鸾案,华清风欲寻杀怀子孕妇,济公请雷神击毙华清风,催生,破血胎案,华云龙伙同田国本等人为非作歹,济公巧捉华云龙,华云龙被处决。
3.收孙道全(过渡性小结构块)
从第一百一十八回到第一百二十一回,主要情节有:
孙道全欲斗败济公反被济公戏弄,济公惩罚讹财的史丹,收孙道全为徒。
4.白水湖除妖
由第一百二十二回至第一百三十五回组成,主要情节有:
济公小月屯除妖,王全奉父命寻表弟李修缘,济公帮萧山县知县破案,为李三德治疮,救济李文龙一家并惩罚卞虎,假济公捉妖,真济公帮助假济公捉妖积德,收假济公飞龙僧为徒。
5.回家乡拜见舅舅
从第一百三十六回到第一百五十四回,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济公家乡天台县。主要情节有:
王全中途遇贼被济公派来的徒弟们救出,济公又救迷入八卦山的雷鸣、陈亮,济公舅舅王安士被妻侄张士芳请来的道士董太清所害,孙道全前来搭救并斗董太清又救活王安士,孙道全到韩家捉妖被逐,济公救孙道全,回家认舅舅,济公托梦度舅舅,又为韩文美捉妖指迷,梦警张士芳,张士芳恶性不改被香獐精吃掉,济公度未婚妻,济公逃脱舅舅安排的还俗仪式,会斗东方太悦和长寿仙姑玉面狐。
6.回灵隐寺(过渡性结构块)
从第一百五十五回到第一百八十回。主要情节有:
济公化缘修建万缘桥,为高得计(梁兴郎)寻得失散多年的母亲,帮钱塘县知县破王胜仙失妾案,为周得山打抱不平,郑雄收牛盖,济公计救窦永衡和周氏夫妻及周氏弟周堃,奸官陆炳文受惩罚,济公救梅成玉兄妹并惩罚王胜仙和陆炳文。
7.大战慈云观
从第一百八十一回到第二百二十一回,故事空间跨度也很大。主要情节有:
济公智捉假道姑破杀孕妇取胎儿案,破八里铺案,姚光殿、雷天化闯慈云观遭难,四雄探路被擒,悟禅只身救四雄,鲁修真慈云观救悟禅收混元钵,官军初战败北,济公大战邵华风,邵华风败逃,济公捉吴法通救民妇,捉青狼精救儿童,邵华风烧灵隐寺反常州府皆败于济公,济公收金风和尚,火烧韩祺,救陈亮兄妹,石佛镇募缘,海潮县捉妖,为赵善人之子治哑除妖,戏邓连芳,悟禅戏八魔捉邵华风,邵华风被处决。
8.斗战八魔
由第二百二十一回到第二百三十六回组成,主要情节有:
济公与八魔约定本月十五日在金山寺见高低,除妖救金公子,斗蟋蟀救杨文彬,妓院捉贼人,灵隐寺元空长老圆寂,济公散发长老遗物,嘲讽新请的宗印长老,济公被逐出灵隐寺,静慈寺请济公入寺,济公为静慈寺募缘,为太后治病,得皇上敕封,济公与伏虎罗汉一道斗战八魔,褚道缘为救师傅献身,灵空长老和紫霞真人收八魔。
9.金山盛会
从第二百三十七回到第二百四十回,主要情节有:
济公金山寺办善会,王胜仙好色纵妖行恶,济公惩罚王胜仙。
10.斗蟋蟀惩恶济困
由第二百四十一回和第二百四十二回组成,在二百八十回本中又是后面四十回故事的起点;在《续济公传》中是全书故事的起点。主要情节有:
济公救张煜惩罗丞相二公子罗勋,计取秦安妻韩氏棺材为赵斌葬母。
在小说的具体叙述中,这十个结构块又不是绝对分开的,结构块之间又有相互连接的关系,比如济公回家乡认舅舅之事在第一百二十三回(属“白水湖除妖”结构块)。王全奉父命寻找表弟李修缘一节中已有伏笔,这一回中又简单介绍了慈云观赤发灵官邵华风等人的情况,“斗战八魔”的原因又发生在“大战慈云观”的后期。这些前后勾连、相互呼应的谋划,使全书故事浑然一体。另外,济公、陈亮、雷鸣、赵斌、杨明、华清风、东方太悦、褚道缘、孙道全、飞龙僧、邵华风等人都是贯穿全书或大半故事的人物,他们的稳定发展也使得全书虽然由百来个小故事集成,却形散神不散,给人并无短制之感。
清嘉庆初,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盛行起来,当时著名今又流传的有《施公案》《于公案奇闻》等。这些小说的内容是清官与义侠结合,清官廉正,智慧超群,又善调查研究;义侠忠勇,本领高强,且敢打抱不平。官侠互补互用,断案捉贼,为民除害。由于案子是一个接一个地侦破,故事也就相对独立,又由官侠串将联结成一体,这是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共同之处。当时应是说书艺人和一部分文人同时编撰,也可以说是说书人的艺术活动使得此类小说盛行起来,因此小说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说书人的口头语和流畅自然、生动活泼的语言特点。说书人与公案侠义小说的结合在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出现了像石玉昆(民间说书艺术家)和他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这样的杰作。此风顺延发展下去,经光绪、宣统直至现当代,公案侠义小说盛行不衰。
我们从对《济公全传》的形象、故事及艺术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济公的故事并不属公案侠义小说类(《续济公传》则有此趋势),而是以神异佛僧同侠客结合济困扶危、治病救人、斗道压邪的故事为内容的神侠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在故事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受了公案侠义小说很大的影响,小说中诸如陈亮、雷鸣等人便是英雄侠客,只不过他们不是帮助某位清官,而是帮助活佛济公;小说中有几件案子的破获类似于公案小说的描写,只是更多归于济公的神算本领与法宝戏谑,而不是调查研究。
《济公全传》与当时公案侠义小说最相似的便是故事结构。《施公案》《于公案奇闻》《龙图耳录》和《三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在谋篇布局的结构上都采用的是串珠盘花式的框架,这种结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表现出这样的故事,某一人物为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在他的周围不时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这些次要人物与若干故事情节既有时间空间上的分割,又有不同层面的种种联系,大的事件(故事情节)包含了若干小的事件(故事情节),小的事件又包含了更小的事件。如果我们阅读过《济公全传》,会感到这本书在串珠盘花式结构的运用上是非常娴熟的,除了出现少量的雷同情节外,总能吸引读者一气览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去评说:《济公全传》故事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结构的完成应是嘉庆以后到光绪年间在《施公案》《于公案奇闻》影响之下,与《龙图耳录》《三侠五义》差不多同时。
(四)流畅自然、生动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
与上述审美特征和表现方式相一致的是全书流畅自然、生动活泼的语言特色,这种语言特色的基础是大量采用了民间的口头语。前文已举了几十个例子(原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言语,都显示出这种特色。再如对济公外貌的描绘:
妖精正要吃孙道全,忽听门外有人说话,妖精回头一看,是一个穷和尚。短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的油腻,破僧衣短袖缺领,脖系绒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长得人不压众,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第一百四十六回)
这其中的语气纯然是大众的大白话,其中的语词“短袖缺领”“疙里疙瘩”“人不压众,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都是民间的口头熟语。其语言效果十分生动、有趣。
济公唱的山歌,虽然内涵丰富且多佛旨,然而由于采用了顺口溜之类的表现方式,言辞也多明白,故晓畅易懂,如:
得逍遥,且逍遥,逍遥之人乐陶陶。富贵自有前生定,贫穷也是你命该招。任你用机谋,难与天公绕。劝君跳出这朦胧,随意逍遥真正好。杯中酒不空,心上愁须扫。花前月下且高歌,无忧无虑只到老。(第四十四回)
另外,有些属于插科打诨的描叙,同样生动自然,活泼有趣。前文所举周堃抛甩出去的两个蒲包一段,作品以富有个性的民众语言表现两户拾到蒲包人家的不同境遇和心情,很有喜剧色彩。又如第一百三十七回写悟禅奉济公之命赶去救援陈亮、雷鸣,以保护王全主仆二人的安全。悟禅救出四人,又干脆一把火将贼人连同黑船一同点火烧了。
当下烈焰飞腾,把五个贼人烧得焦头烂额。这几个贼人也是一辈子没做好事,恶贯满盈,先见了火德星君,船板烧到底上一散,往江里一沉,又见水底龙王,然后才见阎罗天子。
描写颇有层次,自然生动,其意趣当然合乎民众的欣赏口味。此皆得力于语言的流畅活泼。
作品中还运用了许多民间俗语、谚语等,有些俗语还是大众常常闻听和使用的警语格言,给人一种生动而又亲切的美感,济公形象之所以令人感到亲近无隔,也与此有关。如:
书中交代,和尚说雷必取他,怎么土墙压死,是雷劫呢?谚语常说:天打雷劈五雷轰,莫非天上还打五个雷么?原来是金木水火土谓之五雷,刀砍死谓之金雷,木棍打死谓之木雷,水淹死谓之水雷,火烧死谓之火雷,土墙压死谓之土雷,要被天雷殛了,那必是罪大恶极的。(第十五回)
这其中的解释又是生动的大众语言。又有:
行善之人有善终,作恶之人天不容。(第三十二回)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第三十四回)
古语说得是:“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第四十一回)
这叫浑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才见两般鱼。(第四十二回)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第九十九回)
老道打扮好了,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是衣,马是鞍,这话不错。(第一百二十二回)
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第一百二十九回)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第一百四十五回)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第一百五十三回)
求名在朝,求利于市。(第一百六十五回)
俗言说的不错:“至亲者莫过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第一百六十八回)
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第一百八十七回)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第二百二十一回)
书中又有谜语的运用,如第三十六回,苏北山之妻赵氏夫人同使女仆妇猜谜闲谈;第二百三十回和第二百三十一回,济公以猜谜方式将灵隐寺元空长老的遗物一一散发众僧。这对读者与听众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根据上述语言特色,尤其是书中大量的戏谑描写语言、插科打诨语言、山歌、俗语、谚语的运用,我们认为《济公全传》是一部经过文人整理的评书类小说,况且书中还保留了说书人说书的痕迹,如第十九回有“书的节目,叫醉入秦相府”,第一百二十八回有“书中节目,叫巧断垂金扇”。而“周堃甩蒲包”、“悟禅烧贼船”和“五雷解释”的描述更是说书人在说书时常使用的点染手段。
(五)《济公全传》艺术创作中的不足
我们说济公的故事在《济公全传》中得到很大的丰富是相对“语录”系统的内容给予评定的;我们说《济公全传》在结构上的娴熟是就清中叶的公案侠义小说的结构发展实况而论的,若以高一点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标准是以当时已出现的其他类,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故事、神魔小说,来作为参照系的),《济公全传》在情节的构拟和结构的谋划上仍有不足。
首先是作品过于强调济公的“慈悲”与形象的完美,在处理追捕华云龙时,有意无意纵放不逮的次数过多,安排的济困扶危、治病救人、斗道压邪的小故事虽然不失生动有趣,然终使这一大情节的“布袋”过于膨胀,追捕情节也就显得拖沓。捉拿邵华风和大战八魔的情节发展过程也有此嫌,只是不如追捕华云龙突出。
其次是有几处情节出现雷同,几次捉妖描写顺序与手段一模一样,只是换了道士、妖精而已,如第五回的刘泰真捉妖和第十四回的广惠和尚捉妖。另外,也许是济公的手段太高了,也许是济公一法可斗万法,不变可应万变,书中所写济公的本领道法也显得单调、重复,缺少变化。
最后是由于疏忽而使某些情节显得粗糙。第二百二十一回,济公同杨明远、王九峰约好“本月十五在金山寺见罢”,说明济公在赴约前最多只有十四天的时间。然而,别的时间不论,仅在静慈寺,济公就待了二十七天(见第二百三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