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写唐景崧（代序）
还在青少年时期就觉得唐景崧是个人物，是晚清朝中一个有故事的人物，便总想为之做点什么。却因世人对唐景崧的生平存在一些争议和非难，而彼时可供查验的史料奇缺且散乱杂芜，有心无力，终未能遂愿，及至退休，依然耿耿于怀。
因缘际会，2016年秋，灌阳县决定将同胞三翰林研究与开发作为实施“文化兴县”战略的重点内容，登门商讨，一拍即合，商定由我负责延请专家学者，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做完整，做系统，做扎实，力争三年之内出成果。而后，兵分三路：一路立足桂林，一路奔赴台湾，一路深入北京，展开全方位、大规模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
论从史出，这是做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常识。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终将采集到的上千万字资料按编年体形式整理编纂成28本约800万字的资料长编。对于这套资料长编，广西历史学会会长唐凌教授撰文称：“填补了晚清历史的空白，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窗口。”
史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我等越细读深研，越发敬重其事迹，感佩其精神，一致认为，唐景崧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个性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从下面两个维度去观察分析，会更加凸显：
一是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维度看，唐景崧走的是由“士”而“仕”的正途。入“仕”之后，面对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国家惨遭西方列强蹂躏，唐景崧忧患焚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令其做出种种震惊朝野的“士子”之举。
1882年4月，法军占领河内，越南告急，中国南疆告急。清廷内部陷入主战与主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唯六品候补主事唐景崧挺身而出，上折请缨，单枪匹马千里南征，赴越南招抚刘永福抗法，且表示不用封官，不需拨款，如果不成功，就算客死异乡也毫无怨言——此是何等书生意气，热血激情！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作为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理应无条件服从朝廷决定“回京陛见”，但唐景崧根本不顾自己的前程，于1895年4月1日，一日五次致电朝廷，申言台湾万不可割让，并“代递血书”恳请废约，如若废约不成，愿与台湾军民一道誓以死守。拳拳爱国之心，天地日月可鉴！为排除唐景崧的阻碍并撇清关系，清政府5月20日下达圣谕，革除唐景崧的顶戴并饬令其内渡回京。这时候的唐景崧只要借梯下楼，一切皆顺风顺水，但唐景崧却断然选择留在台湾组织民众抗倭保台。及至后来，甚至采取成立“民主国”的特殊举措，力图为大清王朝守护台湾。
好“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禀性，在唐景崧身上表现得尤其鲜明。从这个维度上着眼，堪称“热血翰林”。
二是从晚清社会大背景的维度上观察分析，看谁在为中国的尊严，为国家安危和领土主权而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腐败无能，在西方列强迫使下，清廷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有诗曰：“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中法、中日两次战争中，涌现出不少浴血奋战的英雄，而唐景崧从越南到台湾，马不停蹄，冲在最前线。什么是爱国主义？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敌威胁和侵犯时，敢于挺身而出，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无惧牺牲，英勇战斗，这就是具有最高境界、最值得社会敬重的爱国主义，唐景崧正是其中的典范。1940年，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印行的《民族英雄唐景崧》一书，对唐景崧评价说：“在越南抗法和乙未台湾抗日战争中，态度至决，策划至多，主持指挥至力的首推唐景崧先生，其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表现，堪称一代民族英雄。”专家团队研究认定，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评价所称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的内涵也是一致的。
我们的立场和观点，肯定与旧有的一些观点和说法存在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也可能会引出一些新的非议和争论。这不要紧，也很正常，只要撇开偏见，摒弃臆断，坚守“论从史出”，一切都可以化解，坦露出来的自然就是真相。
对唐景崧有非议的观点和说法主要集中于乙未台湾抗日这个时段，大概在三个方面：一是说其“消极抗日”；二是说其“携款潜逃”；三是将“台湾民主国”与“台独”联系，疑有“台独”之嫌。
先说“台湾民主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无须多费口舌，只要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将其与“台独”联系挂钩。且两岸学界均无疑义，国家也早就定性——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将“台湾民主国”定性为“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御敌保台的应急举措，其目的不在于独立建国，而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再说“消极抗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复杂，但分阶段切块来看，也是不难弄清的。一看唐景崧在什么情况下署理台湾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第一阶段中国惨败，台湾保卫战即将打响之际，台湾巡抚邵友濂调湖南巡抚。“台湾防务极关紧要”，翻遍满朝文武官员名录，再也找不到比唐景崧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朝廷于10月13日，就地擢升其署理台湾巡抚，授职谕旨千交代“责任綦重”，万嘱咐“妥为筹备”，可见朝廷那时候对唐景崧是多么的信任和倚重。二看署理巡抚后至乙未战争爆发（1895年3月底）5个多月时间里，唐景崧在防务军备上是如何做的，做得怎么样。接任巡抚后，唐景崧即着手整顿军防，从台南、澎湖、台中、台北四个方面继续补充完善台湾防务，申请军饷、购买枪械、广招义勇、增补统领、组织团防，并密切与刘永福、杨岐珍等将领会商，协调指挥，全面提升了防倭保台的战力部署。朝廷曾秘密责令闽浙总督谭钟麟去暗访和督查过台湾的布防，得出的结论是：唐景崧“布置防营，似尚周密”，“尚无不合之处”；直到乙未战争打响前几天，谭钟麟还在密呈皇帝的督查汇报中评价唐景崧说“器局开展，才识优长，理财用人，舆论悉洽”。可以肯定，唐景崧署理巡抚5个多月的工作，特别是军备防务工作是在朝廷监控下进行并得到认可的。三看澎湖失守，唐景崧该担什么责。乙未台湾保卫战于1895年3月23日在澎湖打响，尽管唐景崧密切筹划指挥前线作战，血战三天，守军将领伤亡殆尽，但日军仍攻入城内，澎湖失守。唐景崧自知罪过，两次向朝廷请求严加处分，军机处群议后向光绪皇帝报告，不仅没有给予处分，反而“着加恩宽免”。四看澎湖失守至撤职开缺（1895年5月20日），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唐景崧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期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商签《马关条约》，涉及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问题，直接导致台湾局势由防御日军进犯向反割让、争主权转变。作为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不仅没有放弃防御之事，而且在澎湖失守后，为阻止日军继而进犯台湾，加强了全境布防。4月1日，在回复军机处问询时，唐景崧就南、中、北三路如何调整军事部署作了全面汇报，得到朝廷认可后表示：誓以死守护。但是，随着中日谈判有关割台的消息不断传入，引起台湾军民极度不满，义勇尤其强烈，唐景崧忧心如焚。到了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全台震怒，忧乱四起，自此反割让、争主权成为唐景崧的主要任务：不断向朝廷申明台湾不能割让的万千理由并强烈表示临处危地，誓以死守的决心；不断提出拖延交割，争取西方列强押台保台的种种方案，以至成为落实割让条款的最大阻碍，迫使清廷于5月20日谕令将其撤职开缺。
上述四个阶段，合起来是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的全过程，实在看不出“消极抗日”的问题。那么，后来呢？后来唐景崧在台湾包括“民主国总统”任内总共待了14天，这14天也得从三个方面看：首先，如果唐景崧稍微圆通一点，按开缺谕令要求立即“回京陛见”，不就平安无事了？起码不会“休致回籍”，更不会遭人非议了，但唐景崧偏没有这样做。虽有被台民强留的因素，但终究是主观决定，断然选择留下来与台湾人民一道抗击日寇。这不正体现了其爱国血性和生死与共的担当精神吗？其次，唐景崧组织领导抗日斗争，虽然只坚持了14天，过程中也的确存在一些文官用事和处置不当的地方，难道因此就可以指责其“消极抗日”吗？须知此时的台湾已割让日本，主权不存，为谁而战？况且清政府将军政骨干大部分内调，并下令切断了一切外援。联想一下，甲午战争中北洋精锐败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唐景崧坚守14天，还苛求他什么？最后，失败后的台湾社会局势已经完全失控，在极度混乱之中唐景崧仓皇内渡。假如不走呢？兵匪涌入城内烧杀抢掠，“总统府”起火，火药局爆炸……唐景崧已无藏身之地。而日寇叠加悬赏四处布网缉拿，叛乱分子全城搜寻疯狂追杀，如果不走，留给唐景崧的只有死路一条，难道非得要死于乱枪之下才称得上英雄？
三说“携款潜逃”的问题。这原本就是个伪命题，是日本间谍为了抹黑唐景崧、扰乱台湾局势编造的，被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引用炒作出来的假消息，书中已有详细考证，此处不做多的阐述。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唐景崧这样处于晚清风口浪尖上的历史人物，有看法有争议很正常，但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坚守“论从史出”的原则——史之不存，论何而来？史之不确，论何而立？史之有误，论何以立？
一百多年前唐景崧与弟子丘逢甲同谒延平郡王祠，宣誓抗日，合成一联：“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驱异族出境，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对联虽然是为郑成功而题，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德意志思想家歌德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借此，希望如歌德所言，能激起读者诸君对唐景崧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历史热情。
文崇礼
2018年8月20日
于上海七一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