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无高血压病名，近代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多将高血压病归为“眩晕病”、“头痛病”、“头风病”、“风眩”等疾病范畴。其中以眩晕诊治高血压为主要论点，且多从中医古代文献中寻找关于眩晕的论述来解释高血压的发病机制。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三个方面，即无虚不作眩，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

无虚不作眩的理论来源于《黄帝内经》，认为脑为髓海，髓海不足，清空失养，可发为眩晕一类病证。如《灵枢·海论》云：“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口问》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明代《景岳全书》概括指出：“无虚不作眩”，“眩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明代周之干所撰《慎斋遗书》亦指出：“头晕有肾虚而阳无所附者，有血虚火升者，有脾虚生痰者，有寒凉伤其中气，不能升发，故有上焦元气虚而晕者，有肺虚肝木无制而晕者。”认为眩晕发病以阳虚较为多见：“头为诸阳之首，病人头晕，清阳不升也。头重不能抬起，阳虚不能撑持也。”

其理论基础亦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把“风”与“眩晕”放在一起来讨论，即凡是风类疾病和眩晕类疾病都从肝来论治。《诸病源候论·风头眩候》首次提出了“风邪入脑”的理论：“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人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孙思邈更是强调风邪致眩，认为脏腑虚损、风邪易袭的“外风”导致“风眩”，若脏腑空虚，则易为邪乘而眩，其中以风邪最多见。如《备急千金要方·风眩》载：“徐嗣伯曰：夫风眩之病，起于心气不定，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瞥，故谓之风眩。”

该理论亦出自《黄帝内经》，如《灵枢·五乱》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淫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金匮要略》第16条及第25条亦云：“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都说明痰饮可以引起眩晕。宋代《全生指迷方》“若头眩，发则欲呕，心下温温，胸中如满，由胸上停痰，胃气不流，盘郁不散，气上腾入脑，脑满则眩，关脉沉弦，或谓之痰眩。”该论述详细描述了痰饮致眩的机制。至金元时期，朱震亨首次提出“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的观点，从此，“无痰不作眩”便成了各医家解释眩晕的理论依据。

如气血上冲、瘀血阻络等都可以引起眩晕，甚至晕厥。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伤寒论》第67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清代陈修园对眩晕的病机概括为“风”、“火”、“痰”、“虚”四端，提出了风火痰为眩晕之标，脾肾虚为眩晕之本。此类论述甚多，散见于各代医学文献中，在此不一一论述。

上述关于眩晕的理论其实并无不妥，中医自古以来许多疾病都是以症状命名，眩晕亦不例外。作为眩晕，用风、火、痰、虚也确实准确地抓住了疾病的本质。但把这些病机认识用于高血压则未必合适。

高血压是一个现代医学病名，是用血压计这种现代工具测量出来的，不管患者是否有症状，只要血压测量超过了正常范围，就叫做高血压病。而且高血压病的实质是动脉血压升高为主要特征的血管性疾病。这种病可以有症状，也可以无症状，何况无症状者占半数以上，这也是我国高血压知晓率不过半数的主要原因。而眩晕则是眩晕的症状表现，有症状，病名成立。症状消失，则疾病亦随之消失。我们把眩晕与高血压两种疾病做比较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从表4-1不难看出，无论是病性、病位、病机，还是治疗目标、措施等，两者都不具备一致性，所以，用眩晕作为高血压的中医病名，不能反映高血压血管疾病的病变实质。

多年来，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中药新药治疗高血压病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都是从眩晕来诊治高血压，这种所谓的规范，实际上把中医药治疗高血压引向了歧途。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大部分中医药治疗的是眩晕，而不是高血压。尤其临床研究，其依据所谓的规范，治疗目标偏倚程度更为严重。

眩晕的治疗目标是症状的改善，只要症状改善了，疾病就算治愈了。而高血压的治疗目标是血压下降至正常范围，不管症状是否减轻或者消失。两者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只是说明了中药可改善眩晕症状，不能降低血压，而改善的眩晕症状也未必是高血压引起的眩晕，所以，有的患者血压降下来了，但症状仍然不消失。何况更多的眩晕与高血压无关，甚至是低血压。这种“研究成果”造成了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自我否定，即中医药不能降血压，只能在改善症状方面有一定作用。这种自我否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医学界不认同中医药的疗效，弱化了中医药在高血压防治领域应有的应用价值。

中医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及显著的疗效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因为借助科学技术进步的力量逐渐壮大，在我国遍地开花，实力超越了中医。目前我国西医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中医医疗机构。西医的发展很快超越了中医，其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方法论不同，西医很直观，借助现代仪器很容易把疾病搞清楚，治疗起来也有针对性。而中医则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一定的悟性很难在短期内掌握，因此优秀中医师可谓凤毛麟角。但无论怎样，中医、西医两者各有优势，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服务，两者应结合起来，共同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现实情况却是大部分西医对中医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并不认同甚至否定中医在防治疾病中的作用。这与普通大众认同中医、喜爱中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高血压的防治方面，西药降压快，效果显著，西医也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正是这一优势的存在，部分西医人员并不认同中医在高血压防治中的作用，认为中医药降压慢，甚至无治疗作用，排斥使用中医药治疗高血压，这是目前我国实行高血压中西医结合防治的最大阻力。产生这种阻力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既往的中医药治疗只是对“眩晕”这个症状有效，而对高血压则无效，故使中医陷进了“中医药只能改善症状，不能降压”的偏见与误区。

自从高血压病名引进中国之后，许多中医前辈从脏腑辨证角度对其病机进行了探讨，以前的中医文献资料普遍认为，高血压属于肝的病变，临床应该辨证为肝阳上亢或者阴虚阳亢，所以，治疗大多以脏腑辨证为主要手段，多以平肝潜阳或滋阴潜阳为法则。由于这种理论的误导，临床上许多医生在治疗高血压时，不去认真探讨高血压的中医理论机制，一见到高血压，就用平肝潜阳或滋阴潜阳的方法，但效果或效或不效。有些医生甚至在开处方时，即使临床表现没有肝的症状，治疗也要加用一些平肝之品。但从笔者十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许多高血压患者，尤其老年高血压患者不是肝阳上亢或阴虚阳亢，而是气虚或阳虚或痰湿或瘀血，根据血脉理论，用补气、通阳、化痰、疏通血脉等方法，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血压得以平稳下降，症状得以改善。前几年笔者进行的高血压病临床研究也发现，临床上属于肝阳上亢和肝肾阴虚的高血压病仅占45.84%，不属于肝的超过半数以上。后者主要是气虚、气滞型、痰浊型、血瘀型，或者是两个以上证型的兼夹。这个结果与传统认识相去甚远，但却是真实的临床现象。那么，气虚和痰湿为什么会引起血压升高？补气或化痰法为什么可以降血压？高血压的中医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涉及的核心脏腑是什么？用脏腑辨证和血脉辨证哪一种更切合高血压的病机实质？这是高血压中医临床问题之二。

高血压的治疗目标，西医主要关注血压是否降下来，所以，西药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扩张血管，减少血容量，降血压，评价疗效也是看服药后能否迅速把血压降下来。恰恰相反，中医治疗目的在于整体调理，恢复机体阴阳气血的平衡状态，不具备高血压的降压针对性。两者治疗原理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疗效评价指标本应该不同。可是临床上常把西药的评价指标作为评价中医疗效的金标准。这恰恰是忽略了中医药的长处，抓住了中医药的短处，这是导致中医疗效总是被西医专家否定的主要原因。临床上还常常有这种情况：西医药治疗高血压，血压达标了，症状并没有减轻或消失；反之，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了，血压却不达标。那么，中医治疗高血压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该如何评价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疗效？这是高血压中医临床问题之三。

高血压病的防治研究历来被国家列为重大疾病研究内容之列，但科研课题基本被西医所垄断，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研究课题很难在国家级重大项目中获得立项资助。查阅近几年的“863”、“973”及“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等重大项目中难觅高血压中医临床研究的踪影。为什么？一是中医辨证的规范性不被认同。辨证论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的医生对高血压的辨证标准把握很难一致，同一个患者，张医生可能辨证为肝火，李医生可能辨证为肾虚。再者中医辨证是以症状和舌象、脉象为依据，无法客观反映高血压的实际病变情况。三是辨证论治与固定方药研究的矛盾。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的精髓，是最佳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但过于灵活，缺乏重复性；固定方药（中成药）的研究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体现中医的个体化特色，导致市场上中成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大多是昙花一现。还有，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往往着重血压降低了多少，而最能够体现中医特色的远期疗效指标如防止高血压的并发症发生、改善高血压的远期预后、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存质量等，没有被用到高血压临床疗效的评价指标中来等。那么，高血压的中医药防治研究科研设计到底该怎么做？临床疗效评价体系该怎么设计？这是高血压中医临床问题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