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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应激与生活事件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变化,应该说寻求生活变化、追求生活的多彩性,是一个自然人所具备的一种基本特性。因为各种生活变化可以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应对新环境的挑战,也可提高人们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应该说,一种符合逻辑的、节律平缓的、适度的生活变化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也是维护人们健康心理状态的必要条件,可以说,生活变化和休息对人们是同样的重要。但生活变化的幅度过大、节奏过快、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使人们对之难以适应,久而久之还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应激。这种对人们情绪产生不同影响的生活变化我们称之为生活事件。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生活事件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心理应激,甚至是导致机体不健康的主要原因。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心身医学教授Holmes和Rahe等人对生活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对5000多名患者的病史资料和实验室数据进行了整理、分类,将生活事件中影响人们情绪的轻重程度划分若干等级,用生活变化单位(LCU)进行计量评定、制订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这个量表中共列出43种主要生活事件,自1976年发表后,已在美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瑞士以及亚、欧等许多国家被广泛引用并在多国间进行跨文化研究,研究的相关系数为0.65~0.98。1978年Sarason继Holmes和Rahe之后,在生活事件对人们影响的研究中又有所突破,他编制了生活经历调查表(Life Experiences Survey,LES),新表有两个不同点:①评分分成阳性分和阴性分;②由受试者本人评定事件对情绪影响的程度及性质。
有人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发现,很多人在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后总会患上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有的甚至还会过早地去世。像事业上的成功与失败,婚姻的重大变化,突发灾祸的出现,家庭成员的猝死等重大生活事件,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往往造成极大的伤害。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开展了生活事件对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国内各地纷纷组织起了对生活事件研究的科研协作组,上海、湖南等地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领先。杨德森、张亚林、张明圆等人参考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的文化背景,制定出了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活事件评定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并进行过大样本试测,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实践中他们发现,研究生活事件时,一定要注意多方面的影响,如分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阅历、不同生活阶段等)、事件的性质与特点、个人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和对事件的态度、应对重大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有无社会支持系统的缓冲作用等。
有关生活事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时有报道。Holmes和Rahe等人在对88名住院医师的生活调查后发现,生活变化单位(LCU)的分数高低与身体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相关性,而健康状况又与造成应激的生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Holmes发现,LCU分数达到150分左右时的人群中,有80%以上的人曾感到过这样或那样的严重不适,或产生焦虑、抑郁状态,而LCU分数在150分以下时仅有不到35%的人曾有过不适感。因此,Holmes等人将150定为生活事件危机的LCU下限,将150~299定为中度生活事件危机,而LCU超过300则视为高度生活事件危机。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与生活事件有关的疾病主要有结核病、糖尿病、心脏病、胃肠溃疡、哮喘、甲状腺功能亢进、血管神经性头痛以及引起心理障碍的神经症(焦虑、抑郁)等。
考试对在校学生来说是一种应激性事件,有人对44例刚入学的医学生进行测试,发现他们期末考试前后心身症状及免疫功能都有明显的变化,考试后医学生躯体病症状(如腹泻、发热、咳嗽)由9.1%增加到38.6%,心理应激状态也明显增强。由ConA和PHA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淋转)受到抑制,经多重逐步回归分析、比较,发现家庭的期望值越高,人们生活事件的评分就越高。
失业也属于常见的生活应激性事件,瑞典Ericsson电话公司在宣布裁员时作过一个调查,发现被裁员前一个月员工们都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中,血中可的松水平较正常值增高,睡眠质量普遍地下降。那些失业后一个月的员工可的松水平只略有降低,而那些保留下来的员工血中可的松水平都恢复到正常水平。
由此可见,与我们形影相随的各种生活应激性事件对于人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激励人们去应对新环境的挑战,提高人们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反之,不良的生活事件可使人产生不良应激,甚至导致疾病的发生。在研究中发现,各种生活事件虽然与疾病有关联,但却不会对造成疾病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在生活事件与疾病之间存在太多的中间媒介和调节因素,我们可以把各种不良生活事件看作是导致躯体疾病或心身疾病的“危险因素”。通过预测“危险因素”、了解更多的中间媒介和调节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疾病易感人群,揭示生活应激事件与疾病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