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化独树一帜，从古至今绵绵不绝，且不断发扬光大，开拓创新。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中医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学被誉为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我国古代构建起了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传承模式。这其中中医文化的传播普及功不可没。古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是我们今日所无法企及的。《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晴雯偶感风寒，所请的新大夫开列紫苏、桔梗、防风、荆芥、枳实、麻黄等药，宝玉看后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后请王太医前来诊治，所开药方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当时宝玉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其对医药的了解程度令人赞叹。这虽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但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和方式是非常繁杂的，除了大家熟知的医学教育传承、中医典籍的出版传播、医家的行医讲学之外，文艺和民俗载体的作用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1.许多医家兼通文学艺术，采用与内容相宜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医理、药性，使中医药学术篇章焕发出文学作品的魅力
如医学入门四书《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雷公药性赋》，分别采用了三言、四言、七言诗歌体和赋体。眼科临床著述《目经大成》不仅运用了五言、七言、绝句、律诗，还用了大量的词牌。中医药传世巨著《本草纲目》中收有采药歌多首，多搜集于民间里巷村寨，如“白头翁根宜春采，挖起根茎及时晒。保留头部白茸毛，去泥拣净好药材”等。中医药典籍的文学色彩，医理和文学性互融，使得枯燥的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读起来生动有趣，从而帮助读者熟读和记忆，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与普及。
2.将医理、药性融入文艺作品当中，使文艺作品成为传播医理和药性的重要载体
在古代，谜语、对联、酒令、趣闻、民间传说、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等都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用文学的笔触形象地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如柳宗元的《种仙灵毗诗》《种术》和苏轼的《小圃五咏：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许多散文阐述了养生观念和医理，如嵇康的《养生论》和苏轼的《问养生》都阐发了养生要旨。刘禹锡《鉴药》借医理来喻治国，正如他在文章结尾所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无论是对治病还是治国都寓有深刻的意义。小说戏曲中也有大量的中医药内容。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多处，描写的病例114种，中医病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以药入戏，写成以中药名为剧中角色的剧本《草木传》（注：对于该剧是否确为蒲松龄所著，目前尚存有争议）。该剧运用戏曲中生、丑、旦、净、末等角色来编排中药，通过人格化的药物和故事化的情节，使中药的药性、功能、疗效得到形象化地展示。如第一回甘草上场的自白：“老汉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不幸夫人早亡。所生一女，名唤菊花，曾许金石斛为妻，年方二八，尚未出阁。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唱词：“老本草有百姓，名传不朽，一个个显其能，万病无忧。谁似我性甘平，善调诸药，也善解百药毒，万古传流。惟有那戟、遂、花，与藻并谋，他四人性最烈，与我不投。那知我能温中，去灾也易，我要想立功勋，与国同休。常欲想定华夷，朝居一品，但是我年高迈，女大难留。”
3.各地形成许多富含中医药学内容的民俗、民谚，使中医药学知识世代相传
如我国古代在立春日有“咬春”之俗，在这一天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意在迎接新春的到来。清代北京新春日献“春盘”，从士人到普通百姓都要杀鸡割肉，做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此俗意在迎春，亦有保健防病之功效。立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为让身体顺天应时，咬春所食之物都是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如萝卜、韭菜等甜爽而微带辣的食品皆有散肝、护脾、升阳之功效。尤其萝卜是咬春必不可少的，立春日，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个萝卜给孩子咬咬春。表面看来，吃萝卜仅是一种民俗，但实际上是古人关于健身祛病的经验总结。萝卜又名莱菔、罗服、萝菔，自古就种植，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记载。萝卜入药始见于南朝时梁代陶弘景之《名医别录》。其性平，味辛、甘，入脾、胃经，具有消积滞、化痰止咳、下气宽中、解毒等功效。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萝卜也极力推崇，主张每餐必食。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萝卜“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散服及炮煮服食，大下气，消谷和中，去痰癖，肥健人。”在民间，萝卜有“小人参”之美称，并形成了许多关于萝卜保健祛病作用的俗谚，如“萝卜上市，医生没事”“萝卜进城，医生关门”“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萝卜一味，气煞太医”“吃着萝卜喝着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萝卜上市，郎中下市”等等。
再如，正月一日有饮屠苏酒的习俗。相传屠苏为汉末名医华佗所创制，后经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加以推广流传，《千金要方》卷九“辟温”记载有屠苏酒之配剂与功效。
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白术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心十八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一方有防风一两。右七味㕮咀，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也。
对于正月饮屠苏之俗，在历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如唐代顾况《岁日作》诗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宋代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云：“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明代叶颙《己酉新正》诗云：“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穉，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中医文化传播本是我国一项极其宝贵的文化传统，但却在近代中医屡遭歪曲、质疑和压制的背景下出现断裂。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学既因其文化特性而使其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的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时至今日，仍存在诸如中医文化保护意识淡薄、中医文化研究乏力、中医文化氛围创造不够等问题。我国的中医文化氛围不但远未建立，甚至出现了“取消中医”的荒谬论调。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归根结底，中医能够传承发展取决于其临床疗效。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和价值评判的高低，目前的世界业已踏入“消费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对“消费”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且形成独特消费社会理论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宰，而且已经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欲求。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的最后甚至说：“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 [1] 。”
在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以其强大的魔力成为社会运行结构中的核心。消费逻辑已经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占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支配地位。消费成为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没有消费群体，任何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剧。背负着厚重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医，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面临着继承、创新和振兴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的消费社会场景，中医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和消费程度。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消费者的接受面不广、消费量不大，振兴中医就是妄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政治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中医命运的重要因素则在于自身市场发展潜力与市场需求的培植。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有市场需求则生，无市场需求则亡”。中医的科技创新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如不能为自己开拓出广大的消费群体，不能为自身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生存空间，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诸多困境。积极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播，使中医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与日常生活中，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项极其迫切和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