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篇——悟岐黄之道
学术渊源概述
勤于学，敏于思，奠定扎实基础
1953年3月，刘老师出生在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从小接受文化熏陶，自幼诵读古诗、练习书法、爱好音律。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一度中断学业，但那段时间他阅读了家中不少书籍，并自学了部分中学课本，这些都为他以后学习中医打下了基础。1969年，他16岁下乡到“北大荒”历练五年，艰苦生活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认识，锻炼出了刻苦、坚持、奋进的精神。1974年，刘老师进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学习，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医知识，废寝忘食地参加医疗实践，曾先后接受过刘渡舟、任应秋、程世德、王绵之、杨甲三、董建华等中医药大家的理论教学和临床带教，这些老师的教诲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经过三年半刻苦努力的学习生活，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刘渡舟教授对其青睐有加，将其留在学校伤寒教研室。但因他在临床实习中积极表现，得到多个科室的重视，后经耳鼻喉科主任力争，最终留到东直门医院耳鼻喉科。工作两年后即被送到北医三院进修西医，他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学习理论，临床上潜心实践，努力掌握专科技术操作。这段时间里，他的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能力都得到较大提高。他虽是中医专业学生，但在众多与其同时进修的西医学生中依旧脱颖而出，主任查房提问时他总能对答如流，较好地掌握了诊疗疾病的专业技能，奠定了牢固的西医学基础并深受老师赞赏。进修结束时因其表现出色，带教老师推荐他攻读“北医”耳鼻喉科研究生，但刘老师出于对中医事业的热爱，婉然拒绝，其后一直坚守在中医耳鼻喉科工作岗位上。1996年，刘老师担任东直门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在东方医院成立之初又担起开创耳鼻喉科的光荣任务，曾有三年时间同时负责两个医院的耳鼻喉科工作。
勤于实践，辛勤耕耘，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刘老师以中医耳鼻喉科的研究和发展为己任，矢志救死扶伤，为广泛、系统、科学地挖掘、整理、研究中医耳鼻喉科专业，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他数十年如一日，深研经典，博采众长，师古不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为国家第五、第六批及北京市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刘老师在繁忙的医、教、研工作中注重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他在从医四十年中利用多年积累的知识主编专业书籍46部，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学》《中医耳鼻喉科研究生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临床研究》《中医耳鼻喉科精编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常见疾病诊疗指南》《今日中医耳鼻喉科》《化脓性中耳炎》等，还有《中医证候鉴别诊断治疗学》《中医外科治疗大成》《中医大辞典》《中华医药百科全书·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简明中医大辞典·耳鼻喉科分册》《实用中医手册》《临床急症诊断治疗学》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刘大新老师已经走过40余载医学生涯，其过人的才智、丰富的学识为同事、学生们所称道。
仁心仁术，医德高尚
刘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实践着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学习理念，更赞许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的主张，并以此为行医规范。他在临床工作中的体会和观点无不渗透着前人的影响。他将患者视为老师，诊病时尽显尊重体贴之情；他总是从患者角度出发，本着“少花钱、治好病”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贵重药材及血肉有情之品；他谨遵为医之法，从不“炫耀声名，訾毁诸医”。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生活中勤俭节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虽然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常感劳累疲乏，但面对求医的患者和家属，刘老师不顾自己辛劳，坚持为每一位患者认真诊疗，开具处方。甚至在2015年身患带状疱疹住院治疗期间，遇到外地患者前来求诊，刘老师仍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边输液边接诊患者。回家后，刘老师利用休息时间在互联网上义务答复患者们求医问药，对不方便来京复诊的外地患者，老师总是给其介绍当地最优秀的医生，方便其就近医疗。刘老师这种不求回报、淡泊名利、踏踏实实、竭尽所能为患者服务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博学精思，诲人不倦
在临床带教中，刘老师喜欢启发式教学，常有意识地向学生提出问题，总是连续问几个为什么，以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他还鼓励学生学习要从兴趣爱好出发，这样才能主动学习，深入思考。
刘老师给学生讲解时语言精练、生动，并且通俗易懂，比如讲到中医对于发热患者的治疗方法时就说：“炉子上有一壶烧开的水，水沸腾的本质是什么？是水温高？还是水壶下的火焰？治疗发热患者，中医有一个形象比喻：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又如讲“心”的概念，他说中医的“心”是大范围整体结构联系统合，包含现代解剖学心脏-动静脉血管系统，又将一部分神经、精神系统包涵在内。“心”：主血脉——解剖概念，主神志——脑、神经系统，其华在面——外在表现，开窍于舌——神经支配功能；另外“心”还与肺、脾、肾等有紧密的生理联系，这就是中医对“心”的认识。再比如中西医治疗方法不同，刘老师讲：如果说西医治病方法是“直捣黄龙”，那么中医则是“围魏救赵”。所谓直捣黄龙，就是直接消灭病灶和致病因素；所谓围魏救赵，不是直接消灭病灶和致病因素，而是阻断其生存环境。中医的优越性就在于这种“围魏救赵”的治病理念。西医是针对病灶和致病因素施治，需要对人体结构和病理变化及致病因素进行判断，研究哪些药物可以消灭哪些病因，属于一种还原式精确认识。中医则是针对致病因素的生存环境即人体内环境和外环境辨证施治，因而只要创立这样一种医学理论，然后运用这种理论逻辑形式进行生理、病理和药理推理……便能有效地指导辨证施治，正如《伤寒论》“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治疗指导思想。刘老师用形象的比喻，把医理讲解得通俗易懂，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刘老师常常结合病例告诫我们，临床医生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这是积累经验的重要过程，体现在诊疗疾病过程之中就是如何从表象中分析原因。所以不单要“看病”，还要注重“看人”。上至自然变化，四季更迭；中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下至人的体质、喜好、性情、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将体现在患者身上。在所有专业当中，医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应该是最高的。研究中医，除具备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广泛的多学科知识结构及社会认知力，诊病时才能视野开阔、思维灵活。刘老师总对学生说：医学不单纯是一门自然学科，它与历史、人文、自然、哲学、艺术、环境等诸多因素关系密切，所以广泛学习、了解相关知识非常重要，单纯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体过于片面。刘老师还强调：医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的单纯技术层面，应该更加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医学应该是：人文关怀+科学技术。无论现代医学、传统医学、民族医学，只要不断创新发展、优势互补、提高疗效，就是“最好的医学”。
学术渊源
刘大新老师主要推崇《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及《伤寒杂病论》，又旁涉诸家，兼收并蓄，临床识病、处方紧密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汲取各家精华，摒弃门户之见，灵活用药，法圆机活。在学习中他强调做学问要注重“学”和“问”，在临证时要重视观察与思考。在学术观点上他强调“疾病整体观”，临证要有战略思想，强调中医临证是“看病人”而非单纯“看病”。他把患病之人比喻成“树”，疾病是树叶、树枝，病因是树干、树根。他的诊疗过程充分体现了“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的中医思想。
一、源于《内经》
《内经》的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对人体生理特点、心理活动，以及外感病邪、内伤七情所引起的病理变化进行反复认识、不断检验、整理总结而逐渐形成的一套完善的疾病治疗思想体系。这种思想能反映治疗疾病的一般规律，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一）阴阳平衡整体观
《内经》的产生以五行思想为基础，吸取了道家、法家等百家学术成果及逻辑形式，并将阴阳五行的分类模式运用于临床的各个方面，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医学观。《内经》认为生命在于保持人体内外各种平衡，如阴阳平衡、环境平衡、心理平衡等；认为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失和，人体疾病的产生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关键在于人体生理功能均衡协调的关系被破坏，结果导致脏腑气血的偏盛偏衰。机体功能失其常度则形成疾病。治疗上，关键是使人体恢复气血阴阳和五脏功能的平衡，并与外环境和谐相处。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即中医治病的目的，主要在于调整人体阴阳偏盛偏衰，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相对平衡。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并与自然界密切相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不同角度观察病情，采集患者的临床征象，加以全面仔细的综合分析，包括病邪性质、病变部位、病程经过等，了解患者机体状态，辨明患者证候，找出疾病的主要矛盾，以此为据，制订相应治疗方案。
《内经》中关于治则的记载颇多，例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拆之”等，后人概括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法。具体治疗手段有：药物内服、药物外用、针刺、推拿、按摩、艾灸、火罐、手术等，这些治法也是中医最早的治疗方法，对后世药物治疗的发展和完善起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
（二）《内经》奠定了耳鼻咽喉科理论基础
《内经》中关于耳鼻咽喉解剖、生理、病因病理、治疗等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首次提出五官是五脏的外候，五脏通过经络将五官与全身连为一个整体，如《灵枢·五阅五使》指出：“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脏腑病理变化可循经反映于五官，因此五官功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脏六腑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内经》记载了多种耳鼻咽喉相关病症和治疗原则、治疗方法，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医耳鼻喉科临床实践。总之，《内经》中的脏腑与官窍相关学说及有关耳鼻喉生理病理的论述为后世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源于《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后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书中涉及很多耳鼻咽喉病症，使得辨证论治原则在耳鼻咽喉科中得到相应运用。书中还最早将喉痹从咽痛进行解释，首次形象地描述梅核气病症。对咽喉病的治疗主要采用药物含服以内外兼治的方法，如苦酒汤等。《伤寒杂病论》保存下来近300首方剂，其中的50首至今仍是耳鼻咽喉科处方用药的基础，如半夏厚朴汤、泽泻汤、桔梗汤、小建中汤等，都是刘老师临床常用经方。
三、深受当代医家刘渡舟教授影响
刘渡舟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医的医、教、研工作，上承《内经》，下继各家学说，最为推崇仲景之学，且善用经方，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有着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刘大新老师在上学期间曾与刘渡舟教授“同吃、同住”半年之久，那段时间上午上课，下午跟诊。刘渡舟先生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在临证时洞察病因，思维活跃，治疗效果显著，这些都给学生时期的刘大新留下深刻印象，并立志努力学习，不负老师教导。在多年临证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观点和认识。
（一）当代人体质特点多为升降失职
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功能和脾、胃、肝、胆尤其相关。胆气出、肝气入；脾主升、胃主降。肝、胆、脾、胃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则一身之气得以调畅；如果其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则一身之气皆有可能受到影响。故治病时应注意顺从其性，恢复升降出入的功能。《伤寒论》的柴胡剂和泻心剂就是调理肝、胆、脾、胃之气的主方。
（二）新病攻邪，久病扶正
《素问》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正气不足，但古人亦有“虚处受邪，其病则实”的说法。治疗时祛邪应成为治疗的首要任务，邪气去则正气自安，虚弱的正气在邪气离开人体后可自行恢复。若不祛邪，而泛用补益，以期获得正旺邪退之效，不仅容易滞邪留邪，正气也得不到补充。故刘老师在辨证上注重对正邪的辨认，治疗时注重驱除邪气，即实证要祛邪，虚实夹杂证则要权衡利弊，虚证则扶正祛邪。
（三）擒贼擒王，纲举目张
除传统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外，刘老师还重视六经辨证，认为六经辨证可广泛适用于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主张“抓主证”，即抓住疾病的本质，依据主证治疗就是治本，就能获得好的治疗效果。他认为“抓主证”是中医辨证的最高水平。
（四）大禹治水，疏而不堵
水邪致病，范围甚广，无所不到。其在表为浮肿，在里为胀满，在上为眩晕、耳鸣、耳聋，在下为腹泻、小便不利，在心为悸动，在肺为咳喘，在胃为呕逆等等。在继承刘渡舟经验的临床实践中，他认识到一系列反映水证的症状和体征，如“水舌”“水脉”“水悸”“水咳”“水渴”等；还沿用刘老治疗水证的有效方剂，如“五苓散加生姜、枳实方”“苓桂术甘汤与真武汤合方”“苍术五苓散”等。
（五）饮食过剩，脾胃受罚
刘大新老师在临证时非常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得五味之养，全赖脾胃功能健全，脾胃功能正常则人体气血充足、正气旺盛；脾胃功能失常则人体气血来源匮乏、正气虚弱。脾胃居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脾胃升降失常则人体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上、中、下三焦都可能因此出现病变。现代人饮食过剩，饮酒过度，运动太少，先伤脾胃，故与脾胃相关的疾病在临床上十分多见。重视调理脾胃不仅可以治疗脾胃病变，亦可治疗与其他脏腑相关的诸多病变。有些耳鼻咽喉病症似乎与脾胃无直接关系，但若求之于中焦脾胃，常常也可取得较好疗效。
（李 红）
以患为师，无为而治
中医之法，以《内经》为训，究天人之道，奉《伤寒》为圣，传救治之方，人生百病，无出岐伯、仲景所述耳。时至今日，人有无妄之疾，医乏不死之方。然西学盛行，人皆以西诠中，以今衡古；中药西用，自鸣科学；分科为专，不见整体，貌似精深，实则坐井。昔五老上书之所急，至今尤甚。先贤既没，医道中乖，七诊之义不闻，九候之法鲜著，金简长封，玉字永埋。
临证之道，辨证论治为其根本。不辨其证，以病代之，不审其因，不求其源，不分天时地利之异，不晓禀赋、德行、好恶之别，不辨寒热，不别虚实，囫囵施治，割丰扫尘，轻则饮药而病加，重乃逢医而人废。临证之要，当需“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以患为师，审证求因，无我见而从证者，方为良医。
以患为师
刘老师提出，医者临证应“以患为师”，即抛弃固有思维模式，避免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勿为所学之一叶障目而不见证候之森林；更不可因所谓“门派”而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临证诊疗，应以患者具体情况作为指导治疗的标准，一切从患者实际体质、证候出发，谨遵中医辨证原则，充分考虑患者的性格特点、居住环境、家庭关系、工作性质、精神因素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遣方用药，此即“以患为师”。
刘老师说，“以患为师”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继承中医思维，掌握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发挥最佳疗效的内在要求。“以患为师”是“三因制宜”的高度总结与深刻阐释。
一、因时制宜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人与自然是统一整体，首先体现在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上，即因时制宜。《素问·金匮真言论》：“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素问·阴阳离合论》：“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充分考虑患者发病时的气候条件，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结合患者的体质状况遣方用药，仔细斟酌寒热温凉，方能发挥最佳疗效。
因时制宜还提示应充分认识、分析历史时期差异，不可泥古而一成不变地沿用古人观点。
如“风、寒、暑、湿、燥、火”之外感六淫已沿用数千年，而现代社会空气污染严重，六淫已不能完全概括外邪，刘老师提示在临证之时，应充分考虑“霾”对人的影响。又如“肾开窍于耳”的观点根深蒂固，至今甚至已成思维定式。追本溯源，《内经》对其病机的认识，除耳鸣责之于肾外，也反复论述其与脾胃、肝、心、肺的关系，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此厥阴司天之政……民病泣出耳鸣掉眩”“木郁之发……甚则耳鸣眩转”“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素问·通评虚实论》：“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灵枢·经筋》：“手太阳之筋……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得视。”《素问·五常政大论》：“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素问·至真要大论》：“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其中“脾气上从”“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愦愦欲吐，胃鬲如寒”等症状源于厥阴风木，亦与脾胃关系密切。
可见，耳鸣的病机不全责之于肾，与全身脏腑都有密切联系。《素问·脉解》：“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阴阳气机升降失常是耳鸣的总病机，而导致“阳气上盛而越”之具体原因，因其时代不同而有所偏重。古时物质匮乏，缺衣少食，故肾精不足是普遍现象。当今社会物质充裕，营养过剩而消耗代谢过少，饮食不节，久坐伤肉，则脾胃首当其冲。刘老师强调，医者须时刻谨记“以患为师”，遵古而不泥古，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辨证论治。
二、因地制宜
《素问·异法方宜论》：“黄帝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早在《内经》成书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地域环境对人的影响，各地自然环境、气候特点、饮食习惯相去甚远，导致各地人们体质截然不同。以患为师，必须充分考虑患者长期居住的地域特点，考虑昼夜、降雨、饮食等差异，以“五味入五脏”“五方入五脏”等理论指导用药。
三、因人制宜
因人制宜是中医诊疗思想的精髓，是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要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因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怫郁。郁则气滞血亦滞。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除年龄、性别不同之外，应考虑到每个人更深层次的德行、性格、情绪等差异。
［案一］
女性学生，山东人士，年方十五，形体偏瘦，面暗焦躁，月经不调，急躁易怒，母女不和，三日小吵，五日大闹。每夜子时起身游荡，数分钟至半小时复睡，已有两年之久。发病初期即就诊治疗，效果不加。后求诊于余，时值雨水。观其既往治疗，多从心论治、从心肾不交论治，以重镇安神、豁痰开窍为主。观其舌脉，舌质暗，边尖略红；左脉弦细、右脉弦滑。
辨证：肝不条达，魂魄失守。
方药：丹栀逍遥散加郁金、玫瑰花、合欢花、合欢皮、益母草、丹参、龙骨、牡蛎。
告诫其母，改善母女关系。服药三周，病未再发。
《素问·举痛论》：“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百病生于气，气随七情易，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篇》中指出：“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古时尚且有七情内伤，现代社会人们欲望更大，思虑更多，情志致病更应引起重视。现代人的情志，除了怒、喜、忧、思、悲、恐、惊之外，更多了“欲”与“郁”，与《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述之“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相去甚远。欲望太大而得不到满足，使人焦躁，久之而致气结，结而成郁，郁久成滞、成瘀，累及气血而致病。无形之气化有形之邪，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忽视，更不可否认。这也是临证须综合考虑性格特点、家庭、精神、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因素之原因所在。
美国心理学家爱马尔（Gates Elmer）在一百多年前就做过关于情绪与健康的研究。“数年前我就开始研究情绪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尤其是针对身体分泌和排泄的化学物质的影响。我发现，悲伤和沮丧的情绪会增加可通过排泄物消除的有毒成分的数量，同时，幸福、快乐的情绪会增加人体分泌的有营养的化学成分。”
因此医者在临证过程中务必仔细观察，全面分析，要准确判断客观证候，更要充分考虑其背后的主观因素，洞察患病根源，仔细分析主观病因与客观病因的联系，由无形之“气”把握有形之“证”。
《素问·征四失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所穷，此治之四失也。”生活条件、饮食习惯、起居规律，乃至性格特点、精神状态等因素决定了一个人体质状态，若不予考虑，仅按寸口，难以取得很好疗效。今日之医，寸口尚且不按，更忽视其得病根源，只关注病后局部表现，对病开药，千篇一律，割丰扫尘，又岂能取效？
［案二］
古稀男性，京城高管，面白体瘦，肢寒恶风，鼻痒咳喘，十载有余；每秋冬发作，甚则涕如水下，痰清如涌，不得平卧。至呼吸科就诊，时值小寒。服麻杏甘石汤为主十日，其症不减反重，形寒肢冷，遂求治于余。观其舌脉：舌淡苔白，脉细而弱。观其方药：麻杏甘石汤合止嗽散。余甚不解，仲景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患者本无太阳中风在先，亦无肺郁而热之象，时值冬令，何投此药？纵观当今之医，多视麻杏甘石为平喘之药，不论男女，不见长幼，不解药性，见喘则投此方，问其缘由，言之凿凿：“循证以验其效。”四诊合参，为肺虚不固，寒气束表。治以玉屏风合小青龙汤，服药一周，可平卧静息。
“以患为师”是三因制宜的高度概括，以患者体质、证候为指导，综合考虑时代因素、气候特点、地域环境，以及患病自身主、客观综合因素，洞察真正病因，方可药到病除。切不可固执己见，先入为主，不仔细观察具体患者，想当然地用药，敷衍了事，正如孙思邈《大医精诚》所述：“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
刘老师常说，没有患者何来医生？没有疾病何来治法？医者应对患者怀着感恩之心，以患为师，尊重患者，以诚相待，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为患者着想，给患者一种人文关怀，以赢得患者信任。给予患者心理干预，让其放下心中防备，才能尽可能地收集到有用信息。这种心理关怀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既能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也是当下不良医患关系中对医生最大的保护。正如《大医精诚》所述：“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无为而治
以患为师，是为了到达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治理社会的最高境界：“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刘老师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治国指导思想，无为而无不为，是顺应自然的大智慧，对中医临证诊疗也具有很大指导意义。
一、摒弃前识，顺势而为
“无为”并非消极地“不作为”，而是顺其自然地“不刻意为”。《淮南子·原道训》：“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所谓无为，是在“物”之前不为，即不可先入为主，以自己固有观念无根据地臆测妄为，即老子所反对的“前识”。《道德经》：“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王弼注：“前识者，前人而识也，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韩非子·解老》：“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所谓无不为，是要根据具体的“物”而为，以“物”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避免机械的“经验主义”，从而达到“无不为”。所谓无治，是不改变事物的自然规律，即顺应其发展规律而治，根据事物固有属性、规律，才能做到无不治。临证亦然，处判针药，不可先患者而为，以固有观念主观臆断。医者如君，治以君道，只有摒弃前识，虚静无为，方能灵活运用各种治疗方法，应对临床上变化无常的疾病，以“辨证论治”之不变，应对临床病证之万变。
以患为师的内涵，正是一切从患者出发，通过望闻问切，洞察患病根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患者作为老师，指导治疗；避免形成思维定式，不可将自己固有的疾病观念强加于患者身上，应当顺应自然规律，无为而治，则无不治。中医精髓在于辨证，而辨证对象是具体的患者，即《淮南子》所谓“物”。如今之中医，多以西方医学疾病概念为依据，以方药与之对应，以至于重局部、轻整体，重方药、轻辨证，重疾病、轻患者。只重视“疾病”，而忽视得病的“人”，只注重患病局部，以固有思维处方用药，则疗效不佳。李中梓《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精遗勿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不为外在表象所乱，治病求本，准确辨证，才是疗效的保障。
［案三］
男性，60岁，领导。咽异感、耳鸣半年。西医会诊结论：慢性咽炎，神经性耳鸣，胃炎。治疗：口服西药共11种。刘老师会诊结论：劳思伤脾，运化失司，津液上乘乏力，咽失所养；脾虚耳窍不通。治疗：停服西药；健脾和胃，利咽通窍。以香砂六君加味，2周缓解。
按语：局部症状与全身脏腑无不相关，无论各科绝不能单以疾病论治。
二、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无为而治，不可主观妄为，亦不可“过为”。“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世间万物皆有度，不可过，治病亦然。
过度医疗在国内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肿瘤的治疗，不充分考虑具体患者身体状况，仅通过影像、病理分型等辅助检查手段就给出治疗方案，其结果是极大的不良反应，徒增痛苦。药物及其他医疗手段在疾病治疗中都应扮演“第三方”角色，在充分调动人体自身调节能力前提下，辅助人体自我恢复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而非眼中只有疾病，只把疾病当做医疗行为的对立面，让人体成为战场。药物本身有偏性，治病则是以偏纠偏，一旦过度治疗，药便成为了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癌症过度治疗现象普遍存在，而近年来，有关恶性肿瘤自行消退现象的案例报道也在逐渐增加，关于肿瘤本身还有很多未知，因此积极手术、放疗及化疗未必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最佳方案。刘老师提出，某些情况下“无为”地“不治疗”，也许比“积极治疗”预后更好。这便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又如目前针对幽门螺杆菌的“标准化治疗”，三联或四联用药连续服药两周以上，对胃肠道刺激过大，得不偿失。同时，若不顾扶正，只一味祛邪，也只是舍本逐末，无法取得远期疗效。《素问·五常政大论》：“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天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众所周知，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为规避患癌风险，切除双侧乳腺后又切除双侧卵巢及输卵管。肿瘤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由基因决定，更受身体内环境影响，如此极端的做法，实在不可取。
三、恬淡虚无，从容平和
同时，刘老师还提出，应把“无为”心态传递给患者。何谓无为？面对疾病应顺其自然，不过度关注自身疾病，淡泊心态才有利于疾病治愈。
《素问·宝命全形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自古以来，中医对患者情志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治神”也是治病的最高境界。美国心理学家戴维·R.霍金斯（David R. Hawkins）通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而有强弱的起伏。他把人的意识映像到1～1000的范围。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20 000Hz）的状态会削弱身体，而200～1000的频率则使身体增强。霍金斯发现，诚实、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改变身体中粒子振动的频率，进而改善身心健康。根据其理论及实验结果，希望乐观的频率为310，而恐怖焦虑的频率在100。人是复杂的，在任何疾病发展的过程中，精神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对人体产生着影响，甚至成为主导因素。这就要求医者重视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使患者“无为”，指导患者正确的生活方式，减轻其心理压力，达到心态平和。
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医生三宝：语言，药物，手术刀。语言才是治疗疾病最重要的手段。人有着复杂的情绪、心理因素，伴随着疾病的始终，也伴随着人的一生，充分考虑到心理因素对身体的影响，并给予相应的心理治疗，是一个医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即《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四、医者仁心，普同一等
更深一层，“无为”也是对医者思维上的要求。《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者，广汉雒人也……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此乃“医者意也”的最早出处，后世对于“医者意也”的论述有较多发挥，而此处主要论述患者身份地位之不同造成医者心理上的差异。
给位高权重之人看病和给基层百姓看病，心态有所不同也许在所难免，但为医者，应尽力做到一视同仁，不可受到患者身份地位的影响，不馋富，不骄贫。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医者亦须做到心中坦然，普同一等，才能不被自身心态所左右，才能确保临证治疗没有偏颇。
另一方面，为医者，当以生命为重，不可在治病同时考虑自身利益，若心术不正，以经济利益为先，必招致祸端。如《大医精诚》所言：“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医者，当以做好本职工作、为患者解除痛苦为首，心无旁骛，也是一种“无为”的境界。
刘老师说，行医四十载，得此“以患为师，无为而治”之粗浅体会，一己之见，不足以真，曲碎论之，与同道共勉。
（陈 灼）
浅析老子“无为”思想及其与中医学的渊源
一、“无”和“为”
1.“无” 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無，亡也。从亡，無聲。”“无”古时写作“無”，即没有。字形用“亡”作边旁，用“無”作声旁。《汉语大词典》中，“无”包含“没有”“不论”“不”“不要”等义。
2.“为” 汉·许慎《说文解字》载：“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抓）。”“为”古时写作“为”，“为”的部首是“爫”，即“爪”。“为”正如一只母猴，猴尾在左，猴面朝右，爪子放在头顶抓耳挠腮。故“为”，有“猴”义，可引申出“抓”的意义。《汉语大词典》中“为”的含义包括“做”“造作”“治理”“陈设”“选择”“医治”“学习”“撰写”“种植”“穿着”“求取”“给与”“担任”“当做”“变成”“使用”“成熟”“算是”“致使”等三十余种释义。
“为”含义丰富，用法灵活，总的看来，“为”在《道德经》内可理解为“做”“作”等义，可视为抽象广义“行为”“动作”，几乎包括人类所有行动。
二、“无为”主要内涵
从字义上看，“无为”似乎就是“没有作为”。但《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亦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可见老子的“无为”绝非“没有作为”，而是为了“无不为”，并且能够产生“无不为”的效果。老子“无为”思想蕴含以下三种主要内涵：顺应自然，少私寡欲，适度而为。中医学天人合一、保全真气、适度治疗等原则，与“无为”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相似之处。
（一）无为与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化生和养育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所以人应取法天地自然之道，顺应自然，辅助天地万物的自然发展状态，要求我们在顺应大环境变化的前提下，因循事物本身自然发展势态。如《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顺应自然与三因制宜
“人以天地之气生”，指人是自然界产物，自然界天地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与人体息息相关，因此人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必然受着诸如时令气候节律、地域环境等因素影响。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性格特点、居住环境、工作性质等个体差异，也对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就必须根据这些具体因素作出分析，区别对待，从而制定出适宜的治疗方法，即所谓因时、因地和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即顺应大环境的自然变化，因人制宜即因循事物本身发展势态之自然，这是治疗疾病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因人制宜，即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特点，来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例如《素问·三部九候论》：“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特点，来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根据患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乃至工作、家庭的小环境调整治法方药。例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北方者……南方者……中央者……”因时制宜，即根据时令气候节律特点，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顺应一年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体病情在一日中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等规律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治疗方法，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顺应自然与因势利导
顺应人体正邪斗争产生的治法就是因势利导，即根据疾病邪正斗争自然发展势态而及时通利疏导邪气，因患者不同病位及虚实、寒热状态，采取不同治法。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灵枢·逆顺》载：“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顺应邪气盛衰的变化规律，在邪气盛时避其锋芒，在其衰时及时治疗，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二）无为与少私寡欲
少私寡欲
《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载：“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无止境的欲望贪婪是最大罪恶祸事，“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若人没有过多欲望，就能减少纷争，天下将自然得以平定。因此，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
少私寡欲与恬淡虚无
凝神静心、涤荡杂念能有效地保养精神、避免疾病产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道德经》和《内经》均认为人应减少欲望，安住于当下，如《道德经·第八十章》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又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
相反，若纵欲过度，肆意妄为，追求享受，过度耗散身体的精气，最终会导致“半百而衰”。如《道德经·第十二章》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猎令人心发狂。”又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三）无为与适度而为
适度而为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老子发现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进而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经·第九章》）。提示人们若要长久，应知满足，及时停止，不宜锋芒毕露、富贵而骄。
适度而为与适当疗养
中医反对过度治疗，攻邪太过反而易伤及正气，应当在适当治疗后给机体自主恢复的机会。如《素问·六正纪元大论》所言：“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则死。”同样，补益亦当适度，古人生活条件恶劣，其虚证多为物质缺乏；如今生活水平提高，虚证多为人体代谢障碍，某些功能失常，予以适当调节即可。
人们在温饱基础上，不应该过分奉养、享受。《道德经·第五十章》载：“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老子认为三成人能长寿，三成人会早夭，还有三成人本来能长寿却早夭了，其原因正是补养太过。《素问·生气通天论》也指出了奉养过度的后果：“膏粱之变，足生大丁。”
另外，适当地运动劳作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但过度反而会对机体造成损害，如《素问·宣明五气》所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三、“无为”与中医理论的渊源
综上所述，中医学的理论和“无为”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目前广泛认为，《内经》主要篇章形成于春秋战国至西汉后期，至西汉中后期编纂成书。这一时间段恰是道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医发展史中，历朝历代皆有“道医”，他们兼具道士和医者双重身份，医学与道学结合，对二者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如董奉、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王冰、张介宾、傅山等；所以，道家“无为”的思想对于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无为”思想及其与中医理论的渊源进行深入理解与探究，方能促进中医发展。
（申 琪）
两因学说
人之于世，虽不能有生无死，而死多未尽其年。所以然者，外有六淫之乱，内多七情之伤；更以万念纷驰，百感忧劳，故未壮而衰，未老而病。
凡病，皆有因也，而病因有主客之别。所谓客者，既病而成者也：病症、病位、病机，如树之果；所谓主者，所以致病者也，患病之根源也：禀赋、德行、情志、好恶、天时、地利，如树之籽，果与不果，机缘使然。病因藏于万物，万物皆为病因。
今时今日，西学盛行，以“眼见”为实，以“物质”为依，无形者皆谓之虚妄，是不智也。有形之病，实源于无形之因。
世间万物皆藏病因，能悟之者，方可洞见症结，釜底抽薪，用药如匙，覆杯即愈。
何谓病因？
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先。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中医从宏观角度将病因分为三个方面，即“外因”“内因”与“不内外因”。现代医学对“病因”着眼点在于“可见”病理改变，其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从影像、超声、实验室检查等各类检查手段上均能找到客观“物质”依据。如外来微生物致病因素、各类炎症介质，或某物质缺乏等。若究其根本，这些有形之“因”只是病后之“果”，系患病后局部或全身表现，此类病因系“客观病因”，但并未能回答“人为什么患病”。
与之相比，古代先贤则更多在思考人患病的根源。《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与《素问·评热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中医病因观经典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人为什么得病”。《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其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谓一语中的，上古之人恬淡无为的心境是延年益寿之不二法门。
然而今时今日，不论中医或是现代医学，对此类“无形”病因（即“主观病因”）的认识与重视还远远不够。刘老师认为，现代医学之病因、病理，中医之病机、证型，都是人在患病后的变化与表现，是“现象”，而人患病的根源在于其禀赋、德行、情志等等“无形”因素。
七情内伤
《素问·举痛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案一］
男性， 60岁，农民。胸闷一年，多方就医不效。2015年就诊，诊断为“胸痹”，收入心血管病房。主要检查：心电图（动态及24小时）、心动超声，导管介入。按胸痹治疗无效。结论：非冠心病；转入呼吸科病房。呼吸科检查：肺功能、CT、磁共振。结论：非呼吸系统疾病；建议：耳鼻喉科会诊。刘老师接诊：仔细询问，四诊合参。结论：情志致病；建议：大哭一场。2周后胸闷消失。
在当下医疗观念、医疗行为中，情志对人的影响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不论身患何病，小至感冒咳嗽，大至癌症，精神因素都伴随疾病始终，有时恰恰正是疾病症结所在。若只关注“患何病”，不探究“为何患病”，不考虑患者的精神因素对疾病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只按部就班去治疗疾病，不去除疾病根源，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子和《儒门事亲》里记载了较多情志致病的案例，通过心理疏导及运用五行生克理论进行干预，能获得事半功倍的疗效。
如：息城司侯，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住，药皆无功。议用燔针炷艾，病患恶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戴人曰：《内经》言：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又云：喜胜悲。《内经》自有此法治之，不知何用针灸哉？适足增其痛耳！
现代医学由于其思维方式局限性，很难真正认识到“情志”对人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即使有了一定认识，也缺乏治疗手段。中医“七情内伤”理论揭示了情志通过影响气机运动进而对人体产生影响的过程，《内经》《伤寒论》阐述了较为完善的药物或情志治疗体系。可见，情志因素是中医认识疾病的一大特色与优势，充分重视情志因素是一个中医最基本的职业素质。
欲与郁
古有内伤七情“怒、喜、忧、思、悲、恐、惊”。刘老师认为，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增大，同时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欲”与“郁”成为普遍存在的致病因素。现代人往往放任欲望，毫无节制，烟酒无度，房事不节，或嗜食膏粱厚味……万事万物皆有其常度，纵欲过度，必然未老先衰。《素问·上古天真论》：“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是以志闲而少欲……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在中国，“欲”自古就备受鄙弃，而“无欲无求”是古代圣贤追求的人生境界，刘老师解释道，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也受到佛家、道家思想影响。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欲望，但尽量清心寡欲，看淡物质、名利，使自身心态平和恬淡，这是养生延年的最佳方式。《素问·上古天真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佛说八大人觉经》：“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欲可致郁，欲望是因，气郁为果。若欲望过大甚至不切实际，得不到满足，必使人焦躁，日久而致气结、气郁，进而累及气血，影响全身。
“郁”之为病，古已有之。《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张子和《儒门事亲》记载：“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在当今社会，“郁”不仅来源于欲望，更来自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买房供房、买车、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生活日趋复杂，需求越来越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若心理素质不高，稍不顺心便可致“郁”，这些无形因素也就成为了病之根源。
性格与德行
现代医学对性格与疾病关系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现已认识到性格因素与许多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溃疡病、皮肤病等有一定相关性。中医亦认为“五德入五脏”，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德行不同之人易患疾病类型也有不同倾向。
1959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弗里德曼（Frideman）和罗森曼（Rosenman）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冠心病患者的个性特征与非冠心病患者相比，表现得更主动，精力更充沛，更具支配性，故将这种个性特征成称为冠心病易感行为模式。弗雷德曼和罗森曼用 4 个单词来形容 A 型性格，即“发怒”“恼火”“激动”“急躁”，1960年，提出“A型行为的人易患冠心病”假说。相似地，近年也有学者提出A型性格或精神压力与功能性消化不良及消化性溃疡等疾病有一定相关性。
人类以其发达的大脑、复杂的思维，傲然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正因为有了复杂的精神活动，人类每个个体都表现出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也就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格对人机体的影响不可小视，可使一个人长期处在某种特定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情绪倾向，形成了人面对疾病时乐观积极或是悲观消极的心态，因此在临证过程中，准确把握患者的性格特点至关重要。刘老师强调，相同疾病，在不同性格患者身上，其症状表现、预后往往存在巨大差异，重视其差异，给予最适治疗方案，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内在要求。
曾有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女性，肝癌晚期，求诊于刘老师。某国内知名医院已下结论，若不接受放化疗，最多只能生存3个月，患者拒绝。该患者是一名画家，心态非常乐观，后一边服用中药，一边全国各地旅游写生，至今已逾2年而无恙。
《素问·汤液醪醴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给后人提示，如何才能形与神俱，尽终天年，百岁乃去。其妙要正在于修其身，全其德；恬淡虚无，精神内守；道德不衰，邪不能深入，则汤液醪醴备而弗服也。
何谓“德”？《素问·上古天真论》：“……是以志闲而少欲……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志闲而少欲”，人不可过于孜汲名利，应内心闲适；“心安而不惧”，保持内心平和，坦荡面对一切，处之泰然。如明朝哲学家洪应明的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对饮食、穿着知足常乐，不过分追求物质，才能使气从而顺；没有过多欲望，才能诸事如愿；以包容、欣赏的心态对待社会现象，不愤世嫉俗，才能保持心态平和，从而“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合于道”，才能远离疾病，度百岁而寿终正寝。
万事万物皆藏病因
《素问·移精变气论》：“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谓一？岐伯曰：一者因问而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因“问”而得之，“数问其情”的目的在于全面把握患者患病的原因。人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病因，其与疾病背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偶然，所有偶然性都包含着必然性。刘老师常说，人生病绝非偶然，从哲学角度分析，疾病是“果”，而“果”的形成经历了“籽”发芽、生长、成蕾、开花等一系列过程，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偏差，都可能影响结果。人之患病亦然，其根源包括先天禀赋、性别、年龄、体质状况、生活习惯、居住环境、地域方位及风俗、饮食偏嗜、家庭关系、工作性质、社会地位、性格特点、精神状态，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一切看似无形的因素，决定着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体质状况及精神状态是患病之根本原因。《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中央者……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瘘厥寒热。”
与实验动物不同，人生活在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影响。不同居住环境、气候特点、饮食偏食、风俗习惯等决定了一个人的体质状况，也是疾病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如碘的摄入水平对甲状腺的影响一样，不难推论，环境可能以某些未知方式对各种疾病存在一定影响，这也正是“因地制宜”之内涵所在。这些内容往往在当下医疗行为中被忽视，看不到根源，目光局限在疾病本身，舍本逐末，又怎能药到病除？
［案二］
男性，30岁，留学生。大便日行20余次半年。西医诊断：肠道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多方就医不效。刘老师四诊结论：其病在肠，其源在肺，其因在脾，其侮在肝。治以宣肺利水，健脾疏肝。方药：麻黄、杏仁、炙甘草、茯苓皮、车前子、郁金，合逍遥散。五剂后大便日行十余次，十剂后大便日行三四次。
一位韩国学生，30岁，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求学，或未娶妻，或分隔两地，语言不通，交流不多，加上学费昂贵等等因素，必然长期处在肝气不舒、思虑伤脾的状态。李中梓有治泻九法“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本例患者，前医已用尽治泻之法而效果不佳，何故？不晓其根本病因耳。
又如前文《以患为师，无为而治》篇所举夜游症患者案例，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疾病都并不简单，亦非现代医学之“客观病因”就能完全概括。生活状态、精神因素可能导致泄泻不止，家庭关系也可能引起梦游。有形疾病来源于无形因素，无形因素决定和支配着有形疾病。人之所以得病，和人先天禀赋、性格、德行、精神因素，以及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等等都有着密切联系。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述：“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万事万物皆藏病因，只有重视主观病因，全面了解患者的综合情况，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患者患病之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遣方用药，方可取得最佳疗效。
（陈 灼）
古今虚证之差异与补法
昔上古真人，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中古至人，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其次圣人，恬愉为务，自得为功；再次闲人，法则天地，象似日月，故皆可益寿而延年。皇帝之时，人多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今时之人，更黑白反作，寒暑无常，饮食无度……
岐黄之术，传道数千载，古今之别，何止天壤？医法虽同，至于其证，恐已相去甚远，安可一概而论？前篇《以患为师》已有所述，师古而不泥方为正道。今就古今虚证之异，小作发微。
刘老师提出，古人所言之虚，多为物质缺乏所致，为有形之“阴血”不足，故治疗以补益为主；而今时之虚，多因物质摄入过多，同时消耗不足，从而引起功能障碍，故偏重于无形之“气”功能失常，故治疗上应以调整为主而不可滥用补益之剂。古今虚证之异，源于物质条件、生活方式、社会及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
饮食之异
与现代人相比，古人饮食条件十分恶劣。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饮食上有着严格限制，普通百姓平时只能吃菜，而不能随便吃肉。《国语·观射父论祀牲》：“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寝不逾庙。”
至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时期，战争不断，百姓更是流离失所，从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经典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中不难窥见古代百姓生活之一斑。古人饮食条件太差，是古人易于形成虚证之重要原因。而在当今社会，早已不用为温饱发愁，过着物质充裕的生活，人们反而容易因为饮食不节甚至暴饮暴食而生病。身处物质过剩的年代，人们体质状况与物质条件缺乏的古人有着巨大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饮食结构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体质，当今社会物质丰富充裕，饮食结构已从各地特色鲜明转变为全民共享各大菜系，基本不存在古人因摄入不足而气血生化乏源的情况。更有甚者，饮食不规律，或深夜暴饮暴食，或夏日贪凉喜冷……这便使当今虚证之内涵产生了变化。
劳作之异
古时百姓多以种植为生，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全诗描述了农夫收割小麦的场景，仲夏酷暑，百姓依然辛勤耕作，妇人携子在旁拾穗悬筐……古人非但食不果腹，更日夜劳作，风雨不改。而现代人，不仅每日肥甘厚味，更无体力消耗，甚至于办公桌前一坐便是整日，同时代步工具越来越发达，人们甚至已经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这种生活方式，势必导致人们摄入过剩而代谢不足。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长期处于“静”的状态，阳不得生而无以制阴，故现代人以气虚、阳虚、虚寒证偏多，而阴虚证偏少。
寒暑之异
汉代及宋以后，是中国史上两个“冰河时期”，与当今“全球变暖”有着明显差异。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有相关描述：“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
1972年，气象学家和物候学家竺可桢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3年6月19日转载于《人民日报》），提到了中国始于东汉时代之第二个小冰河期。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趋于寒冷，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当时，河南南部橘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橘，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
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北京为国都。南宋国都迁至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而且冰河坚实，足以通车。严寒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落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公元1131～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四月九日，比12世纪以前十年最晚春雪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
至明朝，通过有记载的长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及汉江、淮河结冰情况分析，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明朝）、1620～1720（明末清初）和1840～1890（清朝）年间。
由上图可见，宋、金、元、明、清历代平均气温低1～2℃。
以薛己（1487—1559）、张介宾（1563—1640）为代表的温补医派，恰恰形成于明末清初气温最低的年代。至民国以后，气温已逐渐回升。
古人所处环境物质条件远远差于现代，处于寒冷时期而御寒条件差，棉、裘是富贵人家之物，穷苦人家只能靠烧炭御寒，白居易《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也是古人容易形成虚证的原因之一。
刘老师解释道，古人生活条件艰苦，缺衣少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之气候寒冷，战争不断，流离失所，长期物质摄入不足，而消耗过多，自然容易形成虚证。其源于物质缺乏，故治疗上多用补益精血、填精益髓之品。
当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早已解决温饱。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满足。如小儿疳积发病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明显下降，由此观之，由物质缺乏导致的虚证已大为减少。相反，由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改变，人们体质逐渐趋向物质摄入过多，同时消耗不足，代谢不及时而引起脏腑功能失常。另一方面，现代生活压力过大，人们思虑过重，《素问·举痛论》：“思则气结。”长期处在精神压力过大的思虑状态，使气结而不畅，亦影响气的正常生理功能。
综上，古之于今，在各方面皆存在巨大差异，现代人无论是体质、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心理特点等方面，都与古人截然不同，加之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外界因素亦有别于古代，故当今之虚证以功能失常为主要表现，有别于古人物质精血之虚，所以不应滥用补益，而应以调整为宜。
论补
刘老师说，恰恰由于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希望身强体壮甚至延年益寿，以至于稍有不适，便谓之虚而滥用补益。此种误区，古已有之。
张子和《儒门事亲·补论》：“余考诸经，检诸方，试为天下好补者言之。夫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有有病而补者。无病而补者谁欤？上而缙绅之流，次而富豪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笫，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且如有病而补之者谁欤？上而仕宦豪富之家，微而农商市庶之辈。呕而补，吐而补，泄而补，痢而补，疟而补，咳而补，劳而补，产而补……吾不知此为补，果何意耶？”
今时之人，可谓尽是“缙绅之流”“富豪之子”，多是“无病而补者”。岂不闻“人参杀人无过，附子救人无功”。凡药皆为以偏纠偏，无虚而补，盈而益之，其祸匪浅。《素问·五常政大论》：“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天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尚且不可过服，何况补益之品？本无虚证，无疾而补，更使气机壅滞，运化失常。《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滥用补益之品，壅塞气机，升降失职，出入反作，百病由生。中医本是中庸之医学，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切不可妄用补法，当须详辨其证，依法治之。
刘老师认为，中医的精髓在于辨证，须充分考虑患者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所处环境、精神因素等综合情况，仔细辨证，虚证与否，不可先入为主，应深入认识古今虚证之差异。当今之虚，多为功能之虚，关系到现代人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精神因素、居处环境、气候条件等方方面面，治疗关键在于调整，随证治之，不可固执己见，妄投补益之品。
（陈 灼）
文化修养是中医思维基础
孙思邈《大医习业》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刘老师常说，医学知识是船，文化是水，技术是帆，患者是风，中医需要文化承载才能远航。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严重缺失的时期，而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脱胎于中国哲学，涵盖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社会更迭、诸子百家、天地阴阳、气运周转等诸多文化范畴。医学是人类最高艺术，世间万事万物都与看病相关。究习音律，体悟“五音入五脏”；研习棋弈，感悟“用药如用兵”；摹习书法，探求文字内涵，深化对古籍论述的认识；晓习丹青，体会泼墨留白，思悟“君臣佐使”；通习天文地理，洞悉气运阴阳，参悟“天人合一”，诵习诗词歌赋，博习诸子百家，了解历史文化发展变迁，才能了解古人所处环境、生活方式，领悟古人认识疾病、遣方用药的思维方式……
中医临床思维是运用知识的一种能力，是将书本知识灵活运用于临床的方法，这种思维应该是动态的、协调的认知，中医辨证论治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中医耳鼻咽喉科不是一个以局部疾病为代表的“小科”，耳鼻咽喉疾病无一不与全身脏腑经络相关联，临床要从“大战略”角度着眼，以“临证如临阵”的战略思想分析病因病机，方可力争“用药如用兵”准确无误。所以，临证关键是思考，思考前提是读书，读书目的是顿悟，顿悟之后才能洞察疾病病因所在。
中医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因此简单科学思维模式不能理解中医理论内涵。建立中医思维，在具备中医知识基础上，必须注重不断加强文化修养，文化积累越丰富，大脑依靠大量感性和理性认识产生推理和论证越准确，辨识结论速度越快。所以，丰富的阅历、广博精深的文化是中医临床思维的基础。一般说来，理论越扎实，知识越广博，阅历越丰富，思维就越开阔，临证之时才会举一反三，洞察病机。中医不像现代医学那样靠不断发明新技术、新药来治病，而是不断提升认识境界，正像围棋手升段，两者一为“术”一为“道”，现代中医既要掌握术，更要领悟道。提高“悟性”需要培养非逻辑思维能力和技巧，具备专业知识与广博文化积累，还要突破“眼见为实”的局限，如此才能深入分析疾病的因果关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生命，理解人为何生病。
如今，中医大夫以现代医思维模式看病的现象普遍。不少中医过分依赖现代检查手段，只重视检验结果和局部表象，而忽视患者体质特征，疏于进行证候分析，淡忘了中医有别于其他医疗体系的最大特点。譬如：中医从不就地歼灭病邪，而是驱邪外出。不给“邪”以出路，就不是中医。对致病因素一律杀灭，最终则是正邪两伤、迁延不愈。“围魏救赵”“围点打援”“大禹治水”才是中医的治疗思想。“见肝之病，先实其脾”“壮水之源，以制阳光”“滋阴益气，补而不滞”才是中医辨证论治。在实践中，是否要让患者大量服用抗生素来抑制幽门螺杆菌？是否把活血药当作抗凝药应用？是否把清热解毒药当作抗生素？现今“中药西用”现象普遍，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医人文化修养严重不足，文化自信普遍缺乏。不明字义，如何理解汗牛充栋之中医典籍？不晓气运，如何顺应自然规律？正因为缺乏文化自信，才会对《灵枢·邪客》“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之“气能生血”论述视若无睹，以至于当美国学者观察发现肺中存在巨核细胞，每小时可生成1000万血小板时，许多中医学者也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不已，殊不知几千年前古代先贤早已认识到。
古人强调“物艺相通”，即物质和精神是互相融通、互相为用的。医者要注重培养文化素质，一个只会看“病”，不懂社会、不谙历史、不晓人情世故的医生，谈何中医思维？为医者还要有广阔慈悲的胸怀与智慧善辨思智。正如明·裴一中《言医·序》中所说：“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必须是拥有贯通古今天人之学识，近乎佛陀之慈悲，并穷尽毕生精力不断学习之人方可为医。刘老师常教导我们，广博而深厚的文化修养是成为一名优秀中医的重要基石。
钱学森认为：“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能开拓创新思维，避免机械唯物论，使思路更开阔，思维更敏捷。爱因斯坦六岁练习小提琴，在创建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思索陷入困顿时，就不由自主地拿起琴弓。“音乐往往催化出科学创见和思维火花。在音乐自由流淌中，深奥的理论物理学有了美妙旋律。”不论哪个学科，凡成大家者，无一没有丰富的文化素养。
何谓文化？知识与文化又有什么区别？有知识就一定有文化吗？举一个简单例子：医学的“医”字，古人写作“醫”，亦作“毉”，相关字还有“瑿”“翳”。知道字形字义，只是文学知识；若能通过字形字义探究文字由来，甚至联想古人的生活规律、风俗习惯、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这便是文化。知识是1+1=2，是既定规则，须“遵技守法”，而文化可以是1+1=11，敢于打破规则，用非逻辑思维去领悟知识背后的内容，从而获得某些启示和灵感，开拓新视野，即“无法悟天”。
“醫”从“酉”者，《说文解字》：“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可见，酒醪自古便是治病的一种方法。《素问·汤液醪醴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也就不难理解《金匮要略》中瓜蒌薤白白酒汤的由来了。
“毉”亦有从“巫”者，《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康熙字典》：“又巫咸，国名。《山海经》巫咸国，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亦山名。《郭璞·巫咸山序》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明神。又人名。《山海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注》，皆神医也。”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巫在古代主要指从事祭祀等活动，以及从事此类事务之人，他们是博学之人，是沟通天人、了解自然规律之人，是能很好地把握人们心理之人。自古巫、医是分不开的，岐伯便是这样一位天师。“毉”从“巫”，恰恰是在强调做一名中医，需要尽可能地丰富自身文化修养，明晰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社会风俗，同时又必须对人心理有较好的了解……文化底蕴足够深厚，才能深刻地理解生命。
所谓“巫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操控行为，给人以强大信念、心理暗示，通过心理干预治病乃至治国。葛洪《抱朴子·至理》：“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患者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
此段记载，从道教神仙家角度，阐述了“气”与“咒”的作用。今时观之，似乎虚妄，但若透过其现象，从文化层面认识它，同样能从中受到启示。符咒治病，一定程度上属于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是否意味着虚假？“心理作用”是否等于没有作用？
有一名罪犯被判死刑，刑警向他出示了刑具，一把解剖刀。然后蒙住他的双眼，接着有人用刀轻轻在他手背上划了一下（并未划破皮肤），再用一股细细的温水朝他的手背浇去。水不断地浇着，地上的脸盆不断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这一切使犯人产生了新的心理情感，过了几分钟，犯人开始垂死挣扎，接着就断了气。通过解剖发现，他死亡的原因是心脏麻痹。（苏联著名心理疗法专家B.莱维《巫术的见证人》前言中叙述了这个事例）
如今，现代医学也已认识到，在药物治疗中，安慰剂具有高达30%的治疗作用；而中医在心理、情绪等无形因素对人的影响上有着完整理论体系，其作用远不止安慰剂而已，甚至可能大于药物及其他手段。这是“毉”给我们的启示，是刘老师经常强调的“主观病因”，也正是“医者意也”最深刻的含义。
中医需要文化承载，正是因为中医思想来源于文化，我们才能从文化中得到更多启迪。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饮食、风俗、地理、气候等等，世间万物皆是文化。《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炙焫……南方者……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瘘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诚然，“知治之大体”是“治所以异而病皆愈”的前提，而“大体”背后，是对东南西北中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风俗习惯、饮食结构等因素全面把握，只有深入了解患者各个方面，才能快速而准确地把握病因，真正做到个体化治疗，这是中医思维的内在要求，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古人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滞涩的年代，都能了解到千里之外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当今社会，交通便利、信息获取便捷，我们更应“知治之大体”。要真正建立起中医思维，需要极其广博的文化修养作为基础，有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才能从更多角度思考疾病，遣方用药之时，多一分思考，也许会多一分疗效；相反，失之毫厘，则可能谬以千里。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远不局限于疾病本身；中医诊疗手段，亦远不止药物、针灸等具体手段而已。人是文化人，是精神与物质的共同产物，二者缺一不可。现代中医恰恰过于注重物质，忽略了精神。与现代医学不同，中医诊疗远远不止药物或针灸等具体方式，从见到患者那一刻起，就是在治病。望患者的面部表情、神情步态等判断其大致体质状况、性格特点；闻其语音声调、通过语言交流等，都可获取有助判断病情、提示立法处方的信息。另一方面，医者自身形象、举止、语言表达、接诊态度，包括字迹是否工整美观等等无形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患者对医者的信任，医者意也，这也将直接影响疗效。正如孙思邈《大医精诚》所要求：“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稳重、从容、谦和的态度是疗效的重要保障。
因此，对待患者需要从文化层次入手，不仅要看到疾病，更应洞察疾病背后的深层原因。人之所以生病，远非目前所认识到的疾病本身而已，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所患之病也与其文化相关。医者只有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开拓视野，从文化层面更综合、更具体地分析患者，才能洞察根本病因，抓住患病源头，才能手到病除。
［案例］
李某，女，63岁。2014-02-26就诊。初次发病节气：小雪；当下发病节气：雨水。出生地：银川，居住地：北京（40年）。文化程度：初中。曾经职业：商店售货员（粮食商店）。
望：面色淡暗，爪发无华，体态清瘦，搀扶行走，神清合作，恶心时作；舌质暗，舌苔白。
闻：语音低微，乏力懒言。
问：眩晕伴右侧耳鸣1小时。病史：一小时前，因与家人口角，心情不舒而发病。3个月前曾右耳听力突然下降伴耳鸣、眩晕、恶心呕吐，视物旋转，不能行走，神志清楚，胁胀头痛，少寐多梦。随即到急诊就诊，经输液等治疗12小时后眩晕缓解，听力无改善。3个月来每遇情志不遂而眩晕，平均每月发作2次，每次持续数小时，经治疗1天左右逐渐缓解。平素食饮不思，口淡不渴，大便溏软，小便如常。既往有冠心病、陈旧性脑梗病史。
切：左脉弦细，右脉细弱。
其他检查：血压120/70mmHg，脉搏100次/分。
专科检查：纯音测听右耳全聋，左耳平均25dB；声导抗双侧A型。1周后眩晕缓解。前庭功能：右侧水平半规管功能减弱。
辨证分析：主症耳鸣、眩晕。耳鸣者，有实有虚，眩晕者，虚实夹杂。患者年过六旬，身体瘦弱，食饮不思，大便溏软，乏力懒言，语音低微，右脉细弱，乃脾肾两虚，尤脾为甚，以致气血俱欠。脾气一虚，升降失职，宗脉气缓，脉有所竭，正如《经》云：“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脾土不足，木失所养，制阳乏力，肝阳浮越，上扰清窍，所见视物旋转，耳鸣耳聋，少寐多梦；胁胀头痛，左脉弦细。《经》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又云：“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倾，目为之眩。”此亦将土、木关系辨而述之。然病久之因尚不仅于此。患病初始，时值冬日，寒凝收引，气血困顿，经脉阻滞，血脉失畅，清窍失荣。当下时逢初春，肝木生发，肝应春气，性喜条达。情志不遂，气机不畅，以致气滞血瘀，清阳不达耳窍，清窍闭塞，髓海失养，故发眩晕耳鸣。综观病史，细查表象，其病因源在肝脾，兼肾兼瘀。当下眩晕不解，先治其标，症缓之后，方药固本。
治疗：针刺内关、太阳、印堂。20分钟后症状缓解，可自己行走。
治法：健脾疏肝，养血活血，祛风通窍。
方药：四君子汤合通气散加味。
党参15g，茯苓20g，白术10g，炙甘草6g，柴胡10g，香附10g，川芎10g，郁金10g，玫瑰花6g，白芍15g，当归15g，丹参20g，钩藤10g（后下），夏枯草10g，石菖蒲10g，远志10g，路路通10g。3剂，水煎服。
二诊：症状明显缓解，睡眠改善，自行就诊。
方药：上方加黄精20g，去远志、钩藤。7剂，水煎服。
三诊：偶有轻微头晕，耳鸣减轻，食欲睡眠正常。临床显效，不再服药，指导患者进行自我康复治疗。
以上辨证思路，综合考虑患者出生年代、地区，当时该地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民众生活与体质关系；患者居住、工作在北京40年，这40年北京社会变迁、个人工作变化对其身体、心理的影响；通过观察患者家属行为态度判断其家庭关系；与患者问诊时判断其性格类型、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有无不良嗜好等；结合上述信息，分析患者身体及精神状况及发病基础；患者既往有冠心病、脑梗病史，与此次发病是否关联；发病节气、体质、性格与疾病有何关系，最终做出此次发病的辨证施治。上述辨证粗浅乏深，若细加辨之，仍有病机可陈。
在临床上，对每位患者要进行详尽询问，仔细观察，缜密思考，综合望、闻、问、切，查、思、析、辨，尤其久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有时病因藏在蛛丝马迹之中，一旦马虎，“辨”不得要领，一经发现，便“钥”到病除。
（陈 灼）
急症勿忘扶正
急症具有“急速重危”之特点，其起病急骤，变化迅速，病症复杂，病情危重，临证之时，常恐攻实而伤正，补虚更助邪。刘老师常说，中医思想简而言之，扶正祛邪而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治病本质上是通过调动人体自身正气以对抗邪气，驱邪外出，而并非将疾病作为治疗对立面。因此，即使面对急症亦勿忘扶正。本篇所述急症，既指急危重症，又包括疾病急性发作期。当今中医，多受现代医学观念影响，中药西用，将清热解毒药用作抗生素、抗病毒药，将活血药用作抗凝药，而忽略了中医治病“扶正祛邪”的根本原则。
临床中应及时辨别危急重症，分清标本、逆顺，注重顾护正气，中西互补诊疗，力求转危为安。急症治疗中若忽视正气，则疗效不佳，一味攻邪，过则损及正气，正不胜邪，病情急剧恶化。更有甚者，本非急症，攻伐太过而成坏病。笔者将从急症的病因病机、病性转化、病位传变、当代正虚特点等方面结合跟随刘大新老师临床学习体会浅述对急症的认识及治疗策略。
基础理论识急症，掌握病机为根本
急症之治，虚实之辨不能差于毫厘。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为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治疗危急重症也应辨清病机，对症下药。
急症病因虽有内外之分，本质均与虚相关。《灵枢·岁露》：“黄帝曰：其有卒然卒死暴病者，何邪使然？少师曰：得三虚者，其死暴疾……黄帝曰：愿闻三虚。少师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三虚系年、月、时俱虚之气运。天人相应，天时气运不济对应人体正气不足，是为病因。中医病因有外邪、禀赋、情志、饮食等。周遭环境之外因相同，疾病表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内因不同。故外因为客，内因为主。正如刘老师接诊过敏性鼻炎患者后常说：过敏原无处不在，患者的过敏体质才是患病的根本原因。
急症病机关键在于正气虚于一时，邪气暴盛而突发，正气抗邪之力锐减，而急危重症立见。《素问·刺法论》云：“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盖如五疫之急症，虽病因多端，病机并无二致，归本为一，即邪正盛衰，然各有胜负，若正气充足，邪不压正，则为不病之平人；若正气亏虚，正不胜邪，则为邪气所侵而发病。如《灵枢·百病始生》云：“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外因虚邪贼风，须得内因正气不足，方能戕害人体。即《素问·评热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灵枢·口问》云：“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正气虚损之处，便是邪气侵犯之地。
缓急之辨，在于表里虚实、传变顺逆，而虚实之辨最为关键。
《素问·玉机真脏论》云：“虚实以决死生。”指出疾病虚实关系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对疾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素问·通评虚实论》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急症病情进展急骤，虚实转化迅速。正气不足则邪实更盛，邪实停聚则进一步耗伤正气，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病情恶化。《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说明临证之时须掌握邪正盛衰消长的情况，以决定标本先后主次，若标本不明，治不得法，甚则重加其疾。在临证时应根据正邪的实际情况灵活侧重，缓则治本，急则治标。即使邪实标急，祛邪亦须顾护正气，若一味攻伐邪实，不考虑患者正虚能否承受峻猛之药，则如饮鸩止渴，得不偿失。诚如《素问·疏五过论》所云：“治病之道，气内为宝。”正虚为百病之本，扶正为祛病之要。
急症起病急骤，病位传变迅速，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急症之病位迅速由浅入深，常因脏腑表里生克关系，病变逐步累及多个脏腑。此时扶助正气可以截断病位传变，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张仲景《金匮要略》有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叶天士《温热论》亦云：“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耳。”《说文解字》云：“病，疾加也。”因此时刻不忘顾护正气，防止邪气深入而疾加成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体现。
《灵枢·根结》云：“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盛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扶正与祛邪，分别侧重补虚与泻实，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是扶助正气，增强体质，不仅可提高机体自身抗病能力，还能调动正气，祛除病邪。祛邪，是祛除病邪，意在使邪去正安，有利于正气的保存和恢复。《伤寒论》第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合者，必自愈。”以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若使用不当，必然损伤正气。疾病能否向愈，取决于阴阳能否自和，若正气存，则机体有自我调节能力，“自和”而愈。中医学强调正气为本，扶正是祛邪的根本，祛邪是扶正的手段，故祛邪切勿伤正，扶正方能祛邪。
建立中医辨证思维，发挥中医优势
对于急症治疗，刘老师提出要发挥中医在优势病种中的价值。中医治病应以辨证施治为前提，不得拘泥于实验室检查与中药现代药理研究而中药西用。不谙中医理法，对病开药，难免寒而冷之，热而温之，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尔彻之，塞而壅之，欲望其生，实见其死。
发热是临床中的常见急症，及时有效退热、迅速控制体温可降低坏病与变证的发生率。目前西医多采取对症处理，并无特效治疗方案，而中医对于发热的理论内涵阐发于《内经》，治则实践落实于《伤寒论》，其渊源深远，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发热根据八纲分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刘老师常感叹当今鲜有辨证后运用经方如麻黄汤、桂枝汤之属治疗外感发热者，多根据现代医学抗菌、抗病毒的药理研究，不加辨证，滥用清热解毒药物，徒伤脾胃。脾土为肺金之母，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素问·平人气象论》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则死。”临床中常见刘老师用培土生金之扶正法，治疗急症过用寒凉后肺脾气虚证，疗效显著。
当代正虚特点
面对就诊患者关于服药调护方面的疑虑，刘老师常这样答复：“保持生活规律，保证睡眠，定时排便，不要吃太凉的食物，饭后半小时服药，不要过多关注病情。”诚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传世之语：“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刘老师对患者的调护原则既符合《内经》要求，又蕴涵老师以患为师，无为而治的临证思想。老师提出今之虚非古之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化气，阴成形。”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匮乏，人先天之本多不足；现代社会因环境、经济、饮食改变，物质过剩，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加之欲望过大，思虑过多，失于运动而致脾失健运，焦躁易怒而肝郁乘脾，故后天之本较弱。《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古多阴虚者，而今功能障碍疾病居多。刘老师对患者的嘱托正是针对今人之虚，侧重脾胃及情志的调护。因此，益气健脾、疏肝理气也是当今时代需求。
中西互补明确诊治要点，扶正注重免疫事半功倍
刘老师常教导学生，中医是动态中求平衡，西医是明确病变环节靶向治疗，取二者之优势互补施治，方能造福人类健康。急症中，为挽救患者性命常需采取中西互补的诊疗模式，此时运用中医思维、整体观念，把握邪正盛衰，顾护人体正气即免疫力，则事半功倍，否则病情危笃，难以向愈。
患者李某，京城人士，年逾四旬，身高体壮，咽痛三日，影响吞咽，咳嗽有痰，色白质黏，时流涎唾，自服双黄连不效，而感咽部堵闷益甚，遂来就诊，正值小暑。观其舌象：舌暗，苔黄厚腻。师行间接喉镜检查，见其咽部黏膜轻度充血，下咽部轻度充血，会厌、舌面中度水肿，诊断为会厌炎，立即收入院治疗。
刘老师强调，咽异感症不能等同于梅核气，咽异感症包括梅核气，也包括了一些急危重症，在临床工作中误诊误治者屡见不鲜，切不可忽略二者的鉴别。
主诉嗓子不适者要结合临床经验考虑到以下病因：咽及咽邻近器官的因素、远端器官和全身性因素、精神因素、器质性疾病。首先要检查其气道通畅与否，行喉镜排除急性会厌炎等急症。
急性会厌炎又称急性声门上喉炎，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急性炎症，可在2～3小时引起呼吸道梗阻而窒息死亡。古人云：走马看咽喉。急性会厌炎、急性喉炎、急性咽炎水肿型等病病情凶险，须立即给予激素治疗，消除水肿。由感染所致者，还应配合足量抗生素以控制感染扩散。
糖皮质激素从中医角度认识，属辛燥甘温之品，归肾、脾、肺经。其用于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严重感染或炎性反应之机制为针对温热之邪动用肾阴，引水救火，减轻局部热毒证候，而使急症患者转危为安。然《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中真阴乃人之精华，过度发越而致人体正气损伤，激素在抗炎的同时，还有抑制免疫的作用，导致邪气相对益甚，如无抗生素祛邪，抑制或杀灭病原菌，平衡正邪比例，则邪气趁虚而入，如脱缰之野马，难以压制。因此急症治疗中关注邪正消长，运用中医思维使之动态平衡，则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案例］
患者女，27岁，山西临汾人。两周前因工作压力过大，情绪波动，出现听力下降，腹胀甚，大便不畅，夜寐不安。观其面色萎黄，多发痤疮，其舌淡月半，齿痕，苔薄白，脉左弦，右大。诊断为暴聋，肝郁脾虚证。治以疏肝解郁、健脾理气，以逍遥散加减。
当归15g 白芍15g 柴胡10g 茯苓20g
炒白术10g 炙甘草6g 郁金10g 玫瑰花6g
合欢花6g 合欢皮10g 枳实10g 厚朴10g
远志10g 菖蒲10g 路路通10g 党参15g
此患者听力下降2周，属疾病为过程中的急性期。究其发病根本原因，在于平素工作压力大，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急躁易怒，故使肝气失于条达，肝郁日久，气机不畅而致脾虚，故见舌淡胖、腹胀、大便不畅。因此，综合四诊，以疏肝健脾为法。虽为“急症”，期有脾虚之证，亦当谨遵辨证论治原则，以党参、茯苓健脾益气，扶正以祛邪。
曾闻刘老师讲起早年所见一病例，一位外耳道疖肿患者，脓未形成而被过早切开排脓，破坏了脓腔周围充血水肿带和白细胞浸润形成的脓壁，导致“一夜之间，整个颜面连及颈项肿起如常人两倍，其形可怜，令人过目难忘”，最终引发败血症导致死亡。此病相当于中医疔疮走黄，过早切开破坏“护场”，金疮外力直接损伤正气，正邪力量对比骤变，致毒气扩散，有“朝发夕死”之虞。《外科正宗》论疔疮走黄：“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再加艾灸，火益其势，逼毒，内攻反为倒陷，走黄之症作矣。既作之后，头目耳项俱能发肿。形如尸胖，七恶顿作。治虽有法，有百中难保一二。”盖本非急症，因误治破坏正气成为急症，失去正气，病情迅速恶化，难以救治。
结语：跟师学习一载，方晓医道虽繁，约之邪正而已，临证之际，宜执简驭繁，不为疾病表象之一叶障目，以邪正为导向，急症勿忘扶正，扶正以祛邪，此乃执两端而驭全盘之准绳。
（李诗梦）
从《内经》思考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刘老师临证40年，凭借着大量临床经验、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独特的临证思路：与解剖结构、组织形态、病理变化等客观因素相比，刘老师更强调主观病因，即人之所以生病，根本上与患者生活方式、精神状态、性格特点、居住环境、工作性质、人际关系等等无形因素关系密切。生病是一个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过程，因此必须防微杜渐。《内经》中不乏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思考。《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刘老师提出疾病“两因学说”，强调主观病因，提倡保持良好生活方式，重视对患者心理、情绪及睡眠的调整，来源于对《内经》的深入解读。
《内经》中的情绪保健
老师在临床疾病诊治中，注重整体观念，强调先整体后局部，对待疾病不能“只见病，不见人”“只治病，不治人”，而应在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保健等各方面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重视心身关系和心理因素的作用。疾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如《灵枢·口问》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内经》最早提出情绪疗法的理论和方法，主张辨证论治的心理治疗和技术。《素问·五运行大论》提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它是以五行学说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利用情绪情感之间的相克规律，即一种情绪活动可以对另一种情绪活动进行影响、调节、抑制或矫正，使任何一种情绪活动都不会过亢或过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说明了生理基础与精神活动的关系。五脏精气发生异常变化时，会使人体对外界刺激极为敏感，容易产生病态的心理活动。《灵枢·本神》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这就是说精神活动以生理活动为基础，精神活动是生理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素问·宣明五气》亦记载了五脏功能失调所造成的情绪变化，“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病者……令人善怒……善恐如人将捕之。”《灵枢·经脉》云：“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
《素问·五运行大论》王冰注：“怒则不思，忿而忘祸，则胜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调性之道也。”这正是《内经》认识到了情绪因素对脏腑、经络、气血等的影响，以及不同情绪之间的制衡关系，提出以情胜情的心理康复疗法。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对人的影响亦是多样的。但人能加以适应、调节，能运用智慧不断地对自然进行适应，并加以利用。正如《灵枢·本脏》所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这里讲的是人的“志意”，可以统御精神，收摄魂魄，使人体能够适应四时气候的寒温变化，正常调节自身的情绪变化。这里就说明了人的精神活动、生命活动和对外界自然的适应，需达到一个自然平衡的状态，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内经》中的睡眠保健
刘老师在临证中重视对睡眠的调理，尤其在耳鸣耳聋、咽异物感、过敏性疾病治疗中，睡眠安定与否与症状轻重、缓解程度关系密切。调节睡眠状况，在疾病治疗中效果显著。睡眠的重要性及其保健，在《内经》中已有详述。
《内经》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纲纪，营卫二气的出入运行为枢机，阴阳跷脉的气血流注为兆始，五脏生理功能（藏精、化气、生神）为根柢的重要生命活动。另外，心所藏之神有重要的作用。若心不藏神则神失安宁，营卫运行失常，跷脉推动无力，影响到脾、肺、肝、肾的功能，则人体正常之寤寐无从谈起。寤寐主要赖于卫气与营气循行相会，并与外界阴阳变化相关，营气卫气阴阳相贯，营周不休，循环无端，共同为寤寐之枢机。阴阳跷脉主交通一身阴阳之气，其脉气推动营卫二气运行，阳入于阴则寐，阴出于阳则寤，实乃寤寐之兆始。五脏精气神在生命活动和睡眠活动中各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睡眠安宁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
心主藏神，神贵安宁乃寤寐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生长收藏，终而复始”即是此意。昼夜交替是自然界最为重要的节律之一，而人的睡眠-觉醒周期具有与昼夜交替相一致的节律。《灵枢·卫气行》云：“阳主昼，阴主夜。”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导致了昼夜的变化，即《灵枢·邪客》所云：“天有昼夜，人有卧起……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昼夜的变化又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于是产生了睡眠-觉醒现象与自然界变化相适应的现象。《灵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同时，心为神明之脏，主宰精神意识思维及情志活动，如《灵枢·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心是可接受外界客观事物并做出反应，进行心理、意识和思维活动的脏器，人体复杂的精神、思维活动实际上是在“心神”的主导下，五脏协作共同完成的，人的意、志、思、虑等精神活动都以心的“任物”为肇端。若心不藏神则神失安宁，营卫运行失常，跷脉推动无力，影响到脾之化源、肺之输布、肝之疏泄、肾之升降，则人体正常之寤寐无从谈起。据此，认为心所藏之“神”在睡眠中起到主宰和调节作用。
营卫之气循环无端，乃寤寐之枢机。《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营气、卫气都属于人体的营养物质，来源于脾胃运化所产生的水谷精微。其中精华部分化生为营气，并进入脉中，运行全身。《素问·痹论》曰：“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可见，营气由水谷之精所化生，进入脉中，循脉运行全身，内入脏腑，外达肢节，终而复始，营周不休。水谷精微中慓悍滑利部分化生为卫气。《素问·痹论》曰：“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因此，卫气由水谷之精所化生，运行于脉外，外而皮肤肌腠，内而胸腹脏腑，布散全身。《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卫气白天行于经络，夜晚则行于内脏，与营气相合，营气卫气阴阳相贯，营周不休，循环无端，共助五脏之精，以涵养五脏之神，如《灵枢·卫气行》曰：“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卫气这种有规律的行阳入阴，与自然界阳气的昼夜变化相一致，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从而保证了人体正常的作息机制，在生理上表现为白昼目张而寤，体表温热，功能旺盛，防御外邪能力亦较强，而夜晚则脏腑安和，目瞑而寐。所以《灵枢·口问》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主卧。”又言：“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灵枢·营卫生会》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眠。”明确提出营气衰少、卫气内伐是老年人失眠的病因。因气血亏虚，营气衰少，营卫不和，克伐于内，致卫气昼行于阳者少，表现为日间精神疲惫；营气失其常度，使神不安于舍，虽入夜，但不能眠。可见，寤寐主要赖于卫气与营气循行相会，并与外界阴阳变化相关，营气卫气阴阳相贯，营周不休，循环无端，共同为寤寐之枢机。
阳跷阴跷气血流注，乃寤寐之肇始。《灵枢·脉度》曰：“跷脉者，少阴之别……入鼽，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灵枢·寒热病》中亦曰：“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于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阴跷脉和阳跷脉属奇经八脉，阳跷脉为足太阳膀胱经之别，阴跷脉为足少阴肾经之别，平旦阳跷脉气盛，当卫气从足太阳膀胱经开始行于诸阳经时，阳跷脉渐盛，阳气出于睛明穴则寤，故目开而不能睡；夕酉之时阴跷脉气盛，当卫气从足少阴肾经开始行于诸阴经时，阴跷脉气盛，阳气于足少阴肾经之涌泉穴行于阴分，阳开阴合，故目合而熟睡。故曰：“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若阴阳跷脉脉气不畅，推动无力，则营卫不和，卫气运行失常，阳不入阴则不寐，反之阴不出于阳则不寤。《灵枢·大惑论》：“病而不得卧者……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阴阳跷脉是涉及人体阴阳二气的重要奇经，又通于脑及目，与睡眠关系密切，阴阳跷脉气之盛衰与寐寤有直接关系。阴阳跷脉主交通一身阴阳之气，其脉气推动营卫二气运行，阳入于阴则寐，阴出于阳则寤，实乃寤寐之兆始。
五脏藏精化气生神，乃寤寐之根柢。五脏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概念，被确立为生命活动中枢，所以五脏与寤寐的关系是全方位的，五脏精气神各层次均关系到寤寐。五脏之精充盛，睡眠具备深厚根基，精盛体壮才能寤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五脏主气化，《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认为营卫源于胃所受纳的水谷之气，其生成和运行与心之主血脉、脾之化源、肺之输布、肝之疏泄、肾之升降密切相关。据此，只有脏腑功能正常，营卫的生成才不致乏源，运行才能有序，人才能实现正常的睡眠。神的活动是五脏整体功能的反映，其安宁离不开五脏系统功能的正常与协调，而神在整个睡眠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
《内经》中的病由心生、治病治心观点
刘老师在临床诊治期间，多次阐述“病由心生”“治病治心”观点。就此观点在临床体验颇深，遂又在经典中探求其理。
《内经》中“病由心生”的观点阐述很明确。如《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就阐明了情志变化可以导致气机逆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素问·痿论》也说：“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不仅说明五志可以伤及气机，而且进一步阐明情志变化可以损及阴阳，衍生出种种病理变化，最终伤及脏腑而导致“生乃不固”的后果。
《内经》中“治病治心”的观点多为“治未病”或调养身心方面。《内经》心理养生的目标有三：一是保养正气，二是防御邪气，三是促进心身健康。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疴毒，弗之能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另外，《内经》中修养身心原理亦是遵从整体观点。其心理养生的原则有三：首先是天人合一。主动地遵循四时变化规律，适应自然环境的变迁，即“顺四时而适寒暑”。如《灵枢·本神》：“故智者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柔刚。如是则避邪不至，长生久视。”其次是人与社会文化的统一。如《素同·上古天真论》：“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强调“美其食，任其服，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劳其目，淫欲不能惑其心”“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才能“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再者是约束和协调个人需求与自然、社会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如《素问·疏五过论》指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医未病之病，则更须重视主观病因，在日常生活方式中，保持恬淡心态，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则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云：“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形成良好生活习惯，防微杜渐，方可治病于未病之时。
（孙 静）
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人们认识生命奥秘，首先从生命现象入手。在医学理论形成初期，东方也是以解剖作为研究手段。但如何把生命现象与解剖内脏器官相联系，没有先进仪器和精密测量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观察的结果，也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当意识到解剖并不能直接解释生命现象与指导医疗活动后，转而采用当时盛行的自然哲学方法。首先对生命现象及与其相联系的各方面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按其形态、功能、格局、演化方式进行分类，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共相的“类”，用象征性符号、图像或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表达，进而以类相推，探讨生命现象的机制，这就是古代的意象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法进行研究，只能引出功能性概念，而非解剖实体概念。
《内经》研究五脏的方法
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是《内经》学术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如讲整体应是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与调控。以《内经》把握五脏功能的方法为例。
一、直观体察
眼见为实，直观之法求解五脏功能，以解剖实体为基础，遵循功能与结构相统一的原则，直接从实体导出功能，其概念形成的主体是内脏的解剖实体。
二、仿象臆测
直观方法认识其功能，认知作用有限，不得不“望形生意”。
仿象臆测是古代在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依据解剖实体研究其功能的合乎逻辑的方法学选择之一。它是将五脏的解剖部位、形态作为一种象，纳入意象思维之中，则其认知原理、方法及作用发生了本质变化。直观认知方法有其致命弱点，一是其认知范围局限在宏观领域，进入微观认知范围即失其所用；二是内脏实体及其功能与生命现象之间乃线性关系，因而在复杂、整体生命活动的本质联系方面，突显其拙劣失真。因此，随着医疗需求的提高、医学研究的深入，它便失去其在方法学上的主导地位，必须寻找出路。在中国古代，转而求助于思维工具，这就是精气、阴阳、五行自然哲学，具有整体系统方法学内涵的思维方式及意象思维方式等。仿象臆测则是五脏概念演变的前奏与征兆。比如脾为孤脏，位中央以灌四旁，喻其化生营气，荣养全身脏腑器官，纳入时脏系统中无时不主、在五脏气机升降循环之中为斡旋之枢之理论。以系统整体功能为基础，物象只是象系统资料之一。这种方法运用精气、阴阳、五行之理，对生命现象进行总体把握，从生命过程及生命体各部分功能活动的关系，分析其机制与规律。根据“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的观念，以五脏作为生命活动整体格局之中五个基本“要素”，以其刚柔相济、生克制化机制探索生命规律。五脏概念的形成，显然与五行之意象思维有关。《素问·五脏生成论》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王冰解释说：“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就是五行之法象。对五脏来说，只是象征性符号，它所表征的五脏的“气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内经》正是以五脏功能间的生克制化及其与自然界的通应，完成机体复杂生理过程的，说明了五脏概念的系统整体性质。例如天地阴阳之法，如《素问·五脏别论》的天阳地阴、脏腑藏泻，《素问·刺禁论》天地四方阴阳升降出入大循环；官职分工合作之法，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五癃津液别》以心为主导、五脏六腑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等。
多角度五脏观
《内经》将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五脏的活动，协调自身各种功能及其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论五脏。
一、气化五脏
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论五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主体功能，后世概括为肝藏血主疏泄、肺主气司呼吸、脾主运化、肾主气化水液、心生血藏神。
二、四时五脏
五脏应时而旺：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用“主”，《素问·六节藏象论》“通于”，标志着五脏精气随时序（段）而盛衰，即《素问·平人气象论》所说：春“藏真散于肝”、夏“藏真通于心”、长夏“藏真濡于脾”、秋“藏高散于肺”、冬“藏真下于肾”。
五脏之气象性用合于四时法则：四时的生化活动以生长收藏概括，而五脏之气的气象性用，即五脏的功能特性也用生长收藏表述，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言五脏苦欲。故《内经》春弦为肝脉，夏钩（洪）为心脉，长夏软弱（和缓）为脾脉，秋毛（微浮）为肺脉，冬石（沉）为肾脉。
三、官能五脏
《内经》以封建王朝行政体制分别将五脏六腑喻以官能，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五脏官能及其间关系，五脏各称其能，它们之间有密切合作的关系，而以心为君王，突出其协调统率、主导作用。其官职之名在《灵枢·五癃津液别》还有与此相似的论述，可以相互印证。官能五脏之论，运用人们熟悉的社会政体统制之理喻五脏（脏腑）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虽有封建时代的印记，似乎欠“科学”，但却反映了生命体及其生理、病理活动的系统整体性质。同时，也使五脏概念明显脱离了解剖实体，成为生命活动中多种功能高度整合的功能关系模型。
四、神志五脏
《内经》“神藏五”多被解释为“五神脏”。如《灵枢·本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肺）在志为忧……精神、意识、思维、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聪明智慧，概括称为“神志”，均主于五脏，则五脏成为精神活动的主体与中枢。
气化五脏、四时五脏、官能五脏、神志五脏，其共同特点是将五脏看作生命活动整体的五个部分，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对象、把握不同生命现象的内在规律而形成的，并遵从阴阳相反相成、五行生克制化之理。
（孙 静）
中医传承发展中的“动态观”
中国传统医药伴随着中华民族整个发展历程，对维护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健康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将其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传承，意义深远而重大。中医学术传承及管理当成为历代名老中医师的历史责任。因为有了经验积累、传承，及合理的管理、应用，才使得中医学历久弥新，永葆活力。
刘老师作为全国名老中医、全国知名专家，以诊治中医耳鼻喉科疾病见长，对内科杂病亦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刘老师除在临床医学上贡献突出，在教学、管理方面亦颇具建树。刘老师在多年探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观”思想，并使其贯穿于中医临床、管理、教学始终，取得显著成效。
刘老师提出动态观点，其中包括三层面内容：哲学层面、管理层面、学术层面。
哲学层面
刘老师引用《论语·子罕》中记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是：孔子站在河边讲：“过去的时光多么像这条河的流水呀！它日夜不停地在流逝。”此处孔子以流水作比喻，说明动态观、发展观。那就是：世上的一切似流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永不止息地运动着、变化着。
管理层面
目前中医医院对竞争力特征的重视主要集中在竞争力的专有属性上。如强调中医院竞争力的难以模仿性，强调其是不可能被偷去，也不可能被买去等。然而，这种对竞争力过度重视的最大问题，就是以静态的思维来看待竞争力。
首先，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同域同期中医医院之间的相对比较。一般在定义竞争力的时候，如果只注重其绝对的一面，在实践中就会让大家感觉其高不可攀，会以为只有那些高精尖的东西才能成为竞争力。实际上，只要在某一时期比同一地域中有竞争关系者有一定优势，就具备了竞争力的要件。
其次，竞争力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竞争力是不同的。由于面对的环境、患者、疾病及市场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恒久有效的竞争力就不可能存在。这一重要约束条件决定了我们仅要努力建立某一时期的竞争力，而且还要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建立新的优势竞争力。任何竞争力都有时效，因此静态地强调竞争力的不可模仿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学术层面
1.中医学的动态思想 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动态平衡观认为人体的平衡不是消极的静态平衡，而是动态平衡。中医学从永恒运动观出发，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无不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上与下、左与右、天与地、动与静、出与入、升与降、成与败，乃至昼与夜、明与暗、寒与热、水与火……这些相互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就用阴与阳加以概括，并认为两者必须保持动态平衡关系，才是正常状态。同时，还指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正如《灵枢·根结》所说：“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这里从数量的奇偶显示阴阳双方不平衡的绝对性。
2.动态学术观点的形成 学术观点根据疾病形成，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断学习在学术上有指导意义。从历史观点看，总结前人的经验、流派学说可作为参考，不可拘泥。中医之所以不断发展变化，是因为疾病在不断变化。
刘老师提出“动态观”，是指“动态平衡”是中医学理论基础；“动态思维”是学习中医、发展中医的前提；“动态视野”是中医管理并竞争于世的关键因素。
（孙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