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章研究“伯南克之谜”在中国是否存在。以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放大效应和结构效应为特征的“伯南克之谜”，描述的是现实货币政策传导对标准货币或利率渠道传导理论预期偏离的三大特征，但对这些特征的总结来自发达经济体，而转型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无论经济结构还是运行机制均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理论上，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的利率价格传导机制将被强化，而“伯南克之谜”会被弱化。本章递进地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伯南克之谜”在中国是否存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与理论预期的那样弱化了“伯南克之谜”？如果没有，是哪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阻碍了现实与理论的趋同？通过以ARDL模型为基础并辅之以递归识别的SVAR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实证，本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

第二章从供给冲击视角验证了中国信贷渠道的存在性。本章在借鉴Driscoll（2004）的银行信贷供给冲击识别的方法基础上，主要尝试验证了如下命题：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否如理论预期的那样逐渐完善了金融市场，从而弱化了银行信贷渠道的效应？实证结果发现，虽然信贷渠道总体上是显著存在的，但信贷渠道的效应变化随改革时段不同而呈倒“U”形特征。深入的分析认为，倒“U”形关系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改革后期有减弱趋势，且金融市场化改革并未有效地催生金融创新。从金融改革的角度看，本章的意义主要有：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整体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二是金融改革必须具有诱致金融创新的功能，不能有效促进金融创新的金融改革将无法改变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严重依赖性。

第三章利用基于SVAR模型中的脉冲偏导分离技术，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信贷渠道的相对作用，以及这一相对作用如何随着市场化结构变迁而变迁进行了实证识别。首先，建立基准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独立效应进行识别并比较；然后，分别引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表征——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影子银行发展程度变量，进一步分析其对不同渠道相对独立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些重要特征。研究为央行通过定向量化宽松来熨平经济下行波动的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表明，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利率市场的自由化，更需要整体经济市场化的全面推进，单独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是有限的。金融市场化过程必须强化对影子银行等新的金融形式的监管且应遵循一定的次序，过度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与实施效果。

第四章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与产权结构异质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的传导。从转轨时期中国两大经济结构特征——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产权异质性出发，本章将这两个特征作为新的约束条件引入Oliner （1996）的广义货币渠道作用机制的基准模型，构建了中国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作用机制的扩展模型，并提出了两个相关假说。本章的研究发现，在金融摩擦存在和放松利率管制的条件下，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广义信贷渠道对经济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不是被弱化，而是被加强。但是，经济中国有属性比重的提高，对这一加速器效应起到了显著弱化的作用。研究给出了货币政策的操作必须将金融摩擦程度纳入考虑的范围、减少金融摩擦应先于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在金融摩擦一定的条件下应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增长功能等政策含义。

第五章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表明，银行市场竞争结构变化可能改变银行储蓄存款的边际成本、银行资产组合结构和企业信贷的证实成本。本章在对银行竞争结构变化影响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相关的假说，然后利用中国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对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银行业竞争的加剧，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对产生这一效果的因素的实证识别表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结构变化而非负债结构变化是影响银行信贷渠道的主要原因。

第六章分析了近些年来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影响。本章聚焦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机理与传导效果问题。首先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两个环节出发，总体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可能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然后通过在特定系统中构造一个包括家庭、银行和企业的最优决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影响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微观机理。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总体上互联网金融主要是通过减少金融摩擦来弱化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而且这一点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二是微观机理上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具有银行负债结构效应、证券市场流动性效应、金融资源错配效应和企业融资结构优化效应。三是实证结果主要支持银行负债结构效应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了显著影响。因参与证券市场规模不大以及金融资源错配效应与融资结构优化效应的彼此抵消，其他效应的影响不大。

第七章研究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视角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以金融摩擦与国有投资比重为约束条件，在瓦尔拉斯经济的逻辑框架内，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既体现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又符合主流经济逻辑的、打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黑箱”的理论模型。然后，据此对中国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类型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应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假说及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一是只要充分考虑市场的不完全性特征，新古典逻辑框架仍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提供强有力的解释；二是市场的严重不完全，可以衍生出货币政策效果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类型的敏感性、货币政策函数应当既包含总量又包含效率、货币政策效果具有内生的阶段性等重要政策含义；三是就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而言，利率市场化的绩效与由经济的产权结构和金融摩擦等所构成的“媒介介质”密切相关，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含义远非仅仅放开金融资源的价格。

第八章研究了在金融摩擦条件下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导致的金融资源结构错配问题。以在金融摩擦条件下修正的状态证实模型为基础，本章首先对银行信贷渠道影响信贷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利用差异中的差异交叉项模型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的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结构性错配效应，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显著地放大了这一效应。二是企业的国有属性强化了银行信贷渠道的信贷资源错配效应，但在考虑企业国有属性的条件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却对这种错配效应没有显著影响。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国有属性比重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因而总的来看，经济中国有属性比重的提高，仍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信贷资源错配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三是利率市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银行信贷渠道的结构性错配效应，但是，这一纠正效应被企业的国有属性显著地弱化了。

第九章考察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实现去行业过剩产能的问题。利用扩展的IS-LM-CC模型，本章研究了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是否具有去行业过剩产能的功能，以及去行业过剩产能的机理问题。研究首先在存在金融摩擦与企业异质条件下，构建了分析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去行业产能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两个假说。然后，从去产能是长期供给而非需求变动的内在逻辑出发，利用样本数据分别验证了两个假说，并对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考察。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由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财务状况较脆弱及银行可能执行窗口指导的行业贷款取向，因而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在总体上确实具有去行业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功能。二是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产能过剩行业民营企业去产能的影响显著，但对国有企业不显著。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结构、资产结构和企业抵押品提供能力，均对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民营企业去产能效果有影响。三是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去产能效果更明显。四是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对称的，国有企业仅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敏感，而民营企业对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都敏感，但受紧缩性政策影响更大。

第十章是结论与政策含义。本章对前面各章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分析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优化运用，以及安排信贷渠道逐渐退出货币政策操作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