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区域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演变

针对区域发展的实践，Richardson（1976）将空间平等和总体经济效率的冲突解析为一条选择（trade off）曲线，在这一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代表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空间平等与总体经济效率的组合。中国几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也一直在空间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进行平衡。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区域战略的变化明显地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战略重点和区域经济政策，并由此导致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的交互变化（见表2—1)。

总的来说，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明显地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沿海向内地、以内地为重点的均衡发展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初期以“两个大局”思想为指导的、以沿海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布局，以及20世纪90代初期开始的相对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三个时期。相应地，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以公平为主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的发展过程，逐渐注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的演变实践

1．我国区域重心的动态迁移

在物理学中，重心表示的是物体各部分所受到的全部重力的作用点，以重心作为支撑，物体的各个部分会处于平衡状态。借助物理学中重心的概念，本部分用区域发展重心表示某一现象在我国区域内分布的平衡点，以此呈现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格局的变迁。以31个省(市、区)作为研究地域的单元，以经度和纬度来表示重心所在的位置，并从地理重心、人口重心、工业重心、经济重心四个方面比较分析我国区域重心的变迁状况。

结合相关数据，即31个省（市、区)的面积、人口、工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可以计算出我国1952年、1957年、1965年、1978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9年及以后各年的区域重心分布，如表2—2所示。

与表2—1梳理的区域发展战略及其重心演变相适应，通过表2—2可以看出，我国区域重心（地理重心、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及经济重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国地理重心为东经103.58°、北纬35.60°，大致位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结合图2—1可以明显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理重心与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存在较大的偏离，我国的开发模式形成了一个“倾斜的国土”（吴浙，1995）。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则具有一致性，都偏向于我国东部地区。

同时，比较图2—1中人口重心、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变化幅度可知，总体而言，我国区域重心变化不大，无论是人口重心、工业重心，还是经济重心，都在北纬32°~北纬36°和东经113°~东经118°之间移动。人口重心变化较小，工业重心变化最大，经济重心变化居中，且演变路径都为由北向南、自东而西。

图2—2具体描述了1952—2012年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计算依据的经济重心的迁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2—1957年，表现为经济重心向内陆地区迁移，这与“一五”计划发展内陆工业的战略密切相关，此阶段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存在忽视沿海工业发展的倾向（魏后凯，2006)；第二阶段为1957—1978年，为改革开放前的相对均衡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着重进行“三线”建设，沿海一线的战略地位凸显，经济重心向东推移；第三阶段为1978—1990年，经济发展重心明显地由北向南推移，这与此时期沿海地区，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2012)；第四阶段为1990—2003年，我国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先富带动后富”的讲话以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主流，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重心迅速向东推移；第五阶段为2003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日益成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伴随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区域发展渐趋均衡化，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经济重心略向西、向北推进。可以预见，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继续推行，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西部地区迁移。

通过图2—3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9年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我国工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存在一致性，其变化都是自东向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布局状况直接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2．地理集中度的演变规律

产业聚集和地理集中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源于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趣和对聚集经济学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产业聚集和地理集中的衡量指标，详见魏后凯（2006)。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可用来描述产业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是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的常用指标。

本章采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作为我国整体经济活动及工业活动的地理集中度的测算指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年份的GDP和工业增加值，分别计算出1952年、1957年、1965年、1978年、1985年、1990年、1995年和1999年及以后各年的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和工业活动地理集中度指数，以表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经济时段的整体经济活动和工业活动的地理集中与分散情况，详见表2—3和图2—4。

通过图2—4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整体经济活动与工业活动的地理集中度曲线呈现出高度相关性，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演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现状，我国提出了实行平衡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注重均衡发展和国防安全，因此内陆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无论是整体经济活动还是工业活动，在1957年、1965年、1978年都对应着较低的地理集中度，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经济活动呈均衡化和分散化趋势。但受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区域战略几经变化，使得我国的地理集中度出现了波动。

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逐步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投资重点转向东部地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各个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异军突起，表现出持久的经济活力。这一时期，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行的是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上表现为地理集中度稳步上升，“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活动的最好写照。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无论是整体经济活动，还是工业活动都呈现出较为稳定的趋势，这与这一时期的非均衡协调发展不无关系，尤其是在2006年，工业活动的地理集中度达到峰值0.4789，到2012年下降到0.4269，这也导致整体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度开始下降，经济活动自此打破聚集发展的趋势，开始呈现出分散化布局。工业的“北上西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年猛、孙久文，2012）。

(三) 我国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发展差距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2010年我国GDP达到39.8万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凸显了区域发展战略的活力。但考虑到GDP的质量，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尤其是区域结构问题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区域差距扩大的事实向近年来的区域发展实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孙久文（2011）分别从总量差距和水平差距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近十年一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已经开始由不断扩大向稳步缩小的阶段转化（见表2—4）。

2．区域比较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经济活动和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相对不均衡使得区域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大大降低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绩效水平。从国内外区域战略的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总量总是与人口集中相协调，从而能较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改善的相互促进。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结构体制等原因，我国区域发展在空间格局上未能协调。其中，中部、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人口总量，但经济活动相对较少，使其市场优势和自然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东部地区处于极度拥挤状态，各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速度放缓。

3．聚集效应较强而分散效应相对较弱，核心—边缘结构（CP结构)中的核心带动作用稍显不足，促进三大地带的形成与发展

现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1%，人口占全国的25%,GDP占全国的约40%，外商直接投资则占到全国的70% 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7%，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但是，三大增长极在使大量经济活动和人口聚集的同时，并未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据潘文卿（2008)的研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对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仅为10.9%，而且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对东北、西部地区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刘乃全（2006)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关联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甚微。因此，仅仅依靠要素的聚集无法带动周边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要促进区域经济总体绩效水平的提高，需要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