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全球视角的发展观与发展战略

一、发展理论的兴起与传统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这些人口占世界的3/4、领土面积占世界的2/3的新的独立国家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独立，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其发展问题，致力于探索本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以巩固政治独立。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由市场的盲目性，使经济增长的势头得以持续。于是，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经济增长热”。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经济增长的道路，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了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很少涉及长期发展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使用“经济发展”这一词语，对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道路没有专门的研究。而发达国家从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要出发，也开始重视它们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新的途径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体系中。于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这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关于什么是发展的问题没有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这里我们列举20世纪50年代几个有代表性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定义：

——“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

——“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反映出产品和劳务流量的增加。”

可见，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别开来，而是把发展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把发展的视野集中在经济增长上，强调只要把“蛋糕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体现了一种以物质财富最大限度的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盛行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观常被称为传统的发展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发展观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

（一）早期发展理论的流派及主要观点

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自身缺乏系统的发展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也没有专门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因而它们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在当时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发展理论，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对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是否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地假定市场价格体系已经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充分流动和市场出清假设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需要引入结构主义的思路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一思路在当时占了主流地位。作为当时发展理论的主流，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其理论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非均衡现象，如二元经济、劳动力剩余、隐蔽性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18世纪、19世纪处于发展阶段的西方国家的经济。需要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角度探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

早期的发展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背景，但是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仍然沿袭发达国家的模式，即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志。刘易斯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对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中心地位表述得非常清楚：“我们主要的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即分析“人均产出的增加”。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早期的发展理论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为了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本国的民族工业体系。而按照比较成本理论，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发展不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制成品工业的。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发展中国家弱小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立足。因此，早期的发展理论一般主张贸易保护，如刘易斯从劳动力无限剩余理论推出了现代工业部门需要受到保护的结论。他认为由于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现代工业部门雇用这些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工资必然高于其社会机会成本，因而工业部门应当受到保护。普雷维什则从“中心—外围”体系出发，认为有节制、有选择的贸易保护政策有利于“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摆脱受“中心国家”（发达国家）约束的趋势，因为“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低，而外围国家对来自中心国家的制成品的需求的收入弹性高，通过保护实行进口替代可以避免把多余的生产资源配置到初级产品生产上，并将其转向工业生产，从而抵消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

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的早期的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强调结构变动（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穆勒、熊彼特等人的理论，结合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的目标就要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工业化，其中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钱纳里的经验分析模型为代表。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是传统农业，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通过工业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国民经济结构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业为主，这是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突出资本积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哈罗德、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线性模型来解释不发达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本匮乏，有了足够的资本就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走上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提出了第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G=S/V，其中G表示收入或产量增长率，S表示平均储蓄倾向，V表示加速系数即投资与产量之比。模型假定V不变，经济增长率只由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一个变量决定。该模型使“资本积累决定论”的经济增长理论动态化、定量化。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他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成长的五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一国经济的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10%以上的资本积累率；要有一个或几个制造业部门作为起飞的主导部门；要建立起一种能保证起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最主要的。

（3）提出计划化是推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受凯恩斯理论和苏联经验示范效应的影响，加上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当时的发展理论比较强调计划的作用。同时，工业化和资本积累都要求加强国家干预，不能仅仅靠私人部门的自发行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的思想。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定计划作为对“市场失败”的补充，旨在让以大量公共投资和有意识的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计划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重要工具。联合国的专家小组在1951年的一份报告中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建立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其职责是调查经济、做出发展规划，其重点是资本需求和国内外的资本供给，对规划实施提出建议并定期做出报告。”

（二）传统发展战略及实践

早期的发展理论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缺乏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因此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比较强调政府的作用。当时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也普遍开始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理论自然要与发展战略密切结合，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制定治国方略，对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做出谋划和抉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刘易斯在其名著《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中就曾明确指出：“发展经济学把现实和历史加以比较，以寻求未来的指导路线。”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首次使用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从战略意义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与早期的发展理论相伴随，20世纪50—60年代盛行于发展中国家的是传统发展战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在战略指导思想和目标上，以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为宗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2）在战略重点选择上，以工业化为突破口，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带动经济起飞；（3）在战略对策上，通过政府的发展计划和贸易保护等手段，推进资本积累，保护民族工业，从而为工业化创造基本条件。

传统发展战略在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第一个十年（1960-1970年）战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项发展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5%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并把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资本积累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一时期，为实现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各显神通，先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堪称经典的传统发展战略。

（1）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这种战略在一些自然资源条件较好、经济结构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被采用，如科威特、伊拉克、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牙买加等。它们试图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农矿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为发展民族经济积累资金，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扭转。

（2）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战略。这种战略的实质是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取代进口，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19世纪获得独立的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于1950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提出的拉丁美洲发展民族经济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为这一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推广到东亚一些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等。非洲国家（加纳、赞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这种战略。

（3）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这是一种利用向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倾斜的政策推动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思路较早体现在费尔德曼于1928年为苏联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发展计划和斯大林提出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原理中，又称“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巴西、埃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实施这一发展战略。

（4）优先发展轻工业战略。这一战略通过发展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新加坡、韩国等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优先发展纺织品、成衣、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通过“以轻养重”逐步加快重工业发展步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战略推行的结果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50—1960年达到了4.8%，超出了发达国家在大致相同的起飞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也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但同时，传统发展战略的推行也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一，片面强调工业化引起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首先，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不足。从1948年至196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农业的停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城乡关系紧张、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其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次级分化。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大量地超出工业部门的吸纳能力，城市和农村分别出现了过剩的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和过剩的滞留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四元结构或双重二元结构。

第二，经济增长与社会问题恶化形成明显反差。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人平等地分享其成果，而是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两极分化的局面。在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同时，城市贫民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有的甚至进一步恶化。同时，还出现了人口爆炸、失业加剧、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教育发展滞后等其他社会问题，并且这些社会问题给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

第三，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暴露出种种弊端，造成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决策失误，使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阿尔伯特·沃特森在对55个国家的发展计划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回顾战后计划的历史，在发展计划的贯彻执行中，失败一直远远多于成功。除了在短期以外，大多数国家一直未能实现计划中的甚至是最保守的收入与产量目标。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这些国家继续进行计划，情况似乎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每况愈下了。”

第四，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进展过程中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在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替代原来进口的是非耐用消费品，技术简单，国内市场容易占领，效益比较显著。一旦到进口替代的高级阶段，需要替代原来进口的耐用消费品、资本品时，就开始出现问题。生产这些产品需要进口更多的技术、设备，给脆弱的国际收支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为了扩大进口替代的范围而采取的保护性政策也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资源低效配置。

这些问题对工业化的进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提出的“第一个十年战略”充满了挫折感，人们将其称为“挫折的十年”。实践表明，传统的发展战略使发展的道路充满了荆棘，为增长而增长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