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发展战略范式的组合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中国一直采用非均衡战略范式中的赶超式战略。这个战略总体说来是成功的。然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弱点也开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显现出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能源与资源短缺开始加剧、多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食品安全层出不穷、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在非均衡战略指引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和复制型技术引进帮助中国确立了“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在国家亟待培育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则显得极为不足。因而自2003年起，由科学发展观引发的关于发展战略范式转型的讨论成为发展战略理论的热点，均衡发展战略流派的主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从目前中国进入经济腾飞阶段尚未进入发达阶段看，非均衡发展战略依然是一种适宜的选择。中国即使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各个方面，无论是与作为地理上的大国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与作为地理上的小国的发达经济体相比，都算不上是发达经济体。过早放弃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中国其实并不十分有利。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又实实在在地引发出了诸多弊端，而且这些弊端一方面在国际均衡发展范式的压力下显得与世界发展格局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也在侵蚀非均衡发展战略推行带来的成果。因此，单一的均衡发展战略范式选择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可行的发展战略应当是混合型的：一方面，需要均衡发展战略范式指导以平衡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仍然需要非均衡发展战略范式引领培育核心竞争力，在关键领域和核心区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不是简单地放弃一种发展战略范式而选择另一种发展战略范式，而是选择一个发展战略范式集合，利用这个发展战略范式集合实现最佳的发展战略成效，其要点如下。

第一，国内区域发展采用均衡战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四大经济板块即东部沿海、西部内陆、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区域各自发展形成了不同特色，但是区域差距拉大加重了国家经济总体的不平衡性，消极后果明显。因此继续采用核心-边缘发展战略就不合适了。现在最需要应用均衡发展战略范式来引领这四大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使其充分利用各自的经济优势和资源特色，协同发展。

第二，国内产业发展采用非均衡战略。尽管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但是这是现实条件造成的，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用非均衡发展战略继续推进若干战略性产业发展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将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能力较强的产业以及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产业作为重点支持的产业，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抢占高科技领域和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制高点，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技术领先优势的大型企业集团仍然有必要。发展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让大型国企“走出去”，都是符合战略意图的。在“十一五”期间提出的发展服务业的平衡设想，实际上需要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能实现。产业发展采用竞争优势战略不会对国内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相反会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三，外向型经济发展依然是明智的战略选择。尽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了以往的外需驱动型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弊端，但是由此放弃外向型战略是不可取的。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依然具有要素资源成本低的优势，依然需要吸收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发达经济体也依然要利用中国的这些优势。所以，利用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为解决单纯依靠外需拉动增长的弊端，有必要适当启动内需，但是不要寄予过高的希望。

第四，均衡发展理念的采用要适度。进入21世纪，我国发展战略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理念，对转变以往的非均衡发展理念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有的理念过于超前也会给现实情况造成消极后果。比如经济增长第一理念固然不对，但是对于人均GDP不过数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说来，不继续寻求经济总量增加何时能够实现21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不重视社会发展理念固然不对，但是经济发展基础不牢固，社会发展能够可持续吗？不以人为本的理念固然不对，但是大搞民生工程从而陷入福利性陷阱也是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教训。陈云就曾提醒过，好事要做，但不可做过头。他主张综合平衡发展，但是应按照“短线”来做平衡。目前均衡的起点应当集中在那些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短线”或“短板”上。

第五，让宏观调控承担短期均衡的功能。对市场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转型中取得的重要经验，宏观调控并不足以承担起促进长期结构均衡发展的功能，但是对于克服短期的总量失衡还是有明显功效的。宏观调控及时发现和处理经济失衡带来的冲击，平衡实施局部非均衡战略带来的弊端，也是总体上采用均衡发展战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