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的考察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论题，它不仅关涉《资本论》的理论性质，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然而，学术界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诠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么认为它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么认为它仍囿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式，根本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甚或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相反，费彻尔认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扬弃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在1844年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已然看到的那些关系所进行的实践”；而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所以，我们不能仅囿于经济学的视角，更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的视域下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
众所周知，在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下，人们长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具有双重维度：其一，它的立脚点不再是“市民社会”或思维意识，而是“社会的人类”；它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描述了“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是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其二，它不再以“直观”的或“抽象”的方式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探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追问“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是一种关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
“现实的个人”不仅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区别开来，不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但是，“现实的个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他依寓世界而存在，“在世界之中”，他即是人的世界、国家、社会。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
虽然“现实的个人”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他“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即他“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所以，“物质生活的生产”不仅构成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构成“现实的个人”的基础；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经济范畴自然成为破解“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秘密”的立足点。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破解“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秘密”，才能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经济范畴在深度和广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劳动范畴为例，最抽象的“劳动一般”只能“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而且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是最具体、最真实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虽然“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但是它们“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因此，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历代经济的钥匙。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把资产阶级社会绝对化，他不仅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相对于以往所有社会形式的优越性，而且意识到它的局限性。与之相应，资产阶级经济方式既可以在（它的）历史合法性中被理解，亦可以在它的历史局限性中被认识。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仅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但是，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诠释，与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有质的区别。萨特等人的著作使人领略到一种帕斯卡尔的气息，它不仅会使人们离开最迫切的任务——革命，而且缺少一种有待实现的哲学，只诉诸体验社会的压迫和工人的处境认识历史的有效意义。不可否认，存在主义者宣称赞同革命；然而，他们仅仅考虑具体的革命，不可能考虑“大写的革命”。换言之，“存在主义虽然表现为革命的学说，但是，它把这种革命的固有内容和本质遗弃在一种有利于声明而非行动的浪潮中”。相反，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诠释是为了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
吉尔·德勒兹认为，哲学家不仅是“给文明看病的医生”，而且是“创造新的内在的生存方式的发明家”。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不仅在于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更在于创造新的“内在性平面”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因为“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来治愈”。对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往的哲学使“改变世界”消融于“解释世界”之中，即“改变世界”的实践从属于“解释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使“解释世界”消融于“改变世界”之中，即“解释世界”的理论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并使之成为可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
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是因为它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认为，全部旧哲学的症结在于“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以德国哲学为例，虽然它关注现实世界，但它只是柏拉图主义的延伸或变形，把此岸世界（现实世界）视为彼岸世界（理念世界）的摹本，用彼岸世界来宰制此岸世界。所以，德国哲学家不可能“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更不可能使哲学成为现实，以改变现实世界。鉴于此，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它们以“直观”的或“抽象”的方式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要么只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要么“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都无法触及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世界观”问题，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但是，马克思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他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关系，即人总是在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中实现与世界的统一；他不再沿着旧哲学的逻辑探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追问“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然而，治愈时代的病——“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需要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而且需要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并未停留在“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上，他还诉诸“现实的历史”寻求“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因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虽然马克思破解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抽象出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但是“历史规律”不能脱离“现实的历史”而存在，它的“客观性”在于人的历史活动的“客观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历史”即是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人的历史活动”是人追求其目的的活动。人们总是希求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把理想变成现实的理想，绝不满足于生活在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里，它们必然“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向现存的剥削制度、旧的生产关系开火，“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现实趋向于思想。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永恒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一切事物还原为简单的交换关系，把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还原成经济学范畴，乃至单纯的定量关系。但是，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使之上升为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以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鉴于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它不仅变革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而且使之“正立过来”。这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维度——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层意蕴。
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原始积累已完成历史任务，让位于资本主义积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于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不仅天真地坚信新的世界秩序原则上的完满性和无限的完善化能力，而且通过颂扬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承认它所付出的代价。亚当·斯密认为，在政治修明的商业社会，分工促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增，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虽然商业和私有财产导致不平等，但却提供较高水平的消费，大多数人从劳动分工和商业精神创造的富饶中受益。所以，亚当·斯密把资本主义社会置于一种理想状态——普遍富裕的世界，并视之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因为商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文明社会，是“繁华和幸福的”社会。更甚者，在商业社会，“一切人……依赖交换而生活”“一切人……成为商人”；人成为自由自主的经济主体，不负载任何客观性的社会关系。这即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概念使“人降低为抽象物”；只有作为经济人发挥作用，完成经济人的角色，才能生存和实现自我。很显然，亚当·斯密不可能理解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仅视之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经济关系。
与亚当·斯密相反，李嘉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稀少性的世界；他“只关心商品价值的生产”，即“为生产而生产”。所以，在李嘉图那里，既没有作为人的工人，只有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所需的劳动量，亦“没有作为人的资本家，只有生产作为资本的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换言之，不但没有自由自主的劳动主体，更没有负载客观的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人”，只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不可否认，李嘉图揭示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但是，他仅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视为“经济对立”的经济关系，而且把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归咎于工人的自然增殖太快。可见，政治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总是把社会现实置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他们既不去说明“物的关系和物的运动如何掩盖人的社会历史关系”，更不去说明“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只是把他们所描述的那个“物象化的世界及其规律”视为“真实的人类世界，因为这是古典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世界”。所以，“经济学知识假定的‘对象’本身仅仅是对现存的确定关系，即人对进入他们生活的社会生产当中的对象的装饰性表达”。这不仅是经济拜物教，而且是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确切地说，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物象化的世界及其规律”视为“真实的人类世界”，把既定存在视为现实，是因为它只希望如实地描述、解释现存世界，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永恒性。对此，卢卡奇指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这种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对资产阶级来说，按照永远有效的范畴来理解它自己的生产制度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它必须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性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把无法忽视的矛盾看作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而只是纯粹表面的现象。”所以，政治经济学把既定存在的“经济事实”视为现实，“完全摒弃历史过程，并把现存的组织形成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即“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更有甚者，在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真正的范畴体系完全是头足倒置的”，而且它从“头足倒置的范畴体系”出发，诠释既定存在的“经济事实”。鉴于此，政治经济学不仅用“经济事实”掩盖了“社会基础”，而且用“经济事实”掩盖了“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性质；揭露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性质，必然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论题。
马克思不仅以商品为出发点，建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而且以商品为切入点，展开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更在于商品这一“单子”是已经完全实现的整体，它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形成过程”，亦以“元素的形式”表征了“人的存在”。确切地说，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通过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揭露劳动的二重性——“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和“抽象的人类劳动”；劳动的二重性体现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则深刻诠释了人的二重性——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劳动的二重性中的统一，为破解人的“存在秘密”奠定了现实基础。然而，以商品为切入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仅仅破解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更深入“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一种既符合交换规律又不符合交换规律的“对抗性”交换，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在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交换中，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任何存在都必须诉诸资本谋取合法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生产只是为了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与之相应，作为“交换价值的化身”的货币从“奴仆形象”一跃成为“统治者和上帝”，成为“万物的结晶”“最高的善”；它不仅是现实的共同体（社会联系），而且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但是，货币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它对流通的独立性仅在于它总要顾及流通、依赖流通。换言之，货币必须从作为货币的货币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然而，资本不再是某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商品，是所有商品的共同体。对资本来说，任何对象的有用性，只能是使之保存和增大，因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增殖自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所以，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工人（或劳动）都完全从属于资本家（或资本）；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
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积累蕴含着“对抗性质”:“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究其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它包含着生产的界限，愈是力求超越界限，愈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既孕育着资本的逻辑瓦解的种子——资本的界限，亦孕育着瓦解资本的逻辑的种子。这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但“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既然如此，“批判”的目的何在？对此，卢卡奇指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看清形势，为了使它……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于变革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使之“正立过来”，更在于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这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维度——关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层意蕴。严格地说，这不仅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使然，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使然，即它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柯尔施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立场、主题或问题式，两者之间存在“经济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转换”。如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力求探讨“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并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试图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当然，纵观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其内部不乏诸种“批判”，如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等等；但是，它们仅囿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不存在任何问题式的转换，更不可能触及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
与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对此，福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它并非是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虽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一种“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武器。确切地说，《资本论》首先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这完全契合“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层意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为了彻底克服抽象的统治，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批判过渡到“物质关系”的批判，即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所以，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的视角审视《资本论》，它不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关于人类解放的著作、一部探寻“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著作；它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科学认识”，更在于“行动”——“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共产主义运动。鉴于此，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不仅变革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使之“正立过来”，以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而且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使之正确地行动。对此，我们可以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例，因为它“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
阿尔都塞认为，当理论总问题发生变换时，理论对象必然发生变化，成为一个“新的对象”。较之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主题或问题式的转换，它“看见了”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新的对象”即是剩余价值。当然，剩余价值并非完全新的东西，它已经被政治经济学“生产”出来。譬如亚当·斯密认为，利润和地租是从工人的劳动产品中扣除的部分，即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李嘉图不仅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而且揭示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然而，他们都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个专门范畴与利润、地租区别开来，以致把它们混为一谈。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一个“新的对象”？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关系，类似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舍勒的关系，前者“发现”了剩余价值（氧气），后者只是“析出”了剩余价值（氧气）。虽然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他们却不知道氧气是什么，更不可能利用这一元素使化学发生革命。相反，拉瓦锡在别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发现了问题，“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与之相应，早在马克思之前，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已经确定剩余价值（以利润、地租的形式）的存在；但是，他们“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并没有赋予剩余价值以概念，更不可能形成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概念体系；他们要么“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要么“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然而，马克思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却发现了问题：既不是“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亦不是经济事实与永恒公平和道德相冲突，而是“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变革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使之“正立过来”，即不再把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还原为经济学范畴，乃至单纯的定量关系，而是把经济学范畴上升为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
更甚者，马克思的“问题”不仅在于“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更在于“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确切地说，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正立过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看清形势，……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所以，“批判”的目的既包含着唤醒“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亦包含着“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关于“人类解放”的“行动”，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鉴于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政治经济学“正立过来”，克服其形上本性，更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推翻“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而且通过“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彻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这即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
作者简介：庄忠正，男，1987年生，河南商丘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