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异同
从上述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演变来看,两国佛教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也有着显著的差异点,其共同思维方式主要有直觉思维、分析思维、否定思维、内向思维、具象思维和经解思维等。
1.直觉思维:中印佛教各派都普遍重视和运用直觉,直觉思维是佛教普遍而基本的思维方式。对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终极关怀,要求经过感性和理性的思维飞跃、超越,去获取自我的内在体验。佛教各派运用直觉思维,追求终极目标、理想境界,大约有三类:一是通过禅观洞察人生的本质、价值和理想境界,求得觉悟,如小乘佛教就是如此。二是通过般若直观,悟解宇宙万物的真实本相,以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如中观学派、天台宗等就是如此。三是通过内省思维,直接返观内心,或转变观念,或恢复本性,以实现解脱,如大乘瑜伽行派、华严宗、禅宗就是这样的。这三类境界又互相交叉,尤其是后两类,一些佛教派别尤其是中国的天台、华严、禅诸宗,都认为宇宙万物的本相和众生的本性是统一的。直觉思维的具体形态很多,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四类:第一类是禅观,要求坐禅进行观照特定对象。第二类是般若直观,即现观,是运用般若智慧直接与观照对象合而为一。第三类是观心,返观本性,显示本性。第四类是禅悟,在日常行事中,排除妄念,体验佛道。这几类直觉思维方式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其共同特征是:(1)直接切入性:主体直接深入客体——人生的本相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泯灭主客界限,获得一种思想、精神、心理、道德、美感的大超越。(2)整体契合性:主体完整地悟解、把握宇宙的实相(“空”、“真如”),或返归、证悟人的本性,达到与客体的完整契合。(3)神秘意会性:排除语言概念和逻辑思维,追求自我的内心体验,是意会性的、不可思议的,即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2.分析思维:这也是中印佛教的重要思维方式。佛教追求人生的解脱境界,离不开对人生和宇宙的认识,这就需要运用分析方法,运用概念、推理和判断。如小乘佛教对原因和结果的类型的区分,对人生和宇宙的缘起说、构成说的论证;中观学派对各种“偏见”的揭示,对空的类别的分析;瑜伽行派对主观意识和心理现象的分类;华严宗对原因的属性、事物相状以及现象与本体的关系的论述,都是运用分析思维的突出事例,而且表现出古代分析思维的细密深入。尤其应当强调的是,瑜伽行派的因明和量论,更是对形式逻辑和认识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派学者把推理的三支论式加以科学调整,分别相当于形式逻辑三段论式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从一般认识应用到个别事例上的演绎推理方式,与日常运思顺序一致,把思维活动和语言表达统一了起来,有力地推进了逻辑思维的发展。佛教的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多运用于分析客观对象,后者则多运用于追求理想境界,但两者也有种种联系,可以这样说,在佛教实践中,通常是分析思维在先,直觉思维在后,而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有时又包含分析思维,最终是舍弃分析思维而用直觉思维去达到不可思议的成佛境界——人生理想境界。
3.否定思维:佛教追求的超越现实的人生理想境界,或者是彼岸佛国世界,或者是排除一切烦恼、欲望、妄念的主体内在本性的纯正呈现。这就需要运用否定思维以否定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体悟人空或一切皆空的佛理。印度小乘佛教提倡否定性的直觉思维,以破除人们对人生自我实体的执著。大乘中观学派更是运用否定思维的典型,他主张以破为立,甚至只破不立,以破除一切事物的实体和人们的执著。中观学派强调事物都是名称、概念,是假名,进而否定事物的真实性。它还提出“二谛”、“八不”、“离四句”等一套思维模式来否定语言概念和客观事物的真实性。瑜伽行派是通过肯定意识变现事物来否定事物的客观性。继承印度中观学派的否定思维,中国佛教学者僧肇宣传“不真故空”的思想,以否定事物的真实性。三论宗还提出多重否定连续否定的思维模式,以宣扬“无所得”的思想。天台、华严和禅诸宗也都情况不同地运用否定思维模式,以引导人们追求成佛境界。总之,通过否定现实的思维活动,以肯定成佛境界,是佛教的基本逻辑。
4.内向思维:这是以主体内心为对象的思维活动。佛教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学说,必然重视对主观意识的修炼、转换,甚至把这视作为能否成佛的关键。在这方面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是一个典型。此派把佛教的修持归结为内省活动,通过对自我意识进行审视、反省,改恶从善,以转识成智,成就为佛。此派还提出“四分”说,把识的功能作用分为四分,强调认识对象也包括在识中,识也能自我验证自身的认识功能,实际上是把整个思维活动限制在识的内部。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国的法相唯识宗所继承。中国的天台、华严和禅诸宗也重视返观自心。天台宗内部甚至有真妄心观之辩,对观修对象的心是清净的还是污染的问题,长期进行争论,形成了两派对立的看法。华严宗的华严观也是一种观心修持。至于号称为心宗的禅宗更是以主体返归本性为觉悟成佛的标志,其内向思维同样是突出的。内向思维是一种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从而也就是实现自我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是佛教,而且也是各种重要宗教必然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一切为了获得精神解脱的宗教徒的必经途径。
5.具象思维:具象思维是一种通过对特定的具体形象的反复、专一的思维活动,以求得认识的转变、心理的升华和精神的解脱的思维方式。如小乘佛教禅观的不净观、白骨观,就是专以人身或白骨为观照对象的活动,密教尤其是它的意密是以大日如来为观想对象的。中国净土宗奉行一种观想念佛的思维方式,目的是教人集中思维观想阿弥陀佛的美妙庄严,使之油然生起敬仰向往之心,以便众生因如此虔诚而被阿弥陀佛接引至西方极乐世界。中国禅宗青原一系主张“即事而真”,在日常行事中悟道,也是一种形象化的直觉思维。佛教的具象思维方式对于俗文化层的信徒具有重要意义,是便于这类信徒接受、运用的思维方式。同时,具象思维方式的盛行也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学艺术的发展。
此外,中印佛教在思维方式上还存在着经解模式,即以为经典是绝对的、神圣的,佛教学者往往只是以注解经典的方式来理解佛教教义,因而怀疑精神、创造性思维受到严重的阻碍。中国禅宗对于经解模式作了重大的突破,提倡怀疑,鼓励独立思考,但后来出现的文字禅,仍然跳不出经解模式的窠臼。经解模式的运用是宗教的特质所决定的。
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差异点,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比附思维、圆融思维、顿悟思维为中国佛教所特有。首先,中国佛教的比附方式,是中国作为佛教接受国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中印两国语言文字、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因此在理解翻译佛教经典时,中国佛教学者不免要用中国传统的信仰观念和哲学思想去比附,以推动佛教的传播。其次,圆融思维在印度佛教几乎是不存在的。印度佛教由小乘而大乘中观学派,再瑜伽行派,后为密教,先后经历了不同教派的发展过程,一般地说来,后出现的派别虽然也继承了先行者的思想,但是往往又批判它的“偏失”,自命为更高的教派。如大乘中观学派就反对小乘一些派别所主张的事物是有的观念,而瑜伽行派又不同意大乘中观学派的一切皆空的学说,主张识有境无。印度佛教各派之间往往势不两立,不可调和,有时斗争相当激烈,因而不可能出现圆融思维。中国佛教则不同。印度大小乘佛教是不分先后同时传入中国的,中国佛教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后才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且难以肯定一派否定另一派,只能采取判教的方法加以融通。即使是禅宗一度标榜教外别传,后来也提倡禅教一致,事实上也和净土宗甚至和天台宗、华严宗合一了。中国佛教学者不仅要调和圆融佛教内部各派,而且还要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学、道学相调和,这是因为儒学、道学是中国本土固有的强大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学在汉代至清代几乎一直居于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佛教只有在调和、迎合儒学的情况下才能立足、传播和发展。这样,圆融思维方式就一直成为中国佛教的思维特征之一。再次,关于顿悟思维,印度佛教一般认为成佛是一个长期修炼、逐渐觉悟即渐悟的过程。小乘佛教认为众生不能成佛,只能成罗汉。大乘佛教主张众生可以成佛,但要先成为菩萨,然后继续修行再成为佛。中国佛教则不同,一些佛教学者由于受“穷理尽性”观念的影响和重视现实、崇尚简易等民族心理的制约,反对渐悟成佛说,主张顿悟成佛说。竺道生认为悟理就成佛,慧能认为返归本性即为佛。悟理、返性,都在顿然之间完成,是顿悟成佛。顿悟说重在整体把握,简易明快。这反映了中印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和实现人生理想境界途径的差别。中印佛教思维方式差异点的另一个方面是,印度佛教的分析思维,尤其是逻辑思维比中国佛教要突出、鲜明、细密得多。印度佛教既重直觉,也重分析和逻辑,正如上面所述的,印度小乘佛教和大乘瑜伽行派对于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佛教如天台宗、华严宗等也运用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法相唯识宗更是继承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思维理论和思维方式,但是法相唯识宗在唐代只流传几十年就衰落了,唐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禅宗几乎排除了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可见中国佛教较为重视和更多运用的是直觉思维。此外,印度和中国佛教都运用否定思维,但印度佛教要比中国佛教突出。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着力运用否定思维,中国的华严宗和禅宗虽然也有否定思维,但是相对来说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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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中印两国佛教的思维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因为同是佛教,所以思维方式的共同点是大量的、基本的;又由于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佛教,因此思维方式的差异点也是突出的、鲜明的。同时,两国佛教思维方式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两国佛教都运用直觉思维,但具体形态又各不相同;也都运用分析思维、逻辑思维和否定思维,但运用的情况和程度有别;虽然中印佛教各持顿悟或渐悟的不同主张,但都是不同形态的直觉思维。由此可见情况是错综复杂的。
中印两国佛教的思维方式以直觉思维为主,同时兼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这些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有的派别是三种思维方式结合,有的是两种思维方式结合,有的则采用某一种思维方式,排斥其他思维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种不同的情况是由于不同教派学者的认知结构与追求境界不同,当然也和中印两国的文化传统背景直接相关。
佛教的主旨归根到底是追求人生理想境界,这种特殊旨趣决定了佛教直觉思维的形态和特色,决定了佛教在思维科学上的贡献和局限。
[原载《哲学研究》,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