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

对174家阳光私募基金公司的统计情况表明，多基金经理合伙人模式公司的业绩，要好于单一基金公司的业绩。

合伙人文化是西方金融投资界最核心的商业文化之一，合伙文化的本质是信任、宽容和分享。在对冲基金西风渐进的中国，合伙文化出现了吗？

2011年4月

巴菲特与芒格

英文单词“Company”一词有着双层的中文含义，一个是“公司”，另一个是“同伴、友情”，由此可见合伙文化在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在投资领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双合伙人的典范，而高盛则是多合伙人制中的翘楚。

伯克希尔公司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投资家巴菲特的投资旗舰。稍微了解巴菲特的人，都知道伯克希尔还另有个比巴老大6岁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根据巴菲特的传记，两人早在1959年就相识，原来各自都有自己的投资事业，后来因为两人总是投资相同的公司，所以到1978年，芒格干脆进入了伯克希尔的董事会，成为副董事长，两家合一家，至今已33年。在每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年会上，两个老头总是一起坐在奥福姆剧场舞台上的直背靠椅上回答股东的问题，一搭一档、妙趣横生，成为每次股东年会上必看的高潮。

另一个以合伙文化而著称的公司则是高盛。高盛前副总裁里莎·埃迪里所著的《高盛文化》一书中提到，在1998年高盛决定上市之前，公司共发展了188名合伙人。我相信，高盛在其140年的历史中，正是以其鲜明的合伙人文化，攻城拔寨，成为华尔街历史上至今屹立不倒的传奇。文伯格、弗里德曼、鲁宾，多少广受赞誉的精英都曾是高盛的合伙人。

中国式合伙

从中国的阳光私募公司来看，走合伙路线最彻底的是朱雀投资，成立至今，已拥有包括7名基金经理在内的众多合伙人。新价值紧随其后，拥有5位基金经理合伙人。而最近业内比较知名的一桩合伙案例，则是大摩华鑫的投资总监项志群加盟赵军创立的淡水泉并成为主要合伙人。和赵军一样，项是中国第一代明星基金经理，基金从业经验长达12年，历史业绩十分辉煌。

放弃一股独大，主动走向多元合伙制，这些基金经理的动机何在？就我所了解的，最主要的是三个原因：控制投资风险、突破产品瓶颈和个人健康备份。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赵军对我说，虽然两人一样地热爱调研，但项志群的投资风格和自己完全不同，双方在投资思路上可以互补，这样可以避免个人独断可能造成的重大投资风险。此外，旗下的基金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单一基金经理已无法充分驾驭，迫切需要开设其他风格的产品线。这让我想起了巴菲特在《穷查理宝典》一书中对芒格的评价：“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根据传记，如果没有芒格，巴菲特可能不会去买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或吉利等当时估值已经较高的股票，而这些股票，最终都成为伯克希尔最经典的投资案例。至于个人健康备份的动机，则更有个鲜活的例子。去年有个知名的基金经理，长期单打独斗，不料一场大病住院两个星期，手里的股票长成了荒草，出院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帮忙找个踏实靠谱的合伙人。

A/B角

虽然合伙文化已经在中国悄然兴起，但依然未成燎原之势。好买最近统计了174家阳光私募基金公司的合伙情况。结果发现，仅有21家采用了多基金经理合伙人模式，只占全部的12%。合伙人模式的公司业绩明显更好，过去1年间，这21家公司的月均相对收益高达1.09%，而其余单一基金经理公司的月均相对收益仅为0.31%。有趣的是，现有的合伙企业并不稳定，不断出现重新拆伙的故事。2010年，唐雪来、梁文涛分别离开新价值和涌金单飞；年底，邓继军离开金中和另立门户；一直到最近，刘鹰离开了合赢、魏延军出走从容。

从合伙到拆伙，或许是利益分配不均，或是性格不合而无法相处，也可能是大家都习惯了当老大，很难变成低人一等的B角。这正是芒格的伟大之处，在巴菲特巨大的光环之下，芒格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低调和幽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可以当一名指挥型的合伙人、服从型的合伙人，或者一名总是平等协作的合伙人。我三种都当过。人们无法相信我突然让自己变成沃伦的一名服从型合伙人。但有些人很好，你成为他的服从型合伙人也挺好的。总是会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优秀，人们应该学会扮演各种角色。”说到底，合伙文化就是信任、宽容和分享，像兄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