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结婚，生子，芬奇利
结婚
1951年12月13日，玛格丽特·罗伯茨和丹尼斯在城市路的卫斯理教堂举行婚礼，玛格丽特正式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当天虽然天气寒冷、大雾蒙蒙，新娘灿烂的微笑却让天气变得晴朗了些。玛格丽特的父亲亲手将女儿交给丹尼斯。尽管婚礼在伦敦最有名的卫理公会教堂举行，阿尔弗雷德·罗伯茨还是觉得结婚仪式有点“半调子”[1]显得不够庄重，可能是因为丹尼斯为婚礼选择了英国圣公会的传统赞美诗。第二首赞美诗的歌词写道——“带领我们，圣父，请带领我们，渡过世上最险恶的海洋”——撒切尔夫妇的生活后来证明，这歌词相当恰当。
丹尼斯是二婚，所以玛格丽特没有穿传统的新娘白裙。不过她还是精心地挑选了衣服，打扮得像个公爵夫人。因为玛格丽特所穿的礼服正是模仿了画家托马斯·盖恩斯伯勒在查茨沃斯庄园所画的著名肖像画中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所穿的那件经典礼服做出来的。这件礼服由宝蓝色天鹅绒制成，配有礼帽，帽子右侧饰有硕大的鸵鸟毛。
婚宴原定在达特福德的布尔酒店举行。后来阿尔弗雷德·博瑟姆爵士听说玛格丽特订婚的消息，提出了新的想法。“最近我们在卡尔顿花园区我自己的家里，为我儿子克莱夫和他的新娘举办了一场非常幸福的婚宴”，这位热情好客的梅德斯通议员说，“你们愿意在我家里举办婚宴吗？”
“那再好不过了”，玛格丽特说。她经常参加博瑟姆爵士在他那所可以俯瞰伦敦林荫路的豪华寓所举办的聚会。[2]尽管经常去博瑟姆家，玛格丽特这个准新娘为保险起见，还是要求先去看看博瑟姆家的厨房再决定是否接受这番好意。
撒切尔夫妇的新婚夜是在萨沃伊酒店度过的。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就乘坐水上飞机去往马德拉岛度蜜月了。这是玛格丽特第一次出国，可惜蜜月旅行安排并不合她的意。水上飞机着陆时过于颠簸，吓坏了这位新撒切尔夫人，所以她决定此生再也不坐这种交通工具。夫妇俩后来是坐船返程回家的。不过坐船穿过大西洋到达葡萄牙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加上玛格丽特晕船晕得很厉害，所以自此以后她一直都讨厌坐船。[3]
回到伦敦过了新年后，夫妻俩搬进丹尼斯位于切尔西天鹅公寓大楼112号的家里。玛格丽特·撒切尔回忆录里用两句话把他们夫妻俩最初的婚姻生活描述得非常舒适，像极了简·奥斯汀笔下对那种幸福美满婚姻的描写：“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生活环境又舒适，作为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总是件幸福愉快的事；我的婚姻就是这么幸福愉快的。而在50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做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简直像在天堂。”[4]
玛格丽特·撒切尔婚后第一年天堂般的居住环境和金钱有很大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销售额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丹尼斯每周可以赚100英镑，每年的薪水加分红总计超过5000英镑——这个数目按照2013年的物价水平相当于15万多英镑。而天鹅公寓的房租只有一周7英镑。所以他们夫妻俩有足够的余钱用来重新装修自己的公寓和支付娱乐费用；他们甚至还奢侈地购买了两张极其昂贵的票，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入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阳篷的看台上观看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
舒适的生活环境意味着，撒切尔夫人根本不需要出门工作，但过分舒适的生活也很可能根本不符合她的本性。所以玛格丽特集中精力把全部的空余时间用来学习法律，还去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听完课后，玛格丽特就在内殿律师学院吃饭。1953年7月，她顺利地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的第一级。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也一直心系自己的政治事业。她在达特福德做议员候选人时声名大振，所以不断有人邀请她去做演讲，偶尔她也会在媒体露个面。最有趣的一次是，她应邀为《星期日写真报》撰写一篇讨论女性社会角色的文章，题为“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曙光”。1952年2月6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顺利登基。11天后，《星期日写真报》打算邀请一位和女王同龄的女性，就新女王登基后女人可能获得的发展机会发表一些评论。这家报纸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挑选了撒切尔夫人（仅比女王大6个月）来写这篇文章。当然，玛格丽特也热情饱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文章里，在“醒来吧，女人们”这个标题下，玛格丽特·撒切尔向心怀抱负的职业女性大声发出呼喊。对于女人应该为丈夫、家庭牺牲自己的事业这一观点，她则极力反对。玛格丽特自己所持的观点是非常前卫的，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可谓是相当有革命性；她提倡所谓的“事业家庭两不误”，对自己钟爱的政治事业她也持有着这样的观点。她不仅希望下院能有更多的女性议员，还期待女性议员能在国家层面担任最高职务：“如果女人能够承担和男人一样的任务，那么我想说，请允许女人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机会，在内阁担任领袖吧。为什么不可以有女内阁大臣——或者女外交大臣？”[5]
除了玛格丽特，还没有任何政界人士敢在1952年发表这样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时，英国仅有过两位女内阁大臣——劳工大臣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和教育大臣埃伦·威尔金森。这两个人都是工党成员，未婚，且在内阁中职位较低。玛格丽特·撒切尔心怀远大目标，不过那时也并没有远大到想当首相。
整个1952年，玛格丽特都在想方设法地获得一个议会的席位。尽管结婚前夕她曾告诉过保守党中央总部，她想“暂时搁置”自己的政治梦想，但几个月后就很快地改变了主意。
1952年6月，她去保守党总部见了“贝里尔阿姨”——她一直这么称呼自己这位保守党总部的好友贝里尔·库克。她告诉贝里尔说：“没有用，我必须面对政治，我不想被遗忘在政治之外！”[6]于是贝里尔·库克安排她和负责候选人事务的保守党副主席、议员约翰·黑尔见面。在了解到玛格丽特的丈夫同意她重返政坛、再度参加议员竞选后，约翰·黑尔对玛格丽特表示支持，并把她列入内伦敦的边缘选区霍尔伯恩和圣潘克拉斯的候选人预选名单。
黑尔万万没有想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居然拒绝了他的提议，还口头解释说：“我还是不要在离伦敦中心这么近的选区做候选人了，因为这些地方根本没有自己的社区生活。”[7]
这样的解释有些虚伪。真正的原因是，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应该去一个更好的选区，而不是这种在2000个选票中工党支持者占绝大多数的边缘选区。
从选区的胜算率考虑，玛格丽特其实更想去坎特伯雷选区。虽然参加了面试，但是她连一个预选名额都没有拿到。这样的结果自然令玛格丽特很失望，可同时也在提醒着她，她的讲话可能会误导自己的听众。有时，她的讲话甚至会对听众产生比误导更糟糕的结果。
有不少尴尬的史料显示，玛格丽特在1952年夏天曾经冒犯过萨默维尔学院一位俗气的女校友。那次聚会一起用餐完毕后，玛格丽特·撒切尔非但没有说些应景的餐后俏皮话，反而就婚姻和家庭生活发表了一通沉闷的讲话。
“太可怕了。我再也不会请她讲话了”，萨默维尔学院院长珍妮特·沃恩爵士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的观点和参加聚会的另一位撒切尔风格的批评家安·达利的观点一致。达利认为这位贵宾发言时尖锐的口吻特别难听，发言的内容也因为玛格丽特的惺惺作态而“难以理解、令人不快”。[8]
无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发言得到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应，她努力寻找选区当议员候选人的尝试不得不在1953年暂时中止，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政治事业必须要让位给怀孕生子。不过玛格丽特万万没想到，这一让就是五年之久。
生子
玛格丽特·撒切尔孕期反应很大。她早晨恶心呕吐得非常厉害，长时间觉得身体不适。这些不适反应是因为她怀的是双胞胎，不过怀孕那阵她并不知道。因为怀了双胞胎，产妇情况不稳定，所以妇科医生决定必须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那时候距预产期还有6个星期。于是，1953年8月15日下午，这对双胞胎儿女马克·撒切尔和卡罗尔·撒切尔就在哈默史密斯的夏洛特女王医院来到了人世。
孩子的父亲因为预计一切正常，“非常明智地”（他妻子这么认为[9]），跑出去看英格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板球决赛。等他看完球赛从椭圆板球场回家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家四口之主了。这只是他与玛格丽特结婚带给他的诸多惊喜中的第一个惊喜而已。
孩子出生后，玛格丽特很不耐烦却又相当高效地应付着母亲的角色。那时，产妇产后一般要住三个星期才能恢复出院，但玛格丽特却说服自己的医生两周后就让她出院。因此，当她发现自己又有了多余的时间后，开始了新的不安分。玛格丽特一向不习惯太清闲，所以这回她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填表申请参加最后一级的律师考试，申请表填好后她连同预付的考试费一起寄了出去。玛格丽特对此解释说：“我对自己耍的这个小小的心理策略，将能确保我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可以立即投入到法律学习中。”[10]她还记得当时自己想：“如果我现在就把报名表填了，为了保住面子，我绝不会让自己考不过的。”[11]
从心理上决定了要将照顾宝宝和准备律师考试两者结合起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玛格丽特·撒切尔便在生下马克和卡罗尔仅四个月后正式着手备考最后一级律师考试。[12]
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玛格丽特非常关心孩子，且能给孩子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孩子们需要什么，她都一定满足；并且她给孩子的物质享受远远多于孩子想要的。但这样慷慨的物质满足只是为了弥补她没有能给孩子的母爱。她像自己的父母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和比阿特丽斯·罗伯茨对自己和姐姐穆里尔那样，不肯跟马克和卡罗尔有多少肢体接触，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即便玛格丽特母爱的本性使她对孩子没有很多严格的约束，并在家里为孩子创造出一个宽松、自由的舒适环境，但她还是抽不出太多时间陪伴一双儿女。她似乎认为，只要精心计划安排，所有的事都可以找到时间完成。
所以玛格丽特不喜欢把母亲的职责假手他人完成。“早在雪莉·康兰提出那个新词之前，她就已经是个‘女强人’了”，卡罗尔·撒切尔评价道。卡罗尔这番话旨在说明，母亲居然能抽得出时间给她和马克织宝蓝色外套作为他们的生日礼物。玛格丽特之所以在家能如此高效地织毛衣，是因为她想跟孩子们的保姆芭芭拉一决高下——芭芭拉是个织毛衣的好手。[13]
玛格丽特给孩子的另一个惊喜发生在他们4岁生日时。为了给他俩庆祝生日，妈妈做了意大利面给他们吃。她还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又烘烤又雕花，最后做出两个巨大的生日蛋糕。一个蛋糕做成汽车的模样，是给卡罗尔的；另外一个做成杏仁蛋白糖味，送给马克。[14]
这样费尽心思地表达母爱确实令人感动。但实际上保姆才是那个每天悉心照顾孩子的人。
初为人母，法律和政治就占据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大部分的时间。为了应付年底即将到来的最后一级律师考试，也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玛格丽特只能承受巨大的备考压力。
1953年12月见证了玛格丽特人生中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结婚两周年纪念，在城市路卫理公会教堂为两个孩子受洗，顺利地通过了律师考试第二级全部九门科目的考试。
1954年1月，玛格丽特取得了律师资格，接下来她还得去见习，大律师都把见习叫作“学徒”。玛格丽特的第一个见习师傅是弗雷德·劳顿，后来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律师和法官。六个月的实习期，玛格丽特共付给劳顿50英镑的费用，此外还给了劳顿的书记员5畿尼。“因为花了丹尼斯好多钱，”玛格丽特给穆里尔写信说，“我要等到身上的衣服都穿破了再买衣服。”[15]
劳顿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他所有徒弟中最优秀的，后来他回忆说，如果玛格丽特当初留在法律界，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皇家大律师。但他也对查尔斯·摩尔说：“我觉得她不可能成为第一名女上议院法官，因为她没有成为上院法官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深邃的思想。”[16]
但不管怎样，见习期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形成了新的信条——这一信条在她担任首相以后再三被提起——即法治和她称为“法律基础上的自由”这两者是奠定自由国家的基础。
在法律界寻找自己合适位置的努力经过几次小小挫折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决定转向税务法，并在皇家大律师C.A.J. 博纳的事务所得到了见习的机会。玛格丽特决定专攻税法，这导致了她和丹尼斯之间短暂的争吵，这是丹尼斯为数不多的几次直接干涉玛格丽特事业的行为之一。1955年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妻子正忙于填写特许会计师协会的申请表格。
“这到底是什么？”他问。
“我想学会计。”
“究竟是为了什么？”
“嗯，他们跟我说，如果我想做税法律师，就得懂点儿会计知识。”
“算了吧”，丹尼斯说。[17]
一想到学会计还要再花上四年时间进行专业学习，通过各种考试，丹尼斯就感到后怕。他心意已决，坚持要妻子放弃这个想法。他的建议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玛格丽特很快便发现的那样，没有会计资质做税法大律师也是完全可以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决定要专攻税法时，很可能已经预见到她终将进入议会。她在做税法律师期间，也成为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的活跃分子。协会的会员里有不少极有政治抱负的年轻大律师，包括杰弗里·豪、帕特里克·詹金、安东尼·巴伯、迈克尔·哈弗斯和艾瑞·尼夫。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议员。在这样的圈子里，玛格丽特一定已经意识到，进入内阁的最常用方法就是，首先成为后座议员，争取在下院的年度财政法案辩论中脱颖而出；而这项由财政大臣提出的法案最终会变成法律。
因为职业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选择做税法律师时，或许心中也早已打算好要借此为自己从政做准备。她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20年后，正是她在关于1974—1975财政法案的辩论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使得她脱颖而出，为她赢得保守党党魁的位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通往芬奇利的崎岖道路
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婚后生活幸福，对她的事业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是有些沮丧的。玛格丽特在法律界并没有多少出色表现，争取议会席位的努力似乎也是挫折不断。无论在法律界还是政治界，玛格丽特的受挫主要是源自那个时代对有抱负女性的歧视。
律师界和保守党内部都拒不承认存在这样的性别歧视，但性别歧视却是真实存在的，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得不面对的。在找律师事务所就职和找机会做案情陈述方面，玛格丽特遇到过重重困难，这主要是受潜在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影响。大男子主义在当时法律界的书记员、皇家大律师、大律师、实习律师和律师学院都非常盛行。和狄更斯生活的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性别歧视并没有多少差别，顶多只是有天分的女性能获得少许的表现机会而已。
保守党内部也是大男子主义泛滥。不过奇怪的是，性别歧视更多地来自选区保守党协会里那些女性积极分子，而这些女积极分子在议员候选人选举委员会上又有着很大的决定权。通常，她们对女候选人态度恶劣，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尤其恶劣。
在坎特伯雷选区的尝试失败后，玛格丽特又经历了一系列失败。虽然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支持她，但她在奥平顿、贝肯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和梅德斯通等选区的最后一轮候选人面试中都先后败北。在奥平顿，当地一个叫唐纳德·萨姆纳的人以微弱优势险胜，成为候选人；面试组看中他是因为他在讲话中提到选区需要的是“真正了解这个选区的一切的议员——一个知道洛克斯博姆特姆（奥平顿旧名）各个道路状况的人”。[18]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对手的这番话一笑了之，但接下来的连续三次失败却让她感到“受伤和失望”。[19]
玛格丽特的困境在于，从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她已经觉察出某种令她担忧的模式了。和那些备选的男性候选人不同，她总是被问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在暗示，她无法既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又做个好议员。
这些矛盾在梅德斯通迅速激化。玛格丽特初到梅德斯通参选时是最有希望获胜的，有一部分是因为已经退休的阿尔弗雷德·博瑟姆爵士帮她说过不少好话。最后一轮面试只剩下两个实力不强的对手，约翰·利奇菲尔德上尉和约翰·韦尔斯。无论从演讲能力还是政治知识方面，这两人都绝不是玛格丽特的对手。
面试最后要求就给定的话题“如果我被选为梅德斯通的候选人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做演讲。据当时参加面试的一个评委比尔·亨德森说，玛格丽特“遥遥领先”。但最后，显然他和其他评委一致认为，玛格丽特回答问题时“彻底砸了”。[20]保守党中央总部地区副总代理约翰·恩特威斯尔的报告中解释说：
考虑到她有丈夫和孩子，我们问她作为一名议员，她是否有能力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我觉得她的回答不是很好。她说家里有个能干的保姆，还说如果担任议员的话，她早上会有空儿照顾家里（完全忘记了议员早上也要开会）。她还说周末也会有时间照顾家庭，根本没提到周末会留在梅德斯通。不过她倒是提到担任议员后会放弃律师的工作。[21]
从这段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断出，玛格丽特没有回答好“是否有能力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这一问题，导致她失去了候选人席位。事后，她向丹尼斯抱怨说，无论是有着四个不到4岁孩子的约翰·韦尔斯还是有两个孩子的利奇菲尔德上尉，都没有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选拔委员会似乎有失公允。
最后，约翰·韦尔斯在最后一轮投票表决中获得40票，战胜了只有27票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被提名为候选人。韦尔斯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为人和善但有些冷漠，他是水果种植园的农场主，28年来一直是梅德斯通的候选人。本质上他绝对是那种极少参加投票的上议院议员，对上议院最大的贡献就是善于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见解；他向上议院提的议案也主要集中在为当地修路或种植苹果树等方面。韦尔斯被选为候选人那晚，也有少数评委对选拔结果表示不满，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其中有12个人一反常态地在会议结束时遵循惯例一起举手拒绝选择韦尔斯为候选人。亚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这种感觉在梅德斯通保守党协会主席给中央总部的信里也有所反映。这位协会主席不遗余力地称赞玛格丽特：
撒切尔夫人：性格极佳；是个演讲高手，说话语气平静却吐字有力、直击要点；有深刻的政见；政治上是坚定的右派；聪明而富有“魅力”。这位女士不日定会进入议会。[22]
可是这位女士本人却在梅德斯通选拔败北后备感沮丧。要是那时她知道，在她下一轮竞选的目的地芬奇利，人们最初对她也有很深的歧视，一定会更加沮丧。
芬奇利的约翰·克劳德爵士是前届议会解散后竞选连任的议员，当他听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准备参加选拔、继任他的位置时，禁不住向当时的保守党主席黑尔什姆勋爵抗议说，保守党中央总部是想操纵整个选拔活动，让芬奇利在“一个血腥的犹太人和一个血腥的女人”[23]之间做抉择。[24]
这些歧视性的观点今天听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来说却极其平常。
实际上，保守党总部根本不支持任何女竞选人。保守党中央总部伦敦北部地区副总代理（她自己就是个女人）在报告里这样说：“我想向你们汇报，我得到消息，芬奇利决定让一些女人参与选拔，不过这些女竞选人来只是走个过场。要是他们真选中了哪位女人做候选人，我一定会惊呆的。”[25]
芬奇利是伦敦北部的一个选区。人们都认为保守党在这里获得席位的胜算比较大，因为这里有白领居住区，比如托特里奇、惠茨通、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和福莱恩巴尼特等，地区相对比较富裕。这里还有很大一片犹太人聚居区，犹太选民占选民总数的20%。
大家都认为保守党协会和芬奇利当地的议员约翰·克劳德爵士关系不和，并对他不满。克劳德为人飞扬跋扈，是个地主，毕业于伊顿公学，并一直担任保守党后座议员，是1922年委员会的高级长官。据说，参与芬奇利选拔面试的考官都希望尽量找到一个与他们的老议员截然不同的新人。玛格丽特·撒切尔至少在这方面是符合要求的。她从大约150名申请者中突围而出，和另两名候选人一起进入将于1958年7月14日举行的最后一轮面试。
这场面试可谓喜忧参半。值得庆幸的是，最后三名候选人之一，克里斯托夫·蒙塔古·蒙蒂·伍德豪斯因为被选为牛津区的候选人，突然宣布退出投票。90名执行理事决定议员候选人最终人选时，伍德豪斯无疑是玛格丽特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是希腊战役中的战斗英雄，还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并曾在那里任所长。
蒙蒂·伍德豪斯退出投票后，执行理事会必然不可能让仅剩的两名候选人，即托马斯·兰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单独对决。这样一来，面试中分别名列第四和第五的伊恩·弗雷泽和弗朗西斯·理查森就获得了票选资格，最后一轮投票的候选人数扩大为4名。
除了玛格丽特以外，其他三名候选人都是已婚男性。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同来参加选拔，而撒切尔夫人却没有丈夫的陪伴。因为丹尼斯那时正好在南非出差，“去谈生意”，她见到执行理事会时就是这么说的。[26]虽然玛格丽特觉得丈夫的缺席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运气，但也只能默默地接受。非洲的通信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不发达，所以丹尼斯完全不知道妻子已经顺利地进入最后一轮票选。玛格丽特虽然也写信告诉了丈夫这一喜讯，但是信丹尼斯根本没收到。
不管怎样，芬奇利候选人的投票大战即将拉开帷幕。第一轮投票，玛格丽特·撒切尔以一票的优势险胜。她获得了35张选票，而托马斯·兰顿获34张。兰顿是陆军旅长，二战期间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因此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他在芬奇利当地人缘很好，但是没什么候选人经验。另两名候选人得票总计只有22张，所以退出下一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撒切尔夫人又以微弱优势获胜[27]。她得了46票，兰顿得了43票。但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按照保守党投票选举的通行惯例，即便候选人所得票数非常接近，也必须要由执行理事会一致举手同意得票最高的候选人，才能确定最终人选。
不幸的是，芬奇利保守党执行理事会就是有一小部分人坚决不肯按惯例一致同意玛格丽特为候选人。协会内部这一小群人提出异议，坚决反对女人做议员，所以他们坚决拒绝同意玛格丽特·撒切尔为候选人。但是他们希望重新投票选拔候选人的努力还是落空了。就这样，玛格丽特当选为议员候选人，她的正式任命会定在月末举行。[28]
媒体对于她的当选大肆宣传。“保守党选出了美女”出现在伦敦《旗帜晚报》头条。“保守党公认的最美丽的女党员当选芬奇利候选人。”[29]
两天后，一位乘客从约翰内斯堡去往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在那里转机准备飞回伦敦希思罗机场时，偶然间捡到了一份别人丢下的《旗帜晚报》，这个人就是丹尼斯·撒切尔。丹尼斯前一晚和生意伙伴喝得酩酊大醉，刚一“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就看见了《旗帜晚报》上报道妻子在芬奇利当选的消息。他自然为妻子感到骄傲和欣喜，但是也以自嘲式的幽默回应了这则消息。“幸好我那时不在，因为票选双方简直实力相当”，他回忆道，“要是那些投票的人看到我，一定会说，‘我们可不想选这对夫妻’。”[30]
选区的任命会旨在正式宣布执行理事会选择了某位人选作为候选人，这种任命通常都会很顺利，但偶尔也会出现意外。保守党中央总部一直担心7月31日晚芬奇利的任命会上可能出现麻烦，因为执行理事会里小部分反对者可能会趁机在会上发表反对言论。
尽管有着种种不祥的预兆，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在1958年7月31日晚举行的任命会上获得了个人巨大的成功。大家都说，她在会上的演讲很精彩，让那些批评她的人不战自败。地区代理给保守党中央总部汇报玛格丽特任命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与会的人中有一小群人一向反对女人做候选人，但报告中继续写道：“撒切尔夫人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任命会一切顺利。”[31]
任命会上正式宣布玛格丽特的任命后，据当地报纸报道，接下来“台下有大约五位前辈【原文如此】看上去样子很傻，气得脸都红了”。[32]芬奇利的媒体，甚至把任命宣布后，那一小群反对派的反应给添枝加叶地描述了一番：
这些保守党本想过来看热闹，结果灰溜溜地走了。就算有人想来唱反调，但是这些人最后走的时候已经完全转变了观点……撒切尔夫人发言不拿讲稿，讲话富有感染力，并且总能一语中的；她在讲话中先用流畅的语言准确分析了中东地区的局势，然后仔细解读了苏联的政治宣传分子，认为他们就像家庭主妇做饭时对各种食材的用量一清二楚那样，也完全清楚该在什么适当的时候为苏联宣传造势；接下来她把埃及总统纳赛尔比作是坏了一锅汤的那颗老鼠屎；紧接着她又谈到了英国国内的许多问题（特别关注工人工资和工会问题）；最后她信心满满地向台下听得入迷的观众宣布：保守主义一定会创造美好的未来……不管喜欢与否，台下这群如痴如醉的观众都感受到了保守主义准备扬帆起航的愉悦。[33]
和在这篇报道中旁征博引、夸夸其谈的记者相比，玛格丽特·撒切尔显然要务实得多。但是她还是为没能彻底征服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感到有些失望。反对派的提前离场令她不安，这位年轻的候选人隐隐地感到，一些保守党人“仍然铁了心要跟她过不去”。[34]
接受任命几天后，玛格丽特写信给新任保守党中央总部主管议员候选人的副主席唐纳德·卡伯里议员：“历经千辛万苦，我还是感受到，尽管我的任命会非常成功，可一些保守党协会成员依然不肯改观，对女性仍旧怀有强烈的歧视。我希望自己上任后通过努力工作，最终消除这种性别歧视。”[35]
玛格丽特·撒切尔所理解的努力工作就是“把芬奇利当作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开展竞选活动”。[36]她开始举办各种会议、集会；每周去选区三次，并在晚上到选区的各小区游说，争取选民的支持。
面对保守党内对她当选候选人的质疑，玛格丽特非常明智地没有去理会，不过大家都一致认为芬奇利获胜的希望很大。芬奇利选区属于伦敦北部比较富裕的地区，居住在这儿的人不是经纪人就是白领，多数拥有自己的房产，因此保守党拥有绝对的优势选票。大选获胜可能存在的障碍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区内的广大保守党人死气沉沉、不够团结；第二个则是，芬奇利的自由党候选人善于开展竞选工作，且已经开始向区内的广大犹太人拉票；因为几年前当地一些保守党积极分子曾有强烈地排犹倾向，不允许犹太人加入芬奇利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
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轻松地梳理出这两个难题后，自己跑去见了保守党首席党鞭特德·希思，向他简述了选区面临的问题。希思对她的积极予以帮助，组织安排了许多著名人物到芬奇利演讲。这些人要么是当时的内阁大臣，要么曾经担任过此职，有些即便当时不是，后来也都担任了内阁大臣，包括伊恩·麦克劳德、彼得·桑尼克罗夫、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和基思·约瑟夫爵士[37]。最后一位人物虽然被芬奇利的媒体丑化，被说成是“一个板球运动员”，但他是全国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38]基思·约瑟夫对玛格丽特的支持，让那些有关玛格丽特·撒切尔允许芬奇利高尔夫俱乐部或其他任何地方进行排犹活动的谣言不攻自破。其实，玛格丽特后来政治生涯里的表现显示，她本人一生都和犹太人保持着亲密关系。
当选
到1959年9月大选即将开始时，芬奇利保守党协会的状况已经比14个月前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当选为候选人时大有改善，而且协会内部更加团结了。玛格丽特一直以一个忠诚、主流的保守党员形象开展竞选活动。对于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举措她表示支持，对于英国政府同意解除非洲殖民地管制、加速帮助这些殖民地独立的做法，玛格丽特也表示赞同。“保守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不要让工党破坏了”，这是保守党的宣言，玛格丽特对此也表示热情支持。因为公共开支增长了5000万英镑，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只能在1958年1月集体引咎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小小的局部困难”，并说自己毫不介意。尽管玛格丽特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对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这一做法“深表不安”[39]，但是她在芬奇利的竞选活动中并没有公开表达过自己对麦克米伦事件的质疑。玛格丽特发表的竞选演讲清楚地表明，她自己完全支持麦克米伦的经济扩张主义。
玛格丽特在选区里的竞选活动可谓一帆风顺。1959年，保守党声势正盛，芬奇利的非保守党选票由自由党和工党各执一半，所以两方都不可能对保守党构成很大威胁。
工党候选人是埃里克·迪金斯，后来成为詹姆斯·卡拉汉政府的一名次长。他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绝对是政治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但是，在个人层面，他又把玛格丽特看作是“我在生活里见过的极少数完全没有人情味的那种人”。[40]
三名议员竞选人同台竞争的集会共有四次，每次都人满为患。埃里克·迪金斯对其中一次集会记忆犹新，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教会了他做好充分政治准备的重要性，这次集会由伦敦主教主持。会上各竞选人就当时英属殖民地肯尼亚发生在奥拉拘留营的残忍暴行，展开了激烈辩论。自由党和工党候选人都对殖民地的这种暴行表示强烈谴责。
玛格丽特·撒切尔却从包里拿出一份审查委员会的相关调查报告。“主教大人，我可能是几名候选人里唯一一个曾从头到尾地将这份文件研读一遍的人”，[41]她说道。然后玛格丽特在这份足有两英寸厚的报告里截取了重要段落，并向观众大声朗读了其中的详细内容。这样一番细致有调查的发言立即挫败了对手粗鄙空洞的攻击。“那晚，这场辩论简直就是为撒切尔夫人专门设立的”，迪金斯回忆说。[42]
玛格丽特·撒切尔十分了解辩论的主题，的确是个辩论高手。但她有时说话过于盛气凌人。埃里克·迪金斯还记得竞选集会上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坐在前排的一位保守党女支持者总是不停地插嘴，搞得他很不舒服，最后冲她大喊：“你怎么还不闭嘴？”这么一喊一下激发起一旁的保守党候选人好为人师的劲头。“迪金斯先生，公共集会可不应该这么表现！”[43]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声斥责迪金斯。她似乎忘记了，集会上真正有资格管候选人的只有主持会议的主席。
大选期间保守党阵营内部也出现过很多矛盾。据保守党中央总部一份报告中记载，那些一直反对任命玛格丽特·撒切尔为议员候选人的中坚分子在竞选过程中依旧态度恶劣。并且据说，芬奇利的这位候选人一直“不待见”保守党的选区代理。但是无论玛格丽特对他说什么做什么，这位代理总是宽容大度，因为报告结尾说“他对她的竞选活动除了赞赏别无二话”。[44]
这种赞赏也被1959年10月9日零点30分在芬奇利计票站公布的计票数证明是正确无误的，计票数甚至比原先想象的还要好。
票选结果可谓相当好。玛格丽特将保守党芬奇利的优势选票增加了近3500张。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保守党乘胜追击，最终在哈罗德·麦克米伦重组政府的这次大选中，以100个席位获得大选胜利。
玛格丽特·撒切尔终于在34岁时进入议会，成为新一届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之一。
回顾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35岁生日到来的前两周顺利当选为议员。显然，她顺应了传统的观点，“进议会要趁早”[45]。能跻身议会可是个不小的成就，对一个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玛格丽特在达特福德初次参加议员竞选便有不俗表现，随后她向议会行进的这一路可谓是坎坷崎岖。选区议员候选人的选拔往往有些碰运气的成分，但是为什么玛格丽特居然一连五次都没能够榜上有名呢？显然不是能力问题，因为那些先后打败她的男人——唐纳德·萨姆纳、约翰·贝克·怀特、菲利普·古德哈特、詹姆斯·阿拉森和约翰·韦尔斯（他们分别当选为奥平顿、坎特伯雷、贝肯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和梅德斯通的候选人）——这些人的演讲口才都欠佳，后来在议会中也几乎没有太多出色的表现。
对女性候选人根深蒂固的歧视可能是这一系列挫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不太明显。这个原因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没能明白，在选区候选人选拔比赛的演讲环节中胜出，除了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外，更要有相当的亲和力。有亲和力的关键在于在候选人能在自己和选拔理事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氛围。对于“清楚三柱门的高度”这句板球行话，或许丹尼斯比玛格丽特更能体会其中的含义；不过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总结在保守党选区协会内获得选拔理事青睐的技巧。
这样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明白，为什么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想要一言成名，却不幸在选拔过程中一直无法得到选拔理事的青睐了。每每在选拔比赛中，她都表现得咄咄逼人而不是和蔼友善，争强好胜而不是美丽可人，她更擅长煽动政治热情而不是激发温情。不过即便如此，这么绝顶出色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在选拔中竟然连续败给一群二流男人，还是令人有些费解。
不管落选时有多么沮丧伤心，玛格丽特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然而成功的背后，玛格丽特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虽然那时她极力否认：她的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玛格丽特·撒切尔退休以后在和朋友的多次聊天中，都很痛惜自己没能为马克和卡罗尔的成长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1995年，她甚至对迈克尔·斯宾塞爵士说：“如果能重来一次，考虑到从政会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我是绝对不会步入政坛的。”[46]无论玛格丽特在80岁的耄耋之年如何真心实意地表达出自己的感伤，但这种感伤都无法代表她在30岁、40岁和50岁时的真实感受。所以对于玛格丽特在回顾往事时表现出来的懊悔我们都不应该太当真。
玛格丽特·撒切尔一向都是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人。她永远都把自己的事业摆在第一位，把自己所应该承担的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摆在第二位。在她心里，大家重于小家：这就是她一贯的风格。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而对玛格丽特有所抱怨，更重要的是丹尼斯、马克和卡罗尔自己也从来没有为此公开埋怨过玛格丽特。
尽管玛格丽特作为一名母亲，的确存在太多不足，这些不足有时令人痛苦；但她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才会不得不权衡，做出选择，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上。也许玛格丽特自己身边最亲近最在乎的人因此而受伤不已，但是不管怎样，1959年芬奇利获得了一位杰出的议会议员，1979年英国获得了一位不同寻常的首相。无疑从一开始玛格丽特就明白投身公共生活的代价。
注释：
[1]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64.
[2]AC: Interview with Sir Clive Bossom.
[3]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65.
[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77.
[5]Sunday Graphic, 17 February 1952.
[6]MTF: Beryl Cook to John Hare, 12 June 1952.
[7]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97.
[8]Ann Dally, A Doctor's Story, Macmillan, 1990, pp. 9–10.
[9]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80.
[10]Ibid., pp. 80–81.
[11]Wapshott and Brock, Thatcher, p. 60.
[12]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71.
[13]Ibid.
[14]Gardiner, Margaret Thatcher, p. 54.
[15]Margaret to Muriel, 20 January 1954,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126.
[16]Interview with Sir Frederick Lawton, ibid., p. 126.
[17]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73.
[18]Gardiner, Margaret Thatcher, p. 53.
[19]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94.
[20]AC: Conversation with Bill Henderson, 1985.
[21]MTF: Entwisle to Donald Kaberry, 18 March 1958.
[22]Ibid.
[23]这个故事里的“血腥的犹太人”是保守党研究部部长彼得·高曼。他虽然报了名参加芬奇利候选人的选拔，但是临阵退出。后来他于1962年3月15日在奥平顿的补选中当选为保守党候选人，但不幸的是自由党最终在大选中获胜。
[24]Dennis Walters, Not Always with the Pack, Constable, 1989, pp. 103–104.
[25]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p. 112–113.
[26]Finchley Press, 18 July 1958.
[27]查尔斯·摩尔所著的授权传记中提到过这件事，说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芬奇利的提名是因为芬奇利的保守党协会主席伯蒂·布拉奇使诈欺骗。据说，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她根本就没有赢。赢的是那人（托马斯·兰顿），不过我想：‘他出身富贵，自然会在其他地方获胜的。所以我就把自己原来投给兰顿的两票改投给了她’。”（参见摩尔：《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卷，第135页）。这个故事可信度不高。因为保守党中央总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选区的执行理事会上当场计票，并且要求必须有投票监督员在场监督。所以无论哪个协会主席都不可能把投给某个候选人的选票撤出来重新投给另一个人。最后一轮投票必然竞争激烈，至少和前面一轮一样激烈，所以无论如何投票监督工作也必定会相当严格。
[28]MTF: Miss Harris to Donald Kaberry, 15 July 1958.
[29]Evening Standard, 15 July 1958.
[30]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78.
[31]Campbell, The Grocer's Daughter, p. 114.
[32]Ibid.
[33]Finchley Press, 8 August 1958.
[34]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98.
[35]MTF: Margaret Thatcher to Donald Kaberry, 18 August 1958.
[3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98.
[37]Finchley Press, 27 February 1959.
[38]基思·约瑟夫爵士（1918—1994），世袭准男爵，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毕业，1956—1987年任保守党利兹东北部议员；1959年第一次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识，当时他是英国议会住房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曾帮助指导玛格丽特将她提议的非官方议员条例草案变成法律；1970—1974年任社会服务大臣；1979—1981年任工业大臣，1981—1986年任教育及科学大臣。1974—1979年他组织建立了英国政策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一职；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反对党党魁期间他在思想和政策制定方面对玛格丽特的影响是最大的。1987年他被加封为约瑟夫勋爵。
[39]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92.
[40]AC: Interview wiTheric Deakins.
[41]Ibid.
[42]Ibid.
[43]Ibid.
[44]MTF: Report on Mrs Thatcher, Central Offi ce Area Agent Finchley, 1 November 1959.
[45]H. A. L. 费希尔第一个写下这句关于议会的金玉良言，但是据说还有很多人都曾说过同样的话，包括小皮特、F.E.史密斯和温斯顿·丘吉尔。
[46]AC: Conversation with Lord Spicer, 2013. See also Michael Spicer, The Spicer Diaries, Biteback Publishing, 2012, p. 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