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和狐狸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基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名言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论文中写道:“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的狐狸和刺猬,比喻的是作家和思想家。伯林把柏拉图、尼采、普鲁斯特比作刺猬,把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比作狐狸。这种隐喻同样适用于建筑师。
按照伯林的理论,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 Perrault)绝对是一只刺猬。1989年,佩罗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建筑竞赛中脱颖而出,并赢得了此次竞赛。这也是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任职期间的最后一个重大项目。近250名参赛者参加了这次竞赛,包括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未来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槙文彦(Fumihiko Maki)、阿尔瓦罗·西扎(Álvaro Siza)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还有相比之下不怎么出名的多米尼克·佩罗。佩罗曾经设计过一栋非常引人注目的建筑——4座25层的玻璃大楼矗立在一个庞大的基座之上。他非常崇拜密斯·凡德罗,因此他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方案有点类似于密斯的极简主义风格(见图1-10)。他将图书库置于高层中,将公共阅览室和研究办公室置于底部的裙楼中。高塔在平面上形成一个L形,像4本翻开一半的书,寓意着一览无余的知识,这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概念。
图1-10 多米尼克·佩罗,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1996
但是,佩罗这个看起来了不起的概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垂直层叠结构的概念在现代建筑中早有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比利时建筑师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为根特大学设计了一栋20层的图书大楼,保罗·克雷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设计了一栋31层的图书大楼。但是范德费尔德和克雷的大楼的墙几乎都是实体的,只偶尔有几个狭长的窄窗。佩罗的全玻璃图书大楼激怒了图书管理员,他们抱怨这样的设计把书全部暴露在阳光下。虽然后来在建筑内部安装了木质百叶窗,解决了光照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破坏了佩罗方案的核心概念——透明性。最后,一些书被转移到了裙楼里,图书馆的办公室则被调换到玻璃大楼中。
建筑建成之后,大家对此褒贬不一。虽然地下阅览室面对着一个景观花园,但许多阴暗的公共空间像极了地下室。正如多伦多市政厅的政府机构不得不分裂成两个部分一样,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被分成了4个部分。一位信息专家这样描述道:“因为一个建筑师的设计就要将所有的书籍重新分类,这件事引起了法国教育与知识界的骚动。”这座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被简称为TGB(très grande bibliothèque,非常大的图书馆),类似于TGV(train à grande vitesse,法国高速列车),但是最嘲讽的一种说法是将其称为一个“重大的错误”(très grande bêtise)。
如果说佩罗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设计大英图书馆新馆的建筑师,已故的科林·圣约翰·威尔逊(Colin St. John Wilson)就是一只狐狸。1962年,他和莱斯利·马丁先生一起参与了大英图书馆扩建项目的设计。这个项目被一拖再拖,随后英国政府做出改变,将建筑的功能扩大为一个全方位的国家图书馆。与此同时,建筑的场地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转移到了国王十字区。到1982年项目开始施工的时候,马丁退休了,之后威尔逊参与了图书馆的第三次设计。他深受现代浪漫主义建筑师阿尔瓦尔·阿尔托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低调的建筑设计方法,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曼·福斯特等当代高技派建筑师的作品相比,他的设计看起来有些过时(见图1-11)。
图1-11 科林·圣约翰·威尔逊,大英图书馆,伦敦,1997
这个设计迎来了一片骂声。现代主义建筑师们不喜欢这个设计的原因是,该建筑为了与毗邻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和谐共处,建筑主体大部分采用了砖墙。他们觉得这样太古板了。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也不喜欢这个设计,比如查尔斯王子觉得它太现代了,并且很不恰当地把它比作“秘密警察学院的礼堂”。威尔逊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公司因为缺乏项目而被迫停业。这些负面的看法在图书馆对外开放之后开始有所好转。明亮和通透的内部空间不仅使它在功能上很高效,还深受图书借阅者的喜爱。力挺威尔逊的英国建筑评论家休·皮尔曼(Hugh Pearman)这样写道:“大英图书馆运转得相当不错,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人们坐下来学习的地方。”
威尔逊的偶像阿尔瓦尔·阿尔托也是一只狐狸。例如,阿尔托于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玛利亚别墅(Villa Mairea),被认为是他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即便我们很难在这栋建筑中找到专属于赖特的流水别墅那样标志性的视角,它还是像芬兰版本的流水别墅。从外观上看,含蓄的玛利亚别墅有点像白色盒子式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尤其是那些手工制作的细节,给人以散漫随意的感觉。肾形的入口雨棚由一组垂直和倾斜的木杆支撑,其中有些木杆还被绳子绑在一起。白墙是由石灰洗砖搭建的,而不是当时大多数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经常使用的硬边石膏。
玛利亚别墅主要的起居空间展示了阿尔托特有的现代主义风格,新颖与传统相互结合。客厅、餐厅和画廊被整合成一个多功能空间,其中陈列了好多业主自己收藏的现代主义画作。书房的空间是由可移动的书架限定围合而成的。这一切都可以总结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灵活性。与此同时,房间的角落被传统的芬兰壁炉所占据,搭配红松木的天花板。有一部分钢柱用藤条包裹着,剩下的用山毛榉木材包裹。虽然这栋住宅的面积很大,但给人一种中产阶级朴实无华的舒适感,不像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那些夸张的住宅,也不同于密斯的奢华极简主义住宅。阿尔托的目的是创造使居住者满意的环境,而不是只为了给初次到访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路易斯·康和阿尔托几乎是同时代的建筑师。他们都出生于位于波罗的海北部的国家爱沙尼亚,都曾就读于巴黎的美术学院。更巧的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两个人都对历史风貌的建筑不屑一顾。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阿尔托浪漫派的现代主义来自他生活过的地方,而康的现代主义追求的是普适性。阿尔托特别着迷于鲜艳的颜色、丰富的纹理以及手工制作的细节,而康在设计建筑时选择的颜色都相当拘谨和朴素。阿尔托什么都设计,比如灯具、玻璃器皿、纺织品和家具,他设计的椅子和凳子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康则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家居设计作品,不过他倾向于使用射灯和球形玻璃灯作为室内装饰的灯具,因为他对空间和自然光的兴趣多过那些日常生活用品。
两位建筑师的事业走向了非常不同的发展方向。阿尔托是个奇才。他从建筑学院毕业之后立刻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30岁时就在建筑行业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康则大器晚成,在50岁的时候才以建筑师的身份成名。阿尔托是个多产的建筑师,毫不费力地炮制出一个又一个的设计;而康的设计进展却既缓慢又痛苦。但是阿尔托的设计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而康的每个建筑设计都有不一样的特点。然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重要特质,那就是康和阿尔托都是狐狸,他们都很少设计那种一个概念贯穿始终的建筑。康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一栋单调的四层方楼加上两个带天窗的室内庭院(见图1-12)。康设计这个项目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并尝试了好几种方案,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
图1-12 路易斯·康,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耶鲁大学,1974
英国艺术中心位于耶鲁大学内的教堂街。一眼望去,先抓住人眼球的是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于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耶鲁大学艺术与建筑学院大楼。它高大、粗糙,混凝土质感十足,且有一种仪式感。相反,你路过英国艺术中心时,很有可能会完全注意不到它的存在。这种情况就好比,鲁道夫的建筑是歌剧里的高音部,康的建筑只是观众席里的小声嘀咕:露石混凝土框架搭配着一块块透明玻璃和磨砂的不锈钢板。大多数建筑师使用不锈钢板的目的,要么是追求机械式的完美,要么是追求奢华的感觉。但康处理材料的方式显得很普通,如酸洗混凝土的表面会因为天气的不同而显得斑驳。康在说服犹豫不决的甲方时这样描述道:“在灰暗的日子里,它看起来像一只飞蛾;在晴朗的日子里,它就变成了蝴蝶。”
英国艺术中心中较低的楼层被设计成了商铺,而博物馆的入口就静静地待在不起眼的角落。入口通向两个较小的庭院。在这里,与同样的露石混凝土搭配的却是乳白色的橡木板,就像置身于一个漂亮的橱柜中。自然光透过大大的玻璃天窗沐浴着整个高挑的空间,庭院周围的开口也让展厅和庭院有了视线上的交汇。就这样,建筑慢慢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拿画廊来说,亚麻壁纸搭配条形的凝灰石地面,更像一栋住宅,而不像博物馆。室内的空间比例像是为藏品量身定做的,就像之前英国的乡土住宅。在传统的大厅里,一幅巨大的画可以从二楼的屋顶垂挂到一楼的地面。整个空间主要由一个包围主楼梯的巨大的混凝土筒仓占据。根据路易斯·康的传记作者卡特·怀斯曼(Carter Wiseman)的描述,康被英国庄园里大型的雕塑式壁炉所影响,因此这个像大烟囱一样的元素让庭院增加了一种家庭氛围。同时,这里还配有东方的地毯和舒适的沙发。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将该艺术中心描述为体验艺术的理想之所,并解释道:“这是一栋没有噱头和风格的建筑,低调且直接。它苍白的混凝土、金色的木材和亚麻墙纸为展出的艺术作品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背景。”
自1971年起,美国建筑师学会每年都会选出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美国地标性建筑”。每年只有一栋建筑有幸获得此项殊荣,同时该建筑至少要有25年以上的历史。这一点有别于设计类的竞赛,那些竞赛有时甚至在建筑开始施工之前就授予其奖项。显然,美国建筑师学会在设置这个奖项时就认识到判断建筑物的最佳方法是时间。许多建筑在当时一夜成名,但在几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或许是因为功能上的缺陷,也或许是当时很有说服力的想法只是纸上谈兵。2005年的“二十五年大奖”颁给了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评委称之为“一栋安静存在着的伟大建筑”。这是路易斯·康第五个获此殊荣的建筑作品。另外拥有5个获奖作品的建筑师就只有埃罗·沙里宁了。
概念的力量显然是这两个人的工作核心。沙里宁通常从对建筑功能的详细分析中得出一个单一的想法,然后在多个备选的方案中提取出一个单一的概念。他说:“你需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建筑的一切都必须完全支撑这个概念。”相反,路易斯·康的建筑开始融合了很多想法,然后需要经过一个自我沉淀的过程。这种方式更像是哲学层面上的探索,而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建筑分析。他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诉说着自己。“如果你对建筑没有信仰,就不会知道建筑到底是什么。这种信仰能够确定及主导人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一旦康发现了这种确定性,他的建筑就会遵从这个原则。这听起来有点像我之前提过的“总体构图”。确实,路易斯·康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一所巴黎美术学院派的学校内就读。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经常回归到那些严格的学院派原则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