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语言生态类型评估

语言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语言的生态类型进行评估和预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该语言的活力以及了解影响该语言活力的内外因素。针对某一语言的生态类型划分，主要有三种视角，分别是曹志耘（2001）所提出的语言演化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01）所提出的语言活力视角、Lewis和Simons（2001）所提出的语言可持续使用视角。

（一）语言演化视角

曹志耘（2001）从语言演化视角将汉语方言划分为两种类型：突变型和渐变型。就突变型而言，弱势方言的使用者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其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只用弱势方言，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少儿基本只用强势方言。突变型方言的变化及消亡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中间一般还需要经过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阶段。就渐变型而言，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和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特殊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曹志耘（2001）认为，所谓的濒危方言主要指突变型方言，但是渐变型方言也有可能变成濒危方言，只是过程很漫长，不易观察到。

曹志耘关注的其实就是语言生态的两个不同方面，突变型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语言转用，渐变型则关注的是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语言变化。但是语言转用过程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变化，同时，在渐变型方言的讨论中，曹志耘没有提及如何区分语言接触所导致的正常语言变化和濒危语言变化。

（二）语言活力视角

语言的濒危程度与其自身的语言活力密切相关。针对语言活力的判定，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共识。（1）单独使用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评估一种语言的活力，因此对于语言活力的判定需要多种指标的综合考量。（2）在众多的指标中，某一些指标处于核心的地位，例如语言使用人口、语言使用范围和程度、有无文字等（徐世璇，廖乔婧，200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01）曾就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判定制定了详细的指标体系，为濒危语言的语言生态类型划分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该指标体系中，语言活力主要涉及6项指标：（1）代际传承者；（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每个指标下又按照其濒危程度划分连续的等级。这里以语言代际传承为例，做一简单介绍。

语言的代际传承是判别语言活力的重要指标。表2.1提供了有关语言代际传承的详细说明，并根据说明将语言的濒危程度划分为“安全”到“已消失”6个连续的等级，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同时，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也符合生态语言学“整体性”的观点，为语言生态类型的区分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张永斌（2011）在调查黔西北民族杂居地区的双语或多语现象时，就参考该指标体系，将语言生态分为三种类型：母语强势型、汉语强势型和母语濒危型。

表2.1 语言代际传承活力判别

徐世璇和廖乔婧（2003）认为，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变化的广度和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一方面，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成分，以丰富自身的词汇系统、充实自身的语义范畴，从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语言内涵，增强语言表现力。另一方面，语言在吸收外来成分的同时，又按照语言自身的特点对外来成分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系统。濒危语言的语言结构往往停止生长，失去改造外来成分的能动性。因而，语言的结构因素也应该是判定语言活力的重要指标，但在该指标体系中则没有体现。

中国一些学者也尝试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生态评估体系，例如戴庆厦和邓佑玲（2001）以及孙宏开（2006）等就曾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评估就行探索，并提出了若干评价指标。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有关语言生态的表述。他们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语言生态和语言活力的评估指标，同时借鉴了自然环境评价中的“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回应（response）”框架理论，提出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语言生态模型。在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的体系中，压力系统主要由四个要素组成，分别是人口、地理、文化和经济；状态系统包含了五个要素，分别是语言格局、语域、语言标准化、语言结构和语言产品；回应系统则包含了三个要素，分别是教育、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每个要素下又包含了若干个二级指标，比如“语言标准化”要素包含了“语言内部方言差异和通解度”“文字系统或书面语使用和规范”两个二级指标。整体上来看，该指标体系关注的主要也是语言的活力问题，指标体系更为全面，设置更为科学，但也存在若干问题。比如在人口要素下“青少年人口的使用基数”和“语言使用人口的增减趋势”就不容易获取相关数据；在地理要素和经济要素下，“语言群体社区的地理开放度”和“语言群体社区的经济产业类型”等也不易评估。

（三）语言可持续使用视角

Lewis和Simons（2011）从可持续使用（sustainable use）视角提出了另一语言生态模型。现将其概括在表2.2中。

表2.2 可持续使用视角下的语言生态类型

Lewis和Simons（2011）从语言濒危历程的角度将语言的历史、语言使用者的认同、语言的交际和语言的教育纳入统一的框架，针对每一类型的表现特征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更具有针对性，他们所强调的“可持续”观点也正是生态语言学的核心理念。该框架没有涉及人口、环境和语言结构等问题，这固然是一个遗憾，但对于一般语言学者而言反而更具有操作性。该框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可持续的历史”的两个指标“言语社区成员不再使用该语言”和“言语社区成员不再将该语言与身份认同相关联”就存在很多反例。例如一些地区的语言使用者虽然不再使用该语言，但是对该语言却有很深的认同。

除去以上三种主要的分类视角外，曹志耘（2001）还从地理环境视角对濒危方言做了进一步区分，将其概括成强势方言包围中的弱势方言、两种方言交界带、多种方言交错分布、单一方言区和普通话并存。此种分类将某一地理区域内的语言格局问题纳入生态语言学的思考中，也为我们区分语言生态类型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