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

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在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单就语言与环境议题的相关讨论很早就出现了。罗常培（2004:95）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就指出：“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现象绝缘，而是独立存在或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互影响，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径向前推进。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所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语言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观点，强调要从多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语言学著作要从李国正（1991）的《生态汉语学》算起。李国正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强调要关注语言的生态系统。同时，李国正也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汉语学”和“生态汉语”的概念，尝试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汉语系统各元素之间、元素和系统之间，以揭示语言系统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人群系统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李国正提出了本门学科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及主要研究方法，为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但在当时，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视，语言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的进一步融合，有关语言的生态研究在中国才日趋活跃。笔者对2000年至今国内正式发表的以“生态”或“语言”为主题的文献进行了梳理，简述如下。

（一）理论研究

此阶段的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黄知常和舒解生（2004）两位学者介绍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并讨论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当中，例如运用隔代激活音感的原理提高语言学习效率，坚持“零排放”语用伦理，爱护语言资源，提倡柔性规范观，确保语言系统生态平衡，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语言歧视，维护语言公平和实施逆向语言转换工程（RLS），保护濒危语言等。即使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目前有关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焦点还是属于以上的内容范畴。范俊军（2005a）系统性地介绍了生态语言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学科定义、研究定义和常见课题。王晋军（2006）讨论了“绿色语法”的起源和研究内容，也讨论了“绿色语法”和“盖亚理论”之间的关系。杨朝军（2008）详细介绍了Mark Garner的观点，认为人们可以像研究自然生态学一样系统地研究语言学，也可以从语言的社会性来探讨语言的生态学意义。张东辉（2009）强调生态语言学应该注重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呼吁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生态系统。以上的一些翻译和介绍帮助国内研究者进一步了解生态语言学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范式，对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有中国学者提出一些比较有见地的观点。例如裴丽霞（2008）基于韩礼德对语言系统非生态特征的分析，对语法的深层生态化进行了哲学方面的思考和探究，提出了语言系统深层生态化的五种途径，分别是保持语言与生态的多样性、作格结构、存在结构、名词化、相互代词的使用。何伟和张瑞杰（2017）讨论了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建构。冯广艺（2013）从Haugen的“语言的生态学”模式出发，对语言生态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该学科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总结。王倩和张先亮（2015）对语言生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范畴。

（二）应用研究

在理论引进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尝试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我国的语言实际相结合。范俊军（2005b）讨论了中国的语言生态危机，并将之概括为：语种的濒危和灭绝、双语和双方言区的语言单极化、局部语言岛和方言岛的同化和消亡、弱势语言的结构整合力发生衰变、弱势民族和族群的母语权受到抑制。针对这样的现状，他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例如应重视并积极开展语言生态的调查与评估，加强民族和地方族群的母语教育以及语言规范与规划工作，着力保护土著民族和族群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完整性。周国炎（2004）以仡佬语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仡佬族的自然环境、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进行了重点论述。徐佳（2010）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的濒危语言环境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提出了保护和改善语言生态环境的措施与对策。

关于英语全球化现象，卢桂荣（2003）认为，这是导致世界语言濒危的根本原因；而姜瑾（2009）则认为，英语的广泛传播与语言生态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刘国宾（2009）比较了生态学的概念与中国英语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认为在中国英语的存在符合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王艳萍（2010）以生态语言学为指导，从教师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测试等方面尝试树立生态外语教学课堂观。王珊珊（2011）运用生态翻译学原理对《孙子兵法》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各种生态翻译环境对翻译文本的影响。蔡晨（2016）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师的生态语言观以及生态语法教学现状。陈莉和牛俊超（2017）将汉语的国际传播纳入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分析当中，认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既是汉语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语言生态发展的需要。以上回顾表明，有关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很好的适用性，其研究领域正在不断地拓展，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化。

针对中国濒危语言的活力问题，一些学者尝试通过指标的建构来评估弱势语言的濒危程度。例如孙宏开（2006）在整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6个濒危语言指标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又增添了3个指标，并将中国的濒危语言划分为6个不同的等级。此外，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在吸收国外有关生态要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系统的语言生态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整体上来看，国内有关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聚集少数民族语言，例如戴庆厦和田静（2004）针对土家语的保护展开了探索，阮宝娣（2012）关注的是羌语的濒危现状。同时，一些学者也呼吁要抢救日渐衰微的汉语方言。例如范俊军（2008）对岭南濒危方言进行了研究，林有苗（2009）呼吁要开展新一轮的全国语言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