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长点：在思辨与实践之间

《浙江社会科学》编者按：回顾“文革”结束后我国哲学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们的哲学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艰难地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卫星”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相比，哲学的步履显得有些蹒跚、沉重。作为抽象程度很高的一门学问，哲学的繁荣当然离不开对人类优秀精神产品的消化和吸收；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如果不把自己的眼光投向自己生存的时代，那就很难真正体现自己的本质。因此，我们欢迎各种体现作者独特个性的哲学论文，同时更呼唤那种来自改革第一线的、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哲学思考。本刊从这期起向读者推荐王永昌同志的来自温州改革实践的系列哲学报告，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作者的结论。但我们赞赏作者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勇气，文中提出的“中介之路”也不失为哲学现代化的一条途径。我们期望引起读者的关注。

理论界、哲学界不少人在关注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长点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就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积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途径、条件、动力和办法等。笔者无力论证如此宏大的理论难题，只是想结合自己在温州生活一年的一点实践感受，就哲学的生长点的某些方面谈点看法，权作这系列论文的“引子”。

哲学不同于一般的实证性学科，它的抽象程度、思辨程度比较高。所以，现实生活、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历史发展的时代跨度而言，是比较明显的；但就某一历史阶段、短时期来看，则是不明显的。同时，哲学的发展在其表现形态上，更多地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理论修养和哲学家的思辨能力。这就容易产生误解，似乎哲学发展的生长点主要靠哲学理论自身的思辨运动和哲学家“冥思苦想”的思辨活动。毫无疑问，哲学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生长点，是哲学家和哲学理论自身的思辨活动。哲学理论中的不少论点的增生、哲学理论体系自身的完备、哲学理论内容的扩张和丰富、哲学理论新领域新视野的开拓、哲学理论进化过程中的自我淘汰，等等，都可以通过思辨活动而实现。无视这一现象，一味强调物质实践活动这一生长点，有失偏颇而且十分有害。然而，如果反过来只讲思辨活动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无视或贬低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同样是片面和有害的。

在笔者看来，如果除去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起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和其他一些间接作用，当下的实践活动对哲学的发展起码也有以下四个“生长点”：

一是“环境生长点”。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一样，哲学理论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社会环境。没有一个鼓舞开拓、创新、变革、争艳的社会实践环境，就不可能有一个哲学繁荣的勃兴局面。

二是“否证性的生长点”。我们过去的许多方面的哲学“道理”，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检验，都被否证和淘汰了。例如“斗争哲学”“阶级斗争”理论、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等，都被实践淘汰了一些内容。这看起来是“否证”、是“减少”，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更科学、更正确了，因而在本质上它仍属于“生长”。

三是“丰富性的生长点”。社会实践可以使原有的哲学原理具体化和丰富化，并得到新的充实。

四是“开拓性的生长点”。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开创性、变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为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研究开拓新的视野、新的领域。

当然，社会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的“生长点”的作用，远不只是上述四个方面，这里不过是择其主要方面而已。而且，我们这里的“社会实践”还不包括人们的科学认识活动。科学认识活动对哲学发展的“生长点”作用，要更多、更明显，这是不言而喻的。

哲学发展的生长点无疑是丰富多样的，但概括起来，最基本的途径分别是理论的、思辨的批判，实践的批判和思辨与实践相结合的批判。一般说来，无论是思辨的，还是实践的生长点，都是通过思辨与实践之间的“交融”而实现的。但也必须看到，有些思辨的“生长”是脱离实践的，如“假大空”的哲学思辨；而有些实践的“生长”是脱离理论思辨的，如那些就事论事、没有多少哲学味的所谓“哲学思考”。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哲学思辨与实践活动之间缺乏有机的结合。因此，在哲学思辨与实践活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及创造性地将两者有机结合，无疑是哲学发展比较有效的、优化的生长点。

以上是笔者在温州生活一年后，对哲学理论发展“生长点”的一点方法论的感受和认识。那么，温州的实践与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又有何关系，或者说，从温州的实践中能得到哪些启示呢？这是本章的主题，也是下面所要具体讲的。

温州，是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前沿阵地”之一，是一个引人争议的地方。你看，温州的改革、开放、突破、创新；商品经济、专业市场、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家庭工业、供销大军；“能人”、农民企业家、万元户、雇工、贫困县；影剧院、电视差转台；农村公园、老人亭；坟墓、庙宇；社会、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协调与摩擦；成就、进步、问题、不足；文明、愚昧、真善美、假丑恶；等等，确实令人赞叹和困惑，值得世人思索和探讨。

是啊，温州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温州，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着的一个“小世界”和“小社会”，它当然不可能是纯真单一的“天堂”。其实，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万花筒。“万花筒”的丰富性、深刻性，为我们理论工作者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客体背景和材料背景。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我的兴奋点自然是从哲学角度来思考和探讨一些问题，本章就专门来讲一讲温州改革实践和社会发展给我们思考“哲学生长点”的一些启示。

(一)哲学的主体化与哲学发展的生长点

在温州生活了一年，笔者感触最大、印象最深的是：温州这几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温州人勇于开拓、突破、创新；温州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多大能耐、多大本领、多大能量，都能充分显示、释放出来。总之，温州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发挥。这从哲学高度讲，就是温州人各个方面的本质力量在这几年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来了一次大发挥、大显示、大释放。用马克思曾用过的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温州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在化、现实化和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是参差不齐的，人的素质、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因此，现实生活和经济活动就直观、感性地反映了温州人“本质力量”的差异性，织出了真善美与假丑恶共生共融的画面，尽管其光明面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的确，我们今天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要采取各种途径和措施，使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潜能和人的生产力来一次革命、来一次解放。

温州改革实践的这一特点，给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哲学必须研究人，研究人的主体性，研究人的“本质力量”，研究如何发挥、调动人的“本质力量”，研究如何加强主体人的自身建设和提高自身素质等问题。

哲学当然需要研究“客观世界”和“物质运动”，也需要在理论上把“人”本体化：归还于产生他的物质世界。但是，难道哲学完全可以“无人化”“无主体化”吗？难道哲学不也应该同时研究人这个更复杂的“世界”，不应该研究“人的运动”“人的规律”吗？难道不应该从客观世界走到人，不应该使自然人化、使周围现实世界主体化吗？哲学是人类自己的一份精神财富，而不是外在于人、更不是敌对于人的一种“贡品”。哲学也应该为人类自身建设服务，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尽义务。

因此，哲学关注人，研究人的主体性，探讨人的本质力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难怪马克思当年是那样热切地关注和研究人、人类社会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为此奋斗终生！

(二)哲学的实践化与哲学发展的生长点

温州人不但商品意识强，而且务实精神也十分突出。

这些个体户、专业户、供销员不像我们有些人嗜好发议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扎扎实实地在改变世界、创造生活；他们的实践活动、经营活动，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实践活动的空间，要比过去大集体的实践活动广泛得多，可谓跑遍全国各地；现在，作为实践主体，他们是个体化、家庭化的，但他们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要比过去高得多……温州人的这些实践活动的特点，给我们哲学工作者提出了必须重视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要求。

例如，个体的实践活动与群众(集体)的实践活动各自有何特点，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何？为什么个体的实践活动的活力、能量往往比过去集体的实践活动的能量、活力要大？人的实践行为受什么因素、哪些条件制约？对这些个体的实践行为，国家、政府应该用什么有效的办法进行调节、管理？等等。这些涉及实践活动运行机制的课题，难道不应该成为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吗？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尽管高举“实践”的大旗，却很少实实在在地研究实践主体、实践规模、实践效益、实践优化、实践控制、实践运行、实践合理性、实践可行性等“实践活动”的问题。在传统认识论中，实践这一范畴的地位表面上高于其他范畴，但实质上由于我们仅仅把认识论看作是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因而把实践活动只归结为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对错的标准)，只不过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连的认识活动而已。

当马克思开始成为“马克思”的时候，他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新的哲学宣言：“哲学家们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实际上宣告了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自己称其哲学为“实践唯物主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公正地看到，近几年哲学界对“实践性”问题的研究、对“应用性”问题的探讨，已经有了令人可喜的改观，并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但总的看来，哲学的实践化(这里指对实践活动的研究热忱、研究成果)还不突出和明显，急待加强。

让我们的批判视野再回到温州的实践中来。

当我们运用现成的哲学理论、经济理论或其他理论所提供的认识框架，去把握农村变革的现实，去把握温州经济发展的实践时，无法不感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殊大反差，甚至还往往受已有理论思路的某些缺陷的限制。从温州到全国，改革每深化一步，姓“社”、姓“资”的疑问就要被重提一次。对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雇工等现象怎么看？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家围绕它们的属性高谈阔论，争得面红耳赤，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昂首挺胸地参加了“是什么”的“大合唱”。

当然，讨论“是什么”的属性问题，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笔者无意否定这一点。但是，当变革的现实已经不再满足于说明“是什么”的问题而转换为“它们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作为、如何运行的”“它们今后会怎样的”“需要什么措施、办法、怎么办”等这类实践性问题后，传统理论的缺陷就处处显露出来；受传统理论思路“培育”“熏陶”的人们(当然包括笔者本人)的弱点，也随处可见。

因此，研究“实践性”问题，加强哲学的实践化，必将会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哲学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三)哲学的中介化与哲学的生长点

所谓哲学的中介化，一是指哲学的理论、观点与现实事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具体理论的中间环节，因而在用哲学理论、观点解释和把握现实事物的过程中，需要完成思维上的中介转换环节；二是指哲学体系中成对出现的范畴之间也需要中介化。

然而，我们的传统哲学却不太重视对中介环节的研究，结果使得哲学原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践、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显得单调而又高高在上，干巴巴而又包罗一切。哲学的范畴看起来是“变换无穷”、颇为辩证的，但实际上只是两个对应范畴“位置的互换”，至于它们之间是如何变换、怎样过渡、经过什么中介，等等，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正由于我们的哲学理论、范畴之间往往缺少一些必要的中介环节，在把它们运用于考察现实事物时，就显得有点“头重脚轻”“大而空”了。

哲学的中介化，也是改革实践给我们提出的一大课题。

比方说，关于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就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理论和中间转化环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视为第一层次的中间环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可视为第二层次的中间环节，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层次，以至无穷。

拿温州的情况来说，笔者也提出过许多需要研究的中间环节。比方说，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目前主要是走发展个体、私人、家庭经济这一颇有特色的路子。它是不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过程中的中介环节之一？如果是，它在这整体过程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中介环节？又处于什么地位，有何作用和意义？

再比方说，温州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富了个人，亏了集体，穷了国家”。且不说这一批判的真实程度如何，但它提出了两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到底应该如何结合，需要通过哪些中介环节和怎样的结合方式？个人富裕与社会富裕是什么关系？达到社会的共同富裕要不要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转换环节？等等。

我们与其停留在质疑的层次上，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开动脑筋，想想如何通过种种利民、利国的有效的中介环节和中介结合方式，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说明我们的哲学和其他理论确实需要中介化、具体化。许多具体的中介环节，虽然登不上哲学宫殿的“宝座”，但哲学无疑应该研究这些中介环节。我们毫不怀疑，研究哲学原理与现实事物之间、哲学成对范畴之间的中介环节，是推动哲学向前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综上所述，就是要通过思辨的和现实的、理论的和实际的，以及两者的交叉点、结合点，进行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立体研究，一方面来促进哲学自身的丰富、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来为改革实践、为人民的生活服务。

这是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的笔者，在温州学习、生活、考察了一年之后的一点“职业感想”。这一粗浅的“感想”，也是笔者系列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