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雪林的教学风采——求真

苏雪林（1897—1999），祖籍安徽太平岭下苏氏，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祖父苏锦霞是封建保守人士，皇权观念根深蒂固，父亲苏锡爵是晚清秀才，一生挣扎求官，重男轻女思想极重，母亲又是尊崇三从四德的旧式女性。在家长们封建观念的影响和管制下，苏雪林早期的生活和教育浸染了浓重的传统礼教色彩，这对她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1925年苏雪林无奈地接受了封建包办婚姻，与张宝龄完婚，但屈服礼教的结果是一段聚少离多、名存实亡的无爱婚姻和孤苦寂寞的一生。

苏雪林幼时在家塾中接受过短暂的教育，但塾师教学质量不高，对她提高学识毫无裨益。1913年苏雪林进入培媛女校学习，但这所教会学校中西混杂的教学方式，条理不明又毫无章法，苏雪林半年后便辍学离开。1914年，她誓死反抗家中阻挠，入安庆女子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后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1919年，苏雪林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学习，师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陈中凡、吴贻芳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饱受“五四”新思潮的洗礼。1921年苏雪林又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在中法大学学习西方文学和绘画艺术，但由于语言障碍和身体孱弱，直到1925年回国时，她也未获得一个学位，以此为终生憾事。

丰富的求学经历，提高了苏雪林的文化水平，训练了她为师治学的能力，为她从事教师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苏雪林是集教师、学者、作家身份于一身的知识女性。如果说创作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教书就是她坚守一生的事业。苏雪林曾执教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台北师范学院、台南成功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所教科目为“世界文化史”、“基础国文”、“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教育界，苏雪林驻守了近半个世纪，因而更愿意称自己为教书匠。一个“真”字，淋漓尽致地形容了苏雪林的教学特色。

（一）认真备课为教学

苏雪林毕业于师范院校，献身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师长对她的谆谆教诲。在她从教的几十年里，一直秉持着初为人师时抱定的宗旨，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心甘情愿地付出，认真专注地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认真备课上课，这是她教书育人理念的生动表现。

1930年苏雪林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所授课程为“基本国文”、“诗词选”，每周分别为4小时、3小时。后由于文学院院长程憬（字仰之，北京大学毕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出身）升任教务长，行政事务太多，便将每周3小时的“世界文化史”的课交苏雪林接任。院长一再诚恳地说：“苏女士，担子交给你挑，实在没有办法，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可以把编好的大纲借给你，再介绍几本西洋文化史供你参考，总能勉强对付下去。”苏雪林没有料到，院长交给她的所谓大纲，竟然只是寥寥数行的8个篇目：（1）史前文化，（2）太古文化，（3）人类成人时代的文化，（4）古文化衰老时代，（5）文化的再生时代，（6）近世文化，（7）19世纪的文化，（8）文化混合的倾向。当时大学课程，大多无统编教材，上课全凭口授，学生记笔记。当苏雪林提出想参考一下他的讲义时，院长以自己讲义支离破碎，字迹难以辨认，婉言拒绝了。苏雪林自幼好强，从不在男子面前示弱。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教好这门课，尤其是中途接教的课，只有比前任教得更好，才能在讲台上站得住、立得稳。因此，苏雪林备课时分外专注认真，她从图书馆借来几本外国文化史的图书仔细揣摩，对埃及、希腊等古代文化有初步的了解后，结合自己留法学习艺术的经历，从熟知的史前艺术出发，搜集相关材料丰富教学内容。同时将其他内容进行分类，不同的观点排成系统，最后编成讲义，逐章逐节地为学生讲解。除了准备好教学材料外，苏雪林还详细准备讲稿，把授课内容的顺序做出安排，穿插的图画、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情感等都注明了讲述位置。为教好这门课，苏雪林还专门裁宣纸装订了一本长27厘米、宽16厘米的备课笔记，每面用毛笔书写14行，约450字，计223面，达10万言。苏雪林的苦心并没有白费，她在回忆安徽大学教书的往事时曾动情地说：“安大学生多来自贫寒之家，学习非常勤奋、刻苦，纷纷借我讲义传抄。”认真的备课，不仅使她顺利地完成了授课任务，而且也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和尊敬。

转战武汉大学后苏雪林依旧保持着认真备课的习惯。她的教学任务是教授一个班的“中国文学史”和两个班的“国文”课程。中国文学史是她从来没有教过的新课，同样需要编写讲义供学生使用。为此，苏雪林常常待在图书馆，寻找参考资料，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年代顺序为节点，将不同时期文学的体裁、特点以及作用等一一进行总结。课程涵盖的范围甚广，备课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更是巨大，但苏雪林仍不辞辛苦地一章一章撰写。“开始一年，讲义只编到六朝，第二年，编到唐宋。一直教到第六年止，我才将已编成的讲义，加以浓缩，每章限六七千字左右，自商代至五四，一共二十章，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略。”这部废寝忘食编写而成的讲义，让苏雪林在课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也是她在武汉大学教授长达18年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重要原因。

（二）率真为教显初心

苏雪林性格倔强，自小便显露出一份男子气概，不愿缠足，不爱女红，喜欢读书，整日与男孩嬉戏打闹，上树下河，捕鸟摸鱼。这种个性也造就了她率真的教学风格，她排斥曲意逢迎和扭捏作态的育人方式，教学忠于内心，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恶态度。用直率和真诚改变墨守成规的课堂教学，将理性思维与感性情绪相融合，营造动静相宜、情理相融的课堂氛围。

近代社会动荡，教育发展受到限制。缺乏教材是常事，因此教师上课不会规定教材，但需要自编讲义进行教学。对苏雪林这样不喜欢被拘束的人来说，这恰好给了她极大的自我发挥空间。教学中，苏雪林按照她自己的喜好和学生的需求选择教学内容。在东吴大学教“诗词选”课程时，她选择教学内容就比较率性。她拿到唐诗的教材，便为学生讲解几首经典唐诗，从诗人生平经历讲到写作背景，从诗歌韵味讲到诗人思想情感，层层递进；无意间看到几篇纳兰容若的词，就与学生一起领略词中那凄美哀婉、情意缱绻的美妙意境；当学生对李商隐无题诗感兴趣时，她也有求必应，选择几首名篇与学生共同探讨……当然，这一切都以她博学多识为前提，因她自幼酷爱诗词，鉴赏唐诗宋词，创作五言七律，对她而言均无难度，因此，这种教法对苏雪林来说收放自如，学生也觉得趣味十足，能够心领神会。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时，苏雪林又尊重自己的内心，她常常将自己的情感态度融入课堂教学中，偶尔会让感性冲动战胜理性头脑。苏雪林喜欢在讲解时，大段地摘录原作，逐句地进行解读，以原作为佐证，论证自己的观点，力求论点与论据相结合。然而除了分析文本内涵以及其中的写作技巧、艺术特色和现实意义之外，她会不自觉地结合作家的人生观念、性格特点、政治立场来解读作品，有时候还会将自己的主观喜恶传达出来。如介绍胡适的《尝试集》时，她说：“胡适本是一个头脑清楚，见解透彻的哲学家，其文字言语都如一股寒泉，清沁心脾，其诗亦天然近于白居易。”胡适是苏雪林的恩师，也是她崇拜一生的偶像，她不知不觉地便流露出崇敬之意，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相反，讲到鲁迅的文学作品，她虽然肯定鲁迅的《野草》一书是不可不介绍的，但她说读这书时“不由得要想起散文诗的鼻祖波特莱尔和他一卷精湛魅力的散文小诗来”。但是她同时也称“鲁迅这人好像满腔怀着毒念，不向人发泄好像就会自毙似的……这样‘睚眦必报’阴险狠毒的性格，给青年影响当然说不上一个好字”。在现实中，苏雪林是反鲁人士。与评价胡适相比，不难看出，她在教学中从不隐瞒自己的私人情感，带有情绪化的特性。这种肯定中透露喜爱和宽容，否定中夹杂着憎恶和苛刻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材料的解读和对所介绍作家的客观评价。不过这也是苏雪林率性为教的表现，她的情感和喜恶都出自本心，忠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虽存在偏颇之处，但也是坦坦荡荡。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看到了她的率真之处，同时又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禁于一家之言，盲信一家之学。

（三）真心付出爱学生

苏雪林如此勤于教学事务，并不奢求将学生培养成为万众瞩目的佼佼者，只是期盼学生能够凭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在各自领域能做出一点成绩，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苏雪林走上讲台的动力，也是她执教四十多年的信念。因此在教学的时候，她总是以学生为重，付出全部真心，时刻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只为学生能够有所精进。她说：“当我带着书踱上讲坛……我还是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向世界宣传中国优越的文化，和平的王道，向世界散布天下为公的福音，叫那些以相斫为高的刽子手们，初则眙愕相顾，继则心悦诚服……青年的前途是浩荡无涯的，是不可限量的。”

苏雪林上课时说话带着方言口音，担心学生听不懂，她常常将教学内容一一写在黑板上，用文字帮助学生理解讲课内容。常常一节课结束，黑板总被擦写过五六回。学生们常常听得有滋有味，课堂笔记也做得十分细致，这让苏雪林十分感动。特别是安徽大学一个姓柯的男生，苏雪林曾教过他一学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这个学生上课尤为用心，常借她的讲稿与自己做的笔记校对，以查漏补缺。苏雪林精彩的文学史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他到美留学时还专门选修过类似课程。后来苏雪林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这个学生曾深夜携灯来看望她，并说“苏老师的一门课，影响了他一生”。可见，苏雪林的教学对学生影响之大，对学生的真心诚意也从学生那里获得了回应。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处处为学生着想，对学生作业的批改，她更是不遗余力。国文课是苏雪林任教生涯中最主要的任教课程，坚实的国文功底和文学素养让她教课游刃有余，唯一耗费精力的就是批改作文。她批改作文讲究“艺术性”，总批、旁批、眉批俱全，勾画圈点，连细小的错误都一一指出；在语言上格外注重夸赞学生，学生看她给的评语常会心花怒放，这是自她从教以来便养成的批改作业的习惯。但她也有心情烦闷的时候，“见了太粗糙的练习簿子和太潦草的字迹，也会起惹一腔烦恼，想撩开一边，永远不替他改”，“我们当国文教师的人，看见学生在作文簿上写了俗破体的字，有义务替他校正。校过二三回之后，他还再犯，便不免要生气怪他太不小心；甚至心里还要骂他几声低能”。但在抱怨之后，苏雪林依旧伏案工作，花费一两天的时间仔细批阅学生的作业，甚至为了思索一小段评语，花费比批改一篇作文还要长的时间。这样批改作业十分费时费力，但为了鼓励学生上进，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评阅。

在教书的过程中，看着学生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成长，这是她作为教师所获得的乐趣。她常说：“教书之际，能将你所发现的真理向学生宣布，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你说的话太惊世骇俗，并且从来也没听人谈起过，总不免怀疑。几节课听受下来，听出头绪了，迟钝的眼光发亮了，微笑不信任的面容变严肃了，从此便专心一志听受下去。你看了这种光景，自己也感觉莫名的兴奋，恨不得将所有的心得，倾筐倒箧传授给他们，这时候教书的热忱，真和充满神火的传教士一样了。”苏雪林已把学生的进步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学生的成长已与她紧密相连，她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母爱给了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属。

（四）真知源于教学中

苏雪林十分崇尚教学相长的原则，因而不惧接受新的教学挑战，她曾说：“教书顶好接受新功课，虽然比较辛苦，但它能拓宽你的视域，增进你的知识，加深你的思境，并使你在学术上得到许多意想不到，极有价值的发现。若十余年老教着一门旧课，除了开开留声机器，不能再做什么，那是没有意思的！”在她看来教学工作最能启发教师的灵感，探索不同领域的学问能得到意外收获，而这些新鲜的见解和材料必能在教学中打开学生的视野。对教师来说，这也是不断获得新知，积累学识，提升思想高度和教学深度的好机会。

执教东吴大学“诗词选”课程是她在教学中求真知的开端。为了给学生讲解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在阅读参考资料中发现李商隐与女道士恋爱的蛛丝马迹，便在课堂中向学生公开怀疑。她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不是文笔浅陋、无内涵的作品，也不是前人研究所称的表达自己仕途失意之作，而是记录他多情风流的恋爱史。并且，他恋爱的对象极有可能是妃嫔、宫娥、女道士，才会采用各种象征手法去隐晦地表情达意。苏雪林所提出的“爱情说”，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但更多的是受到学生的质疑，他们“个个摇头，谓宫禁森严，外人岂容擅入，为此说者，毋乃胜过荒唐？”为了解释学生的疑惑，苏雪林参看了大量参考书，从作品文本出发，结合历史事迹考证，更加确定“恋爱说”的观点。然后继续在课堂中与学生讨论，力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她条理清晰的论证过程，让不少原先纷纷质疑的学生改变了立场，出现了支持的声音。学生的反应鼓励了苏雪林，她拿出了“为寻真相，掘地三尺”的气势，不断搜集证据，进行深入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研究，一边上课，一边讨论，几个月后写成了近七万字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这是汇聚了她教学真知的一本书，也是在课堂上不断与学生切磋琢磨的成果。

对屈赋的一系列研究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地，而她也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归功于教学。1927年，苏雪林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屈原与河神祭典关系》（后改名为《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一文，这是她对屈赋研究的第一次试水，此后一段时间都没有发表相关的文章。直到在武汉大学执教“中国文学史”课程，讲到楚辞部分，学术的火花便在教学中再次点燃。当她讲到《天问》时，她告诉学生此文之所以难懂，是因为许多研究者按照王逸主张的“呵壁说”来理解，事实上应该参照“错简说”来解释。她的另类说法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他们认为《天问》难懂，历来都是屈赋研究者的一个大难题，既然是“错简说”，又该如何复原错简，理解其中的内涵？苏雪林根据自己的研究，将重新排列成文的《天问》展现在学生眼前，通过逐字逐句的分析，解释复原后的语义。她的讲解史论结合，有理有据，学生听后无法辩驳。为了让学生更加直观、深入明确她的“错简说”，苏雪林特地写了篇《天问整理之初步》，让学生抄录这篇系统的研究文章，帮助他们课后复习和理解。苏雪林独特的研究视角，让学生在课堂上听到了与众不同的观点，“新奇”是她带给学生最大的感受。

苏雪林始终相信教学能够带给她学术灵感，在为学生讲解和与学生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总会有新的收获。1952年苏雪林就职于台北师范学院，主讲国文课，并主动请开楚辞课，目的便是“教学相长”。撰写《论<九歌>大司命》一文，灵感就源于她为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姚鼐的《泰山游记》。苏雪林考虑到这篇游记是名篇，需要作详细解读，由于原文太过简短，讲课时难免会显得单调无味，学生会失去听课兴趣，因而她收集一些典故来充实课堂教学内容，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印象。在她翻阅资料时发现了研究《九歌》的新线索。“忽见有人死则魂归泰山之说，又见《泰山府君》、《泰山司命》诸条，大有感触。”她又细细品读了《九歌·大司命》一文，沿着线索广搜中国古代史料，将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的史实进行对比研究，最终撰写了数万字的论文。当时，她给三年级学生开的楚辞课恰好讲到《九歌》，她对楚辞研究还不成系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她上课又完全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讲解，学生有时难以接受。但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为她的观点提供新的证据，也为她课堂教学提供新的材料。直到研究成果日渐成熟，课堂教学时她也不再犹豫不安，而是中气十足。“教《九歌》，每篇皆以我的新见解，同学生讨论，学生皆翕然信服，无反对者。”在教学中获得学术灵感，探寻学术真知，由此，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也不断呈现。

直到古稀之年，苏雪林依旧保持着在教学中求真知的品质。1964年，六十八岁的苏雪林受聘远赴新加坡访学南洋大学，在那里授课一年。她承担的课程主要是“孟子”和“诗经”，对她来说这是从未涉及的研究领域，没有丰厚的知识作为基础，难以保证课堂的教学效果。不过，苏雪林是个好强不服输的女人。为了能上好课，不在教学中出错，最关键的是不会误人子弟，她开始研究《诗经》。苏雪林一边靠着几本《诗经》注释和参考书为学生们讲课，力求在课堂上把诗论常识详细介绍给学生；一边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有关《诗经》的史料，认真研究，学到了不少知识，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诗经通论》。她将这份经过系统整理的讲义分发给学生，供学生复习参考使用，学生拿到这篇讲义都十分惊喜，认为拥有这篇文章，好比读了十几部研究《诗经》的书，让他们明白《诗经》是一门怎么样的学问。在这样融洽的教学氛围下，苏雪林更加卖力地教学，以此来回应学生的好意。

综上所述，认真负责的选材备课，带给学生融汇中西的知识体系；率真的教学方式，营造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氛围；真心关爱学生的教学情感，用直击心灵的力量拉近师生距离；在教学中求真知的教学态度，以不断精深的学识涵养了一大批求知若渴的学子。苏雪林心无旁骛地对待教学工作，这与她不幸的婚姻也有关系，她曾说：“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假如我婚姻美满，丈夫爱怜，生育有一窝儿女，我必安于家庭生活，做个贤母良妻，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奋斗，则我哪能有今日的成就？”确实，苏雪林对教学尽心尽责，将一颗赤诚之心全部交付于教育事业。在三尺讲台上，执鞭育人数十载，默默耕耘，如痴如醉，一个“真”字尽情地诠释了她的教学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