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基本特征

大学女教师作为知识精英群体，一经形成就引人注目。虽然每个女教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但纵观大学女教师群体，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她们中有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

（一）大学女教师群体的人员构成

近代大学女教师群体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外籍女教师、留学归国的学生和本国自己培养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员共同构成了近代大学女教师队伍。而且不同时代，女教师队伍的组成结构也不一样。

首先，外籍女教师是大学女教师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清末新式学堂中，由于中国师资匮乏，当时曾大量聘请外籍教师，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外籍女教师。到民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外籍女教师越来越多，主要分布的高校有：第一是中国人创办的高校。如清华学堂1912年美籍教师共19人，其中女性9人，1914年美籍教师共18人，其中女性7人；东南大学在1921年到1925年曾聘任法国的季亚德夫人任教。第二是普通教会大学。一些外籍女教师在教会大学工作，如柯安喜女士在燕京大学英文系工作；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等等。第三是在教会女子大学。教会女子大学早期，外籍女教师以女传教士为主。如1905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初创时由米勒（S.L.Miner）担任校长，而米勒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华南女子大学的首任校长是传教士程吕底亚，她曾在福建农村地区传教，“在这广阔的教区四处奔走，呼召着那些奉主之名却少有真实灵性、被人们忽视的妇女”。随着教会女子高校的发展，学校开始招聘外籍专业女教师。这些女教师拥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有些原本就在大学工作过，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如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之初，曾聘请黎富思教授，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曾在密歇根州立师范大学任教两年，1917年秋到金陵女子大学担任生物学教师。华南女子大学专门聘请了卢爱德（IdaB.Lewis）担任校长，卢爱德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从而开启教育家办学的时代。但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尤其是教会女子大学立案以后，外籍女教师人数明显减少，典型的是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大1926年外籍教师占65%，而到1949年，外籍教师则占15%；华南女大也是如此，创校之初，外籍女教师占主体，但到1931年，外籍女教师占女教师总体的43%，到1950年，外籍女教师占女教师总体的13%左右。此外，中国高等学校中，外籍女教师也逐渐减少，如清华大学美籍女教师1912年为9人，到1914年为7人，1924年为3人，1927年为2人。因此，整体外籍女教师人数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历程，外籍女教师的专业性也在不断增强。

其次，留学归国成员是女教师队伍的主体。早在1910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的谢绍英成为华南女子大学第一位华人教师。但清末，留美女生不多，当时国人主要留学日本。为救国图强，国人开始求教于日本，开始了留日狂潮。起先，女性只是跟随父兄丈夫来到日本，并进入日本女子学校就读。紧接着，留学日本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留学日本进入繁盛期。随着留日女性学成归国，她们中很多从事教育工作，如“曾任学校校长者有杨荫榆、廖冰筠、李果、费达生，成为大学教授的有陶慰孙、杨荫榆、钱青、程国敭等”。随着美国推行庚款留学，一大批女性开始留学美国。加之，教会、传教士资助一部分女性留美以及官宦士绅商人愿意将女儿自费送去留学，使得留美女生日益增多，她们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归国，大批留美女性开始加入大学女教师队伍，女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主要有：史凤珠、伍哲英、陈衡哲、余矩英、俞庆棠、朱兰贞、张汇兰、陈淑圭、徐亦蓁、吴贻芳、王世静、韩湘眉、陆慎仪、黄孝贞、冰心、方令孺、顾静徽、张蕙生、雷洁琼、余宝笙、林徽因、杨崇瑞、高振贞、曹简禹、鄷云鹤、高君珊、周贞英、毛彦文、刘恩兰、关瑞梧、邬静娴、孙家璓、吴素萱、喻宜萱，等等。此外，还有一批留学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国的留学女性也纷纷回国担任大学教职，主要有：袁昌英、苏雪林、劳君展、魏璧、冯沅君、刘馥英、崔芝兰，等等。这些留学女性，经过几年的苦学，学有所长，她们回国后有些在大学担任教职，有些担任大学校长，她们的归国，极大地壮大了女教师队伍，提高了女教师层次。在金陵女子大学，1923年中国籍大学女教师只有2人，外籍女教师25人，中国籍女教师仅占7%，而到了1949年，中国籍女教师已达57人，外籍女教师10人，中国女教师占了85%，这其中增加的女教师基本都是留学归国学生。可见，留学归国的女学生已成为女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第三，中国高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是女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各个高校自己培养的女学生，不断地充实大学女教师队伍。如冯沅君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深造之后，曾在燕京大学做执教；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之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冼玉清在岭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到民国后期，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多，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助教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以1946年度为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女助教基本上都是本校毕业的留校学生。如冯钟芸联大文学院毕业留校任文学院助教，顾元、刘君若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外国语文系助教，倪佩兰联大哲学心理系毕业留校任哲学心理系助教，戚志芬联大历史学系毕业留校任历史学系助教，萧福珍联大经济学系毕业在经济学系任助教，田日灵、闵嗣桂联大化学系毕业在化学系任助教，等等。

大学女教师人员构成在不断变化。早期外籍女教师占有很大比例，但随着教会大学立案，外籍女教师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留学归国女性的增加，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大学女教师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到民国后期，随着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成为女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

（二）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地缘结构

清末民初，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女子高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教会女子大学，当时担任大学教师的女性多来自域外，主要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随着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籍女教师逐渐增多，而这些女教师群体的地缘结构有着显著特征，我们发现她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一带。

女教师主要集中在女子高等学校。如20世纪20年代的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女教师主要有杨荫榆（江苏无锡）、吴贻芳（江苏泰兴）、袁昌英（湖南醴陵）、廖翠凤（福建厦门）、刘吴卓生（浙江温州）等，她们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教会女子大学也是女教师聚集之地，1931年华南女子大学和1936年金陵女子大学中国籍女教师的籍贯，具体如表1-5、表1-6所示。

表1-5华南女子大学中国籍女教师共8人，全部来自福建；表1-6金陵女子大学中国籍女教师来自浙江有6人，江苏5人，广东4人，上海2人，福建2人，湖北3人，山东2人，北平1人，广西1人，湖南1人，共27人。其中，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福建、广西等东南沿海一带，就占了70%以上。从上述两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女子大学中，中国籍女教师以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一带为主。至于综合性大学，典型的如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那么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籍女教师又是来自哪里呢？我们看表1-7。

表1-7是1942年国立西南联大女教师名册，共25名女教师，其中来自江苏的有8人，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各3人，湖北、安徽、山西、四川、广东各1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占了60%。

从上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女教师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地域色彩浓厚。当然，随着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女教师的来源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有：第一，由于江浙一带自宋室南迁以后，一直就是中国文化重镇，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已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江浙一带已成为学术渊薮，人才汇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第二，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各省开辟港口，对外开放。大批传教士通过建立教堂、学校、医院等手段传播西方文化，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思想上相对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较早吸纳了女子教育和男女平等思想，女子接受高等教育也较早得到认可。第三，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一带，较早对外开放，经济相对富裕，女子留学人数较多。1916年全国自费女留学生总数96人，其中江西、四川18人，广东15人，江苏14人，浙江11人，湖南6人，广西、贵州各3人，福建、陕西各2人，山东、河南、湖北、奉天各1人；全国各省共派遣官费女留学生43人，其中福建9人，山东、江西、湖南、云南各4人，浙江、广东各3人，直隶、陕西、四川、江苏、吉林各2人，湖北、安徽各1人。共计官费自费女留学生总数139人，其中江西22人，四川20人，广东18人，江苏16人，浙江14人，福建11人，湖南10人，山东5人，陕西、云南4人，广西、贵州3人，直隶、吉林、湖北2人，河南、奉天、安徽各1人。江、浙、粤、闽四省就占全国女留学生总数的42.4%。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女子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女性留学人数快速增加。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1年统计，女留学生“多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次为河北、安徽、福建等省”。可见，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各省的女留学生人数始终处于前列，这些女留学生大部分都成了日后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和大学女教师的主体。

（三）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教师群体中具有不同学历层次人员的比例构成状况。学历能反映一个教师的学习经历和知识水平。综观近代大学女教师的学历水平，整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迟缓，女教师能站上大学讲台已是非常不易，因此，近代大学女教师最初的学历不是太高。我们以20世纪20年代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教师为例：杨荫榆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袁昌英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廖翠凤圣玛丽亚书院毕业（兼职英文教师）、张祥麟夫人学历不详（兼职英语教师）、刘吴卓生学历不详。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女教师人数有限，另一方面大学需要女教师。因此，对女教师的任职资格没有太多限定。如陈衡哲，192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司徒月兰1922年留美回国后在南开大学英语系任教授。国外硕士毕业就可担任大学教授。但随着留学归国成员的增加，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并对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进行了规定，成为副教授必须是“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教授的条件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这就使得留学经历愈发显得重要，要想在大学聘任为教授或副教授，海归派优势凸显。因此，很多女生国内毕业后，还会到国外留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历。我们以1931年和1950年的华南女子大学为例，看看女教师的学历概况，见表1-8所示。

1931年，华南女大共有女教师19人，其中学士4人，占21.05%，硕士14人，占73.68%，博士1人，占5.26%。可见，20世纪30年代初，华南女大女教师的学历就已相当高，女教师主要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下面我们再来看1950年华南女大女教师的学历，见表1-9。

到1950年，女教师达23人，其中博士7人，占30.43%；硕士10人，占43.48%；学士6人，占26.09%。女教师学历明显提升，具有博士学位的从原来的1人上升至7人，陈淑圭、余宝笙、吴芝兰、周贞英4人由硕士升为博士。

这一方面说明女教师群体不断进取，要求上进，对学问的追求有一股执着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教师竞争激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想要晋升为教授、副教授，仅有国内的本科学历已经不行了，必须到国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因此，很多国内毕业留在高校的大学女教师，在竞聘高一级职称时，都会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无形之中也使得大学女教师的学历越来越高。

（四）大学女教师群体的专业结构

近代大学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现象非常显著，女教师大多聚集在人文社会学科。但大学女教师的专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人文社科逐渐走向多样化。

甲午前出国的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医科专业，她们把医学职业看成是女性理想的服务行业，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虔诚的奉献，她们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女性有能力接受教育，也使得医科这个专业成为最先被社会认可的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之一。

甲午战后至民国初年，女性所选择学习的专业日趋增多，专业领域不断扩大，但在学科专业分布上，还是以文学、医科、教育、音乐居多。如1924年《留美学生录》所载的108名留美女生所习专业，具体如表1-10所示。

表1-10留美女学生的专业选择也可基本代表近代大学女教师的专业概况。我们可以看看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教师专业选择概况，如表1-11所示。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的杨荫榆所学专业为教育，袁昌英所学外国文学，廖翠凤、张祥麟夫人、刘吴卓生3人都教英文。从表1-11中5位女教师所教专业来看，她们学的全都是文科。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对大学教育规定：“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同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都强调实科教育。《大学规程》第二条指出：“大学依组织法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至少须具备三学院，并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九一八”事件以后，国民政府更加重视实科教育，历任教育部部长都重视实科教育的发展。如陈果夫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该方案指出：“近二三十年来，学校课程偏重文法科系而忽视农工医各门，导致文法各科人才过剩，农工医人才缺乏，而致造成社会种种不安现象，提出若干解决办法，包括自民国二十一年度起停招文法艺术科系学生，将文法科经费移作农工医科之用，并主张对文法科系学生再施加职业训练等。”在政府的倡导下，就读实科的大学女性越来越多。这些女性毕业后很多走上教师岗位，她们的专业也开始出现多样化，有些女教师力图突破男性为其设置的禁区，跳出传统的职业限制，进入了航空工程、地质、经济学、土木工程等专业，闯入男性的知识和职业领域，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公共领域，开始追求独立与平等发展的机会。如1942年西南联大女教师的专业，具体如表1-12所示。

虽然，近代大学女教师专业出现多样化，但整体来说，大学女教师的专业选择还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根据民国教育部1942年和1944年编制的2册《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来看，整理如表1-13。

通过审核的女教师共351人，其中文科、法科、师范科、医药科、艺术科共计192人，占了54.7%。当然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大学女教师整体还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这跟学科性质有关。人类学家默多克（George Murdock）曾对200多个社会群体进行跨文化研究，发现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多专注家务和家庭责任，而男性在外工作，这既是现实的，也是最便利的。劳动内外分工亦成为学术职业性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得那些柔弱的、感性的、具体的、情感的女教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多一些，而那些强壮的、理性的、抽象的、概括的男教师从事理工科领域多些。在民国时期这方面的特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教育、医护、人文社会科学等大学女教师相对多一些，而理工科领域大学女教师就少一些。其次，大学女教师选择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这跟近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有关。“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性别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通过与权力的关系而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它们可视为文化中这种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反映。”随着科学的发展，理工科成为学术系统中的重要知识，而人文学科的地位不断下降。由于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人文学科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学女教师的主要栖身之地。

总而言之，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近代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随着这一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在人员结构、地缘结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等方面逐渐呈现出鲜明特征。而透过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与特征分析，我们也触摸到这一群体内心的挣扎和艰辛，但她们仍毅然决然地立于潮头，开风气之先，不仅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更为近代中国女性写下了靓丽一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