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和辨病相结合，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在四十年代已经提出“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的问题。历史表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和提高，首先取决于对中医辨证论治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而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反过来又受现代医学辨病认识的发展水平所制约。在高血压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上，随着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病辨病认识的不断深化，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

在十九世纪，对于高血压病，医生还只把它看成某一器官的疾病。如有的诊断为特发性心脏肥大，有的诊断为脑溢血，有的诊断为慢性间质性肾炎——原发性萎缩肾，有的则被诊断为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即把突出地表现为某个器官严重后果的病变观察，作为辨病诊断的根据。直到近百年前，由于血液循环生理研究方法的进步，临床上逐步应用了动脉血压测量的观察方法，并研究了个别高血压病人的发展规律，才对动脉性高血压有了比较共同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是心脑肾病变的原因，它与动脉粥样硬化相似，但又与其有所区别。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两者常相联系和互相促进，构成心血管病中的最大多数。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近年来有不断增长和年轻患者越来越增加的趋势。因此如何防治心血管病，成为目前医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其中的缺血性心脏病，这是一个由许多互相影响的因素引起的疾病，其中主要是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动物实验证明，高血压的存在，大大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临床观察表明，高血压的程度越高，产生缺血性心脏病的危险也越高 ^①。

应用降压药以纠正高血压能防止缺血性心脏病吗？苏联医学科学院恰科夫（1972） ^②说：“对心血管病的治疗，在最近的未来十年中，可能发生重大的进展。相信在最近期间，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目前的关键在于我们还没有准确了解，究竟是必须在数年内每天都给药，还是只需在血压升高时短时内给药。”美国退伍军人医院协作组（1975）在题为《高血压何时治疗和如何治疗》 ^③一文中指出：“迄今尚无明确证据能说明降压治疗能降低心脏病的发生率。鉴于高血压伴有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有发生心肌梗塞的高度危险，尽管降压治疗的益处尚无定论，而控制这些异常似乎是明智的。可能在有效控制半年或一年以后，可以减少用药或用量；但是很少可能在中止治疗后，血压不逐渐回到高血压的水平。因此，病人应了解，治疗一经开始，就要终身持之以恒。”就是说不仅要数年内每天都给药，甚至必须是终生持之以恒地一辈子用下去。然而从1963年起已有报道，虽然降压治疗可降低充血性心力衰竭、脑血管病和尿毒症的死亡率，而冠心病和心脏病猝死的死亡率反而提高了。在一组高血压病518例的分析中，因冠心病和心脏病猝死的，占死亡总数的比例，由1958年前的非降压治疗组的17.1%，上升到1959～1961年的降压治疗组的48.8% ^④。有人比较了从1952～1959年和1960～1967年各为8年的两组降压治疗病人，后一组还广泛采用利尿降压剂，结果其心肌梗死的病死率四倍于前一组。认为这可能与降压药的毒性有关，提出了对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应予重新评价，并注意研究其危险性 ^⑤。

对高血压病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对心脑肾病变的观察，到对动脉血压测量的观察方法，得出了高血压是心脑肾病原因的认识。由此，动脉血压指标，作为辨病诊断的根据，成为治疗的对象，相应地致力于发展降压治疗，并依此作为判断疗效的指标，都是与此观察技术方法的发展水平及其所决定的诊断认识相联系的。在这样的诊疗思想影响下，相应要求从中医药中寻找降压的有效方药；在中医队伍中，一度也出现堆集降压中药而忽视辨证论治的现象。由于在直接降压效果上，一般地是中药不如西药，因此曾认为辨证论治再好也不如一片胍乙啶，怀疑中医辨证论治的所谓症状疗效究竟有多少科学根据？认为放着现成那么多降压药，何必硬要搞中西医结合！1960年筛选中药和临床试用，皆以降压为主要衡量指标；以后对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也是用一个血压指标轻率地加以否定。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由于思路受现代医学体系的束缚；由于没有抓住辨证论治这个关键 ^①。

为什么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必须长久使用？为什么停药后血压仍会上升？为什么它没有能防止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却反而使冠心病的发生和病死率增加？这就需要把西医的辨病认识提高一步。而为了解决中医辨证论治的所谓症状疗效究竟有多少科学根据的问题，就需要发展相应的观察技术方法。

动脉血压的维持，原是为着保证体内各器官的正常血流供求关系所必需。引起血压升高的原始动因是血流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其中尤以心脑肾最为重要，这三个器官的血流需求量很大，就耗氧量计，约占静息时全身耗氧量的1/3，而它们的重量则仅及全身体重的1/30。因此心脑肾的血流供求不平衡，在高血压的发生和维持上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高血压的严重后果，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矛盾的严重脱节。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观察发现，高血压病人有80%存在颈项痛，并常伴有眩晕、头顶痛和四肢麻木等症状。他们从《伤寒论》的葛根汤治项背强 中得到启发，临床应用葛根对高血压病人的颈项痛疗效较好；药理实验证明葛根黄酮有改善脑血流的作用，初步认为颈项痛可能是反映椎动脉供血不全的迷路颈肌反射。用葛根治疗心绞痛，也取得较好的症状疗效及心电图好转率；药理实验也显示它有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的作用。应用葛根后尿量增加，推测也可能是改善肾血流的结果 ^②。

由于发展和应用脑血流图等测定重要器官血流状况的观察技术方法，对高血压病的辨病认识推进一步，同时也为中医辨证论治症状疗效的科学根据提供初步的说明。它可能接触到高血压深一层的本质，即临床症状的改善，是和重要器官血流供求关系的改善相联系着的；而高血压的许多症状像眩晕、肢麻、肢凉、项强、头顶痛、耳鸣、心绞痛等，反映着相应部位血流供求不平衡的存在。这类症状中医概括为风，葛根只是疏风解肌药之一，当它从一个侧面改善了血流供求关系，就有助于改善症状。中医认为风的本质是血气不和，“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指出了风这类症状的消除，是和“血行”相联系着的，这是关于症状疗效的科学根据。它比之单求降压的治疗，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血压并不是血流量最可靠的指标。高血压的深一层本质是血流供求的不平衡，而高血压本身又是体内为着克服此种不平衡的代偿抗病反应，只是此种代偿反应的努力还不尽完善和尚未成功，于是才有高血压的血管反应等持续存在。高血压并不纯粹是消极的病因病理破坏，不应当只是治疗压制的对象。它应当看成是治疗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对象，治疗若从帮助改善血流供求关系，帮助高血压所要去实现的调节反应，因势利导，促其成功，则不需要再有高血压反应的持续激起。“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由此认为高血压的治疗研究，应当放在全面地谋求血流供求关系的改善，应当放在积极扶持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上。

从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中，发掘关于如何谋求全面改善血流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以及如何帮助机体自稳调节能力的理论和方法，则是当前中西医结合研究高血压病的重要课题。“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手段。血气的功能不外是提供各部位以物质、能量、信息的来源，以保证各部分和整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和防卫能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正气，它的基本物质基础就在于此。人体阴阳自稳调节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调节血气以有效地分配相应部位，以保证整体的生命活动。因此血流供求矛盾不仅在心血管病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在感染和免疫性疾病上普遍地表现出来。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也就是围绕这个原则，从不同侧面丰富发展了的历史经验的积累；药治八法中的汗、吐、下、消、温、清、补、涩，无不可视为谋求全面改善血流供求不平衡的手段；中国医学史上不同学派的争论，都可以看作围绕这个中心的从不同侧面认识深化的辨证发展过程，因此，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加以认识。

医生用药治病，用药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不用药；通过一个时期药物治疗的帮助，为的是实现自稳调节的正常化，这是关于治疗终点的辨证观点。那种认为需要在数年内每天都给药，以至要终身持之以恒地一辈子用药来维持血压指标的稳定，都不能表明是机体自稳调节的正常化。“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 ^①同时也是健康的主要标志。人体自稳调节所实现的体内相对平衡状态，是通过各机能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获得的。“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亢是正常平衡的破坏，对生生化化不利。但是人体内这种亢是经常出现的，因此才有平衡的必要。王安道说：“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 ^②由于人体自稳调节能力的存在，于是才有平衡的可能。只有当“亢而不能自制”，机体暂时地削弱了自稳调节能力时，才需要医药治疗手段；而医药也只是“为之助”，帮助其恢复自稳调节能力。

为什么高血压的降压治疗会走向反面，据目前的了解，节后交感神经阻滞剂如胍乙啶等，由于它使心排出量及肾血流量明显降低，却不改变体循环的血管阻力；周围血管扩张药如肼苯达嗪等，则可使血浆中肾素活性明显增加；利尿降压药的长期应用，可见血浆肾素活性增高和继发醛固酮增多 ^③。直接降压的结果，却激起体内升压机制的反跃，实际起着加剧高血压恶性循环的作用。在广泛应用降压药，并强调数年内每天都给药的情况下，必将加重自稳调节的负担，削弱自稳调节能力，进一步加剧血流供求不平衡，促成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矛盾的破裂。

恩格斯在百年前指出过：“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④中国医学经历过这种初期的主要寻求直接显著效果的治疗学阶段，才逐步认识到那些“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拮抗性治疗，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应用。“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注意到“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的教训。认识到把拮抗治疗当作常规应用时（“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结果走向了反面：“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俱在，新病复起。”怎么办呢？“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安道说：“属也者，其枢要之所存乎！”所谓求其属，就是要抓住人体阴阳自稳调节这个枢要。而“俗尚颛蒙，恪恃方药，愈投愈盛，迷不知返；岂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抓住自稳调节这个根本，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而一般的医生却“苦寒频岁而弗止，辛热比年而弗停”，“恪恃方药，愈投愈盛”，仍然“迷不知返”，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数见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属之道，以成之欤”！

近年国外对人参、刺五加等药物进行不少研究，提出了“适应原”样作用的概念；这类药物除能增强机体对外界有害因素的抵抗力外，还能使调节紊乱的功能趋于正常化。例如能使低血压病人的血压升高，又能使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下降等等。从而认为适应原的作用是完全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类药物是否完全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不只取决于它们的科属及其化学成分，也将取决于它们对机体作用的量和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具体反应状态。王安道说：药物的“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药物等治疗手段的具体效果，只是在具体疾病状态下，即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处于何种具体反应状态下，才能被正确地认识。如果认为适应原是完全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因而多多益善，堆集大量长期应用，特别是不顾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的具体反应状态这个根据，则完全有可能会走向反面。而怎样适合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的何种反应状态，则可以从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中去寻找规律。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就是对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愈病过程中不同反应状态的不同处理方法的经验总结。离开辨证这个关键，即离开人体自稳调节的具体反应状态，适应原的作用就不一定完全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这在高血压病治疗研究中，黄酮类药物和活血化瘀药像葛根、丹参等被广泛应用时，认真参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寻找有效方药，只是其中的任务之一，而况方药之有效与否，其根据在于机体的自稳调节及其抗病反应，只有弄清这个用药的标准和所以产生药效的根据，才能阐明方药疗效的原理。医学科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研究疾病和健康及其互相转化的规律。临床医学通过对人体的抗病方面以及环境的致病和治病因素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去研究发病和愈病的原理。“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 ^①所以在关于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预测方面认为：“同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有关的问题，今天在生物学研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只要弄清了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就意味着医学在发展中有质的飞跃。”（《展望公元2000年的世界》1970，西德）这就是关于医学科学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一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或多学科的研究，都将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中医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强调了治病必求于本，认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的抗病因素是实现愈病的根本原因，医生的治病因素是帮助实现愈病的重要条件；医生的诊断要正确反映这个本，医生的治疗应符合这个本，如此则“标本已得，邪气乃服”。这个本，就是关于人体自稳调节及其抗病防卫反应。因此，抓住这个中心，实行中西医结合，必将加速推动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