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肯堂在其《伤寒证治准绳》自序中说：“夫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然死不死于老而死于病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医药兴而天下之人，又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矣。智者愤其然，因曰：病而不药得中医，岂不信哉！”

药物病，或称医药源性疾病，也可说是古已有之，而今尤烈。

《礼记》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说他对这药的性能不了解，不敢服。（《论语》：“季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汉书·艺文志》有：“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吉益东洞说：“余初见此谚，我业于医，以为大耻。吾党小子，慎莫惑病名医论，纵令诵解天下医书，谙记病名，不能治病，则焉能免此谚之讥。”

医学研究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规律。周围环境诸因素，无论是自然的或社会的，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无论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环境因素，既可以是有利的养生因素，也可以是有害的致病因素，或者是可被利用的治疗因素。因为“相互作用，就是互为前提和相互制约的实体互为因果。每一实体，对于另一个实体说来，同时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黑格尔）。汉代刘安的《淮南子》指出：“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草木之材，犹不可弃，而况人乎！”《周礼》的：“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史记》称：“毒药苦口利于病。”由此，毒与药几不可分，正确地利用以化毒为药，这正是深通辩证法的结果。因为：

“无论什么都各有妙用，而又各不相同；

在草木药石的真性中，藏着天恩无穷。

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坏，同时总有好处。

而再好的东西也会败坏，如果背谬天生功效；善能变恶，因为应用失当。

措置得体，恶也会庄严辉煌”。

1972年2月11日，苏联《消息报》刊文《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指出：“无论这是怎样令人奇怪的，但现在有许多疾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医学，特别是药理学方面的成就有关。”举出了诸如抗生素、皮质激素、抗凝剂等为例。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今天的药物医疗系统忽然变得无能为力和应当弃之不用，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来降低药物对机体的有害副作用。这方面的途径之一，便是刺激机体的防御能力。”现状又不能不指出：“使用抗生素后如何恢复共生菌丛的能力，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后如何使肾上腺的机能恢复正常，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提高防御感染屏障抵抗力的可能性，目前也还不清楚。显然，人类为疾病付出代价，这与其说是由于文明，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人体天然防御力的忽视。”

一切治病的因素，如果被过分地强调而忽视机体本身的因素，都可能转化为致病的因素。“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根据机体抗病反应之势，则攻邪扶正都可能出错。抗生素作为“攻邪”的手段，犹如“农药”；皮质激素作为“扶正”的东西，犹如“化肥”，当它们被过分地强调，无视有机体自身的能力，实行包办代替性的替代疗法，它们的利由此转化为害，造成医药源性疾病。正是医生过于相信手中的武器，“唯药物论”导致了药物病。

健康，本质上是由于在与疾病斗争中获得和不断发展的机体抵抗能力所保证的。疾病与健康的互相转化，体内的因素是主要的。疾病和症状，是矛盾激化斗争激烈的表现，没有斗争就没有改造和锻炼提高。只看到疾病和症状的坏处，不看到与疾病斗争后的好处，不看到在疾病症状中包含的机体抵抗，一味压制，片面地宣传疾病的毁灭性和症状的破坏性，不发动体内的调节能力和抵抗能力，是包办代替，是恩赐观点，反而削弱人体抵抗力而损害健康。只强调药物的直接对抗补充的作用，不是去因势利导，不去帮助机体的防御机制，不去提高机体的调节能力，只靠药物单干怎么能行？增强人的健康能力和改造人的防御能力问题，应当是医学科学的根本问题。疾病的防治和健康的维护，如果只讲药物，很少涉及体内调节机制和抗病能力，药物也是难于在同疾病斗争中发挥好作用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它适用于什么情况，以及它又如何向不利方面转化的条件，需要人们很长时间才能摸透它。难怪莎士比亚说：“良药屡试验，永志不敢忘；新剂未谙性，慎惕毋轻尝。”（《哈姆雷特》）

追求新药，在结构上稍加改变，追求立竿见影的显效，新药由此泛滥，并且以很快的更新率相继淘汰。Kramer（1958）说：“过去10年中的新药共3000种，平均寿命3～5年。”人们还没摸透它的性能，它已很快淘汰了，又有更新的药出现。于是，“求新反薄”，医生对这样的新药认识很浅薄，怎么能有的放矢地正确使用而不发生药物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