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华子》谓：“医者理也，理者意也。脏腑之伏也，血气之留也，空窍之塞也，关鬲之碍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将然也，察于四然者而谨训于理，夫是之谓医。”

日人吉益东洞认为这“是阴阳医之说，而非疾医之论也”。他认为：“医者理也，理者意也，是误也。夫医者，掌治疾病。治病者，方也；方者，聚毒药以为方，盖医者技也，何以意为？其误已见于王充《论衡》。后世许氏曰：医者意也，是本出于《子华子》，而其论之非，已可见于此。”然而，王充是这样说的：“医无方术，曰吾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他批评的是那些不学则无术，是“皆以未学不见大道也”，没有说不要理论。

学与术，意与技，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医生不掌握方药技术，只凭心意，只凭善良的愿望是不行的，精神的作用不是万能的。掌握了方药技术，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或者虽有良好愿望，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方药技术也是不能很好地为病人服务的。

二十年代，章太炎面对以西废中的愤慨局面，提出：“取法东方，勿震远西；下问铃串，勿贵儒医。通天人，陈五行者，医之稗荑；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非苟得，以瘳者之口为据依。”

他强调实践，尊重经验，对那些“通天人，陈五行”的儒医，贬之为“医之稗荑”，一如颜元之斥为“妄人”。他认为应“下问铃串”，他们最接近广大劳动人民，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指出医道并不难，只是在临床实践中“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向病人身上的抗病能力学习。对于医学来说，同样也是“要看实践，要看效果”，中国医药学的“名非苟得”，它完全是“以瘳者之口为据依”，是深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的。因此他主张“取法东方”，对那些“多议论，少成功者”，直斥之为“虽是亦非”，主张不要被西洋医学的一些议论所震服，而鄙弃我国原有的医学。

王充、颜元、吉益东洞、章太炎等反对空谈理论而不务实效的“诊断医”、“病名医”、“阴阳医”等，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医学有经验，就不需要理论，或者根本不曾有什么理论，对于理论研究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也是错误的。这种“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毛泽东称之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这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并不利，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医学的实际情况。

陆渊雷说：“《七略》叙方技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仲景盖经方之流也。医经之书，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若是而冠于方技之首，谁曰不宜。”

东汉和帝太医丞郭玉的“医之为言，意也”，是指用针术治疗，要有理论指导，不能只知道什么症状会扎什么地方而已。

唐代许裔宗说：“医乃意也，在人思虑。”他批评那种“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

元代朱丹溪说：“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

因此，医者意也，并非指“是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而是指“在人思虑”，要“临机应变，随时反中”，就必须经过思考，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制作功夫。不然，即使读很多书，不能结合临床实际，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仍然可能在诊断上“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在治疗上不能“随机应变”，死背教条；或“多安药味”来个大包围，寄望于“或冀一人偶然逢之”。由于轻视理论思维，在诊断上只钻牛角尖，“求深反凿”；或只罗列许多数据，抓不住中心，如堕烟海。在治疗上，或着意追求所谓先进的方药技术，“求新反薄”；或虽在药物领域中增添不少新药，却制造更多的药物病。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吉益东洞的“医者技也，何以意为”，认为医学只是一门实用的技术科学而不需要理论的观点，是片面的、偏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