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信仰、希望、慈悲与《尼西亚信经》

公元324年以降

他把过去曾迷信崇拜的主要对象全毁个精光。

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教会史》，见《君士坦丁传》

杜拉奇乌姆（今阿尔巴尼亚的滨海城市都拉斯）是埃格那提亚大道的起点，这里有一座荒废的圆形竞技场。在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当这处遗址首度被挖掘出来时，有些屋主拒绝搬迁，到了21世纪，他们依然住在遗址上方，以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代遗迹为家。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在罗马石块上晾衣服、收看卫星电视。但是，这处遗迹存活和呼吸的方式不止一种，在古代晚期这里充斥着活人与动物献祭的血腥场景；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的传布中止了这类竞技。“血腥的景象令人不快。”君士坦丁在325年的敕令中如此说道。而史料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又开导波斯王沙普尔（King Shapur of Persia）:“我排斥献祭流血的恐怖景象及其产生的难闻的恶臭。”

一旦君士坦丁宣布帝国将宽容基督教，圆形竞技场里很快就盖起了教堂，这片昔日以屠杀基督徒为乐的土地成了寿终正寝的基督徒的长眠之所。今日，当地人甘冒大不韪在露天教堂废墟点燃蜡烛（在20世纪，阿尔巴尼亚的政治领袖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宣布基督教为非法，这道禁令直到1991年才废除），正如一千七百年前君士坦丁堡居民点亮以黏土捏制的小灯一样。这些小灯带有新的图案：不再是特洛伊海伦的斯巴达母亲勒达（Leda，她曾被化身天鹅的宙斯强奸），也不再是扇动翅膀、手持痛苦之箭的厄洛斯（Eros），而是鱼与十字架。在大伊斯坦布尔地区曾挖掘到数十个带有鱼与十字架图案的文物。从新的、带有基督教主题图案的灯的数量可以看出，基督教信仰已经在君士坦丁堡与邻近的迦克墩与克鲁索波利斯正常化发展。

将近五年半的时间，君士坦丁一直以尼科米底亚为根据地，研拟策略、发号施令。今天这个地方（即今日的伊兹米特[Izmit]）已成为市容最丑陋的土耳其城市之一。在戴克里先昔日使用的宫殿里，君士坦丁曾接受教导成为一名好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的旨意也是从这里发出的。如今在这座宫殿里，君士坦丁可以感觉到过去的鬼魅如影随形。于是，到了325年，君士坦丁在世间最美丽的一座城市里改变了整个世界。

尼西亚位于安纳托利亚，在君士坦丁堡南方约161公里处，是个能让人们同时感受到两个时代的地方。尼西亚即今日的伊兹尼克（Iznik），是奥斯曼伊斯坦布尔上等瓷砖的生产地，长久以来一直是个舒适、繁荣的湖滨城市。这座城市保留了城门；围绕城市的坚固石墙与罗马时代晚期的砖墙保护着城内居民。在这些城内居民中，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曾提到布狄卡有着“火红的头发”；希腊天文学家希帕克（Hipparchos）的地心说一直被人们接受，直到被哥白尼推翻为止。塞维鲁与奈哲尔也曾在尼西亚墙外交战。到了1024年，来自西方的法兰克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官员与民众为逃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战祸，纷纷涌入了尼西亚。

325年，各地的基督徒热切地聚集在这座热闹的小城。他们有的来自北非炎热、多沙、烈日高照的聚落，有的来自潮湿的不列颠，有的来自中东，也有的来自南高加索。在亚美尼亚洞穴里受苦多时的格列高利的儿子也在其中。这些基督徒的目的地是这个湖里满是鹳鸟与鲑鱼的湖滨城市，盼望在此他们不安的灵魂能获得慰藉。至少有250名主教踏上了旅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某人提出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神学观念进行辩论。一个名叫亚流（Arius）的柏柏尔裔利比亚人受到吸引前往众人趋之若鹜的知识温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建立的知识中心。在这里，他宣称圣子基督的神性要比圣父上帝低一等。亚流与公开和他为敌的主教亚历山大（Patriarch Alexander of Alexandria）都受到了君士坦丁的召唤，前往尼西亚针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讨论。

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从5月20日持续到6月19日，刚好是安纳托利亚一年之中最美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与会者充满活力、兴奋地表达各自神学思想。这些辩论伴随着能用来制作铁胆墨水的橡树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以及剧场里娱乐节目的欢笑声——今日，这座剧场已经荒废，徒留流浪狗和不怕狗群的考古学家。会议在皇帝奢华的湖滨夏宫召开。皇帝在会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场辩论虽然具有神学性质，主题是上帝与基督是否属于同一本体（同体论[homoousios]），抑或分属不同本质。但这个关键问题不单由教士决定。对亚流教派的否定，将影响此后欧洲与近东文明的发展；世俗君主也在尼西亚会议上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宗教权力。听说在君士坦丁进入会场之前，所有人都噤声不语，当皇帝从他们当中走过时，每个人都起立致敬，“仿佛他是上帝的天使，他明亮的大衣如同太阳般散发着光芒”。在尼西亚，君士坦丁被赞扬是“教会以外的主教”。与会者的对话非常情绪化。传闻，米拉的尼古拉（Nicholas of Myra，这位圣尼古拉据说是圣诞老人的原型）曾一度朝亚流的脸上挥拳，而亚流的支持者，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则在尼古拉的长袍上尿尿作为报复。最后的投票结果对亚流不利，他因此遭到了流放，沿埃格那提亚大道前往伊利里亚（今日的阿尔巴尼亚），君士坦丁下令烧毁他的所有著作。

325年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它不仅解决上帝与其独生子的关系，也确立全基督教会的律法与复活节的日期（从此与犹太教的逾越节分离）。它还制定了教规，例如禁止自行阉割与放高利贷。往后数千年，君士坦丁的名字将受到数十亿名崇拜者的颂扬。

尼西亚辩论之后，皇宫里大摆宴席。现在留下来的房间只剩没入湖缘水面下的石块的阴影线。但对君士坦丁堡而言，君士坦丁在这里做出的一项让步并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理由。几乎就在会议结束后，皇帝同意罗马元老院的地位仍高于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五百年后，这项决定为君士坦丁堡及其居民带来了许多不幸。

尼西亚的激烈辩论，预示了君士坦丁堡即将拥有的城市特征——喧闹的神学对话与异想天开的讲道。君士坦丁堡从此获得了某种虔诚的光辉。有人宣称君士坦丁堡将收集所有使徒的圣物；君士坦丁为圣使徒修建的新帝国陵墓就位于埋葬圣路加、圣提摩太与圣安得烈遗骸的地方。君士坦丁去世之后，他被赠予“同使徒”（isapostolos）的称号，意即与使徒同等。君士坦丁堡改头换面，成了一座充满各种宗教上的可能性的城市。古希腊与古罗马宗教一向对来生持有怀疑的态度，更别提天堂这类的说法了。而现在，对一般民众来说，来生与天堂却成了切实可行的选择。刚刚法典化的信仰，连同君士坦丁堡街道的外观，教堂、圣殿与圣物盒，这些都能让民众感受到天堂的存在。

在这个新兴的基督教世界生活是什么感觉呢？灯具已经印上了基督教形象，点燃的灯火照亮了与此前世界不同的精神世界。那么，城市景观是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君士坦丁堡当然对自己那全新的天际线感到骄傲。一座拜占庭教堂最近在市中心被挖掘出来。这可能是为了供奉圣母马利亚而修建的著名的帝国修道院。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有意识地对“罗马和平”（pax Romana）进行阐述。“Pax”是拉丁文，字面上的意思是协定、约定；事实上，罗马帝国在提及“和平”时，意思更像是绥靖（pacification）。希腊文的和平是“eirene”（与战争相对的和平状态，之后在斯多葛学派[Stoics]的影响下，又蕴含了内在平静的意思），与中东的“shul”“shalom”“salaam”一样，都更有一种注重整体与灵活适应并存的特质。基督教的和平与其说是一种约定，不如说是一种渴望。在兴建伊莲娜教堂时，一种兼具精神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也得以被表现出来。“罗马和平”实际促成了基督教的传布，而内在和平（eirene）这种崭新且激动人心的观念——一种平静，它不仅具备实际上的，而且具备哲学上的可能性——对其也产生了支持的效果。

在神圣和平教堂附近，古希腊卫城的上方，很快盖起了圣保罗孤儿院与联合医疗中心，之后又陆续设立了救济院与其他孤儿院。君士坦丁每日向城中的8万居民提供面包食用。950家作坊负责协助城市贫民的免费殡葬。随着君士坦丁堡逐渐扩大，各种专门化的医院，如临终安养、治疗传染病与照顾生产前后妇女的医院，在城内各处发展起来；看顾病人成了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曾为这片土地提供服务的奴隶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更多的小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些人称为“隶农”，相当于西欧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君士坦丁的改革动机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或许是圣徒传作者在注解里将其美化了，但君士坦丁堡的成功据说是由于“建设者与居民的虔诚，以及他们对穷人的同情与慷慨。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怀抱的热忱甚至感动许多犹太人与绝大多数希腊人改信了基督教”。异教评论者提到，人们为了得到救赎而做出荒诞不经的请求宽恕的行为——在君士坦丁堡，就连杀人犯下的罪行也能被洁净。当然，当时杀人最多的首推君士坦丁，但我们无须如此愤世嫉俗。皇帝本人在积极地行“善功”。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善有善报。从某个断简残篇中可以读到，君士坦丁鼓励民众（包括女性）向他诉说苦情，而他的解决方式与耶稣传达的社会正义是一致的。

卡拉卡拉在212年或许让所有民众拥有了公民权，但现在新罗马帝国居民需要的是更强烈的归属感。在基督教体系里，你的身份不再受限于“下层阶级”（humiliores）与“特权阶级”（honestiores）这类古老的区分。精神层面的事务不再由世袭的大祭司垄断，一群主教精英开始出现。有人估计，到了君士坦丁统治末期，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已超过600万人，教士有数千人，这些教士不仅来自拥有政治地位的古老家族，也有新人。

君士坦丁废除了奥古斯都时代针对不孕育子女制定的严苛立法。毫无疑问，这样的条令在昔日的罗马帝国给许多妇女带去了痛苦。现在，女性不会因不孕而受罚，女性可以无子，可以保留童贞，可以没有性生活。君士坦丁肯定亲眼见识了（尤其是来自女性的）巨大能量的释放。女性被授予“女执事”（deaconess）这项圣职，起初是为其他成年女性涂膏与洗礼（由于洗礼必须脱光衣物进行，因此需要女性执事施礼），仪式最终在主教的祷告中结束。女执事被分派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个特别部门，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穿着礼拜袍服的“基督的新妇”（brides of Christ），在全由女性组成的唱诗班中高唱赞美诗的样子。390年以前，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可以从事执事的工作，在这之后，执事一职主要由60岁以上的女性担任（女执事遵循的规定要比男执事更加严格；如若违反，惩罚也更为严苛）。在君士坦丁堡，已过更年期的妇女拥有神圣的地位。事实上，城中有个地区还被称为“女执事区”。

在君士坦丁堡之外，君士坦丁为基督教取得了几处关键要地。在基督诞生地伯利恒，现在已有一座教堂；各各他（Golgotha）山丘上的哈德良异教神庙则被拆除了。位于小亚细亚南部繁忙海岸的塔尔苏斯（Tarsus），这里的埃格艾神庙（Temple of Aegeae）遭到拆毁；黎巴嫩阿夫卡（Afqa）与巴勒贝克（Baalbek）的庙宇同样被破坏。今日，这片农业地区种植了大麻与鸦片，一旁的阴凉河谷则是寻找冰镇西瓜的好去处。在叙利亚，宙斯·阿帕梅乌斯神庙（Zeus Apameus，位于阿帕梅亚[Apamea]）很快被夷为平地。

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毁之后予以重建，并且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那（Aelia Capitolina）。当地的主教造访尼西亚时，曾协助君士坦丁制定在帝国各地兴建新建筑的计划。在耶路撒冷，“供奉阿佛洛狄忒这种不洁恶魔的圣殿和崇拜无生命偶像的黑暗神殿”都被铲除，并且标出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确切位置。据说，在此兴建殉教者教堂——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时候，君士坦丁对每个细节，乃至天花板的装饰都提供了意见。他还在安条克兴建了黄金八角教堂（Golden Octagon），乐观地祈愿人心和谐一致。在尼科米底亚，他也为他的救世主兴建了一座教堂，用来纪念自己战胜了对手与上帝的敌人。到君士坦丁去世时，他已经在罗马、奥斯提亚、阿尔巴诺（Albano）、那不勒斯、卡普阿（Capua）、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仑（Hebron）、尼科米底亚、安条克、赫利奥波里斯，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兴建了教堂。基督教的观念与思想已经实在地构筑于社会之中。在帖撒罗尼迦，君士坦丁下令将伽列里乌斯用来炫耀的神庙陵墓改成教堂。

但在此时，帝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仍信奉异教，这种对阿波罗形象做出巧妙改造的太阳神一神教是否真的能抚慰民心呢？古代神祇总是善于变化，这个新教会是否只是生造了另一种神人，只是这个神人形体更大、更闪闪发亮，甚至更让人惧怕？在雅典拜占庭博物馆后方的房间里，从拜占庭底比斯（Thebes）出土的镶嵌画在一寸寸复原之后，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这幅镶嵌画归改信基督教的富裕罗马贵族所有（到了4世纪末，基督教已不再是草根性的少数派运动），作品中带有丰富的混合内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品中狩猎的场景——就和卢德镶嵌画展示的生动画面一样。当这些镶嵌物缓慢地重组起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画里还有两名基督教修士。那些用木头、黏土、河马牙齿与黄金雕刻的神祇、神灵与半神的神像，在被砸个粉碎之后依照不同目的重新加以塑造。照此，新的宗教也在新罗马的地景上逐渐成形。人类是内心渴望混乱与滋扰的物种。我们貌似受制于习惯，但也喜欢出乎意料的新奇事物。

因此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这场遍及整个帝国的大转变？难道这一切完全出自君士坦丁之手，全权由这名冷静的谋略者策动？还是说，君士坦丁极为活跃的母亲的推波助澜，也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