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间 非公室告

如果父亲偷了儿子的东西要不要论罪判刑？如果偷的是养子的东西会有不同结果吗？如果父亲对儿子施行私刑，儿子可不可以到官府告状？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法律对这几类案件该如何依律断罪处刑呢？这其中又体现着一些怎样的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念？我们不妨看看秦律的有关规定。

“公室告”和“非公室告”

秦律据犯罪性质及诉讼当事人身份，将告状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两类。“公室告”与“非公室告”是以控告者与被控告者的身份关系及侵害行为的性质为标准划分的，是秦代国家利益至上、父权家长制等原则在诉讼权利规定上的反映。秦简《法律答问》规定：

公室告可（何）也？非公室告可（何）也？贼杀伤、盗他人为“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非公室告”分为两种情况：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他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从这两条解释来看，所谓“公室告”是指“贼杀伤、盗他人”等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犯罪，对于此类犯罪任何人都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向官府提出控诉；所谓“非公室告”是指父母控告子女盗窃自己的财产，以及子女控告父母、奴妾控告主人肆意加诸自己各种刑罚。由于这种家庭范围内的侵害行为对国家利益不构成直接重大威胁，因此秦代法律规定对于“非公室告”犯罪，子女、父母、奴妾不得相互为告。

对于这两类告诉，只有“公室告”官府才予受理；凡属“非公室告”，即使告到官府，官府也不予受理，若当事人坚持告发，则告者有罪；若是他人接替告发，也不能受理。这种当事人自行呈诉中的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之别，反映了秦代法律打击的重点和主奴、长幼间公开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但诉讼中尚无汉代形成的“父子相隐”之律。“非公室”告也不认为是“不孝”之罪。

在秦代，区分“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十分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案件是否属于官府管辖的范围。对于“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卑告尊从告主）伤害的案件即所谓“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如仍行控告，控告者有罪。而且还特别规定：控告者已经处罪，又有别人代替控告，也不应受理。

另一方面，秦律对家长（主人或者父母）应承担管理自己家务的责任也作了规定：子女盗窃父母财产，依秦律规定也属于“非公室告”，家长应自己处罚子女，官府不干涉。家长（父母或主人）还可以借故要求官府代其惩罚子女或奴隶，只要其向官府提出要求即可。秦简《封诊式》里有四份爰书（法律文书）很有代表性：

《告臣》是主人以男奴隶“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主人）令”为由，请求将该奴隶卖给官府并罚为“城旦”（秦代的一种徒刑，即罚为戍边守城）；

《黥妾》是主人以女奴隶“悍”为由请求官府对女奴隶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

《告子》是某位父亲以亲生子“不孝”为由请求将其处以死刑；

《迁子》是父母请求官府将其亲子处以“足”刑，流放蜀郡，并令其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

以上判例都是对秦时传统的家长权的肯定，也体现出秦律的形成同时受到当时传统礼法制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并非是单一法家思想的产物。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以法律强制分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指一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而不令其结婚成家分户的，官府征收加倍的税赋），使每个家庭（户）——这个社会基本的组织单位——变得很小，并形成了户有家长的制度。

在平民家庭，家长权与父权是合一的。当然，在有奴婢（“臣”——男奴隶、“妾”——女奴隶）的家庭中，家长权除父权外，还包括了主人对“臣”“妾”的所有权与支配权。秦律对父权的行使有所限制，如父若擅杀子，按秦律要被处以“黥为城旦”的刑罚。但据上述法例，父母擅杀又属于“非公室告，勿听”。这其中规定于秦律中的“擅杀”一词仍有待深究。即使是矛盾的，也表明了秦律是为了一方面保护家长权，一方面又限制父母擅杀的行为。

家长还享有家内财产的支配权和子女婚姻的主婚权。子女如不孝，家长可以要求官府予以制裁；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免老告人以不孝，谒杀。”与父母同居（未分家）的子女是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的：“父盗子不为盗。”

在秦代，实行家长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否则出现“盗子”“擅杀”等事件就要视具体情况处罚。即便是继父子、养父子之间发生“盗子”“擅杀”之事，也要处以严刑。如秦律规定：“假父盗假子，当为盗。”也就是说继父（或养父）盗窃继子（养子）财物仍属于盗窃。秦简《法律答问》载：“士伍甲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甲没有儿子，收养其弟的儿子为嗣，并养父子同居，甲擅杀养子，应当被判处死刑弃市。）而亲生父亲“擅杀子黥为城旦”。由此可见，秦律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拟制的父子关系的父权主体刑事犯罪的处罚，要比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为重。

家长权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特色，与秦年代相当的古罗马亦然。我国的著名罗马法学家周枏，在其所著《罗马法原论》（上册）一书中曾讲道：罗马法上的家长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长权是指家长对家属、奴隶、牲畜以及其他财产的支配权；狭义的仅以家属为对象，也就是男性公民中的自权人对其家属所享有的支配权。家长是全家的无上主宰。家长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是绝对性，家长权的依据是权力关系，而不是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它最初不受法律的限制，不负任何责任。

其二是排他性，即一个家庭中惟有家长一人享有家长权。

其三是终身性，家长权一旦取得，只要家长还活着，纵使其年老病衰，甚至精神错乱、完全不能处理家务，家长权都不会因而丧失；直到家长死亡，家长权才消灭。

但家长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家长滥用其权力。例如《十二表法》规定：家长三次出卖儿子的，即丧失对其子的家长权，以示惩罚，这项规定以后被用于解放和收养等等。随着罗马社会的进步，法律、大法官和监察官对家长滥用权力不断进行干预，甚至对其权力加以剥夺。另外，国家为了奖励军功，也规定了军役特有产等授予家子特定的财产所有权。

家长权的产生、发展与限制、消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具有普遍性。对家长权的法律规范，一直延续至中华民国时期。其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即或是在今天，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全无影响的。

中国古代的家长权以及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限制，实际上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即以亲亲为首的父权至上原则。即使是在崇尚法家、以法治国的秦代，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也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从先秦诸子的思想源流来看，亦可见儒法两家的渊源与融合。

本文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聂鑫的相关文章，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