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不改等死，乱改找死 变化才是企业之道
本节讨论启蒙的本质。启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新瓶旧装，也不是以革命者的态度自居而否定过去，更不是被一个结构性知识消费所引导，甚至支配。
这种变革逻辑往往不注意人的现时代的责任。一味地强调推翻现实或者历史，也因此往往沦为“改朝换代”式的变革。每一次这样的变革都是对人类的现实财富的一大创伤，甚至每一次的变革后，人类的生活和财富水平都要大倒退。
康德说：“一个时代决不能将自己捆绑起来，并且协力促成将下一个时代放到一个它不可能去扩展它的认识（特别在这些迫切的事务中），去洗刷他们的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取得更进一步的进步的情形中去。”否则，新的偏见将会像旧的偏见一样服役于治理这个无思想的群体。
在这里，康德设想出，人要清楚自己在思考什么，在做什么，不能再盲目地对自己所做的甚至所信仰的东西一无所思，片面地生活于观念中，而是要真正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并且，人应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对当前自己的理性使用有自己的认识、判断和选择过程，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清醒。
对社会改革中的变革也一样，必须迎合一些得到接受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是普遍的福利，或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需要，或是希望增加贸易以创造就业和改善生活，总而言之，是一种物质的实效。在一国之内，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法律，必须对国家共同的过去有足够的了解，并为之感到自豪，而且对社会必须有主人翁意识而不是叛逆。不可能一个统一宣传就会激发人们热忱的爱国心。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具有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变革的是危机时期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商业和市场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即使在变革开始后，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公司靠着一成不变的行动来响应变革，只是行动比之前更加积极了，加快了步伐和边缘领域的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有学者将其称为积极惰性。只有能够识别改变模式，快速转变并适应变革节奏的才是顺道而为的精英。
对企业家来讲，如果想生存，可能不需要胆识；但若想要发达，必须要有胆识。任何人只有以勇气和远见占据前沿阵地，才能为建造未来的商业帝国打下坚实的根基。事实上随着机遇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不是单一变革而是一系列范式转变。不改等死，乱改就是找死，变化和动态才是企业发展之道。
想想法国大革命，我们通常把它缩略到1789—1794年这段时间内，但那时发生的事无论是言辞还是行动都早有前奏，而激励暴乱的思想，人的权利、平等、选举权还有“废除国王”却花了100年的时间才终于被接受，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西方国家。至于民族国家，直到现在它对世界上有些地方的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其实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在大革命之前，改革方案源源出台，西方思想从借鉴历史转为着眼于缔造未来。这个方向的转变普及之后，全社会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安之中：一方面兴高采烈，因为正在努力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受到内疚的自我意识的困扰，小心谨慎。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
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达成的结论使他进而研究另一个问题——旧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三代国王统治下实行的官僚集权制已经打破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内部平衡，为产生一个新的国家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新国家里，人人服从于一个单一的权威，不再享受每个阶级长期确立的自由。个人毫无权利，陷入相互竞争之中。这样一来，自我利益成为纯属个人的孤立东西，使公共舆论沦为“某种思想尘埃，四处散布，无法聚合”。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族、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工艺品德完全被窒息。
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民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己，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如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
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
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义，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
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
在中央集权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
在18世纪，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书籍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使作家们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的狂暴行动。从那以后人民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总体来讲，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做是自己固有的权利。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