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官逼民反是《水浒传》主旋律
《水浒传》，又称《英雄谱》，主要描写梁山英雄一百〇八将。《水浒传》怎样安排他们上梁山，使之既遵循现实生活逻辑，又符合各个英雄的思想性格，并从中展示不同的社会意义。这是作者艺术构思需要解决的问题。
《水浒传》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三十六人聚义本末”比较简单，先后分五批上山。《水浒传》复杂得多。不只因为上山人数多了三分之二，上山形式变化多端，而且上山聚义的具体原因也比《大宋宣和遗事》深刻得多。别的且不说，《水浒传》作者为了把一百〇八将的上山安排得更合情合理，可说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
有人把一百〇八将上山聚义的原因概括为五种情形：
一、官府直接逼迫上山的；
二、犯“罪”畏“罪”上山避难的；
三、慕名慕义上山的；
四、交战失败归降的；
五、设计诱请上山的。
其中，直接受到专制统治者的迫害而被逼上梁山，只有林冲、武松等十二人，只占一百〇八将中的九分之一。因此，提出一个疑问：官逼民反是否构成《水浒传》的主旋律？有的还就一个个具体人物算不算官府所逼提出诘问。如：宋江放走晁盖，是谁逼他？鲁达主动救人，打死郑屠，是谁逼他？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是谁逼他？等等。这些问题，孤立地看，似乎问得不无道理。但如果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官逼民反既牵渉到整个社会问题，《水浒传》有关情节和人物的安排，又有种种特殊情况。不管怎么说，《水浒传》既然是第一部突出描述官逼民反的长篇小说，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说官逼民反是《水浒传》的主旋律，也可以找到相当充分的理由：
一、《水浒传》为英雄人物立传，都以逼反二字为核心。《水浒传》前半部是由一个个人物传构成。在高俅发迹史之后，紧接着描述了鲁达、林冲、杨志、晁盖、吴用、宋江、武松、杨雄、石秀、雷横、解珍、解宝等人的传记。这些人物的社会出身不同，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上山的具体原因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逼而后上山。这一点，只要拿《大宋宣和遗事》作个比较，就显得特别突出。《大宋宣和遗事》也写了三十六条好汉先后分五批上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但他们之所以上山，不是因为犯罪，就是个人品质不好。如林冲、杨志等十二人上山，是因为杨志杀了一个恶少后生而引起的，杜迁、董平则因“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可以说都是“乱自下生”，并非官逼民反。《水浒传》作者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写法也不同。林冲等人物无例外都不愿上山，其中宋江、杨志还因某种机缘上过梁山，由于不愿参加造反宁死也不愿留在梁山而下山。既然个个不愿上山，为什么最后都上了梁山呢？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深究下去，无例外都受官府所逼，而且一般的逼迫，林冲等人也不肯上山，只有一逼再逼，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上梁山。因此，《水浒传》前半部错综复杂的情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各种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这个部分，是《水浒传》的精华所在。谈论《水浒传》的主旋律是否为官逼民反的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个重要因素。
二、官逼，不限于“高俅逼林冲”一种模式。社会矛盾很复杂，官府的迫害形式也多种多样。光是陷害一端，就奇招百出，使当事人心迷眼乱，在不知不觉间，踏进了专制统治者巧设的陷阱。禁军教头林冲，见到宝刀，以一千贯买到手，翻来覆去看了一晚，庆幸自己意外得到心爱的宝刀，正直的林冲怎么会想到已中了奸贼的圈套呢？高太尉派人请他去比刀，善良的林冲还以为上司赏识自己，他怎么会想到比刀就是个阴谋呢？林冲跟着高家门人兴高采烈来到白虎堂前，发现不妥，急待转身，已经太迟了。高俅设的这个陷阱，应该说相当巧妙，林冲很难不中计。后面张都监陷害武松，毛太公陷害二解，刘高陷害宋江，也各有各的办法。如果都照高俅那一套搬演，《水浒传》还有什么看头。官僚治国无能，坑害别人的本领却大得很。
还有一种情形必须考虑到，官僚自己虽然没出面，而他们的势力也足以致人于死地。郑屠不过是个卖肉的屠户，因为“投托着经略相公”，便成了郑大官人镇关西。凭着这种官势，他才敢于任意霸占凌辱良家女子，玩弄腻了，还要讹诈一大笔钱财。鲁达见如此伤天害理之事，难以容忍，挥拳打死了镇关西，不得不弃官逃走。妓女白秀英，仗着她与新任知县有“来往”，才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和毒打都头雷横母子。表面上是妓女欺负都头，实际上是狗仗官势乱咬人。雷横出于义愤，戴枷打死了白秀英，后来不得已上了梁山。鲁达和雷横，虽然不是官府直接迫害，但没有黑暗势力的存在，难道他们会主动上山吗？
三、恶劣的社会环境使百姓走投无路也是一种逼。石碣村阮氏兄弟是渔民，吴用看到他们晒的破网，头上盘着破头巾，戴着破草笠，不用问就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吴用请他们喝酒，故意提起要买十四五斤重的大鲤鱼，问他们“为何不去梁山泊打些？”挑燃他们心中的怒火。阮小七道：“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既然是强人占了水泊打不了鱼，照理应憎恨梁山强人才是，谁知他们不恨强盗恨官府。阮小五愤愤不平地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他们明白强盗也是官府造成的，如果生活有路可走，他们何必铤而走险？因此，他们要学梁山好汉奋起反抗。三阮受吴用的鼓动，参与了劫取生辰纲，犯了“罪”，在官军追捕下上了梁山。表面看，他们的上山，是犯“罪”的结果，不属于官府的逼迫。可是，如果追根溯源，问一问三阮为什么那样积极参加劫财行动，除了生辰纲是“小义之财”，受“劫之何碍”这种思想影响，主要是因为官府敲骨吸髓的压榨，使他们难以生活下去。因此，上山，虽然不是那个官僚所逼迫，却是高俅等四贼黑暗统治的结果。
四、官逼民反的写法，既可侧重写逼，也可侧重写反。作为长篇小说，写法上需要多种笔墨。同样写官逼民反，或侧重于逼，或侧重于反，或逼反并争。前提是相同的，没有逼就没有反。看《水浒传》的整体构思，开头部分更多地侧重写逼。这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逼，逼而后反。林冲式、武松式、杨志式、柴进式，各不相同，都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官逼民反的完整过程。其间，也写了鲁达那样以反为主的典型。作为官逼民反的事例，《水浒传》在前五十四回，即柴进被逼上梁山之前，已写得相当充分。为了使一百〇八将尽快上山，形成梁山聚义高潮，势必需要加快艺术节奏，不能再像前头那样花了十回描述一个武松的逼反过程。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杀奔梁山泊而来，预示着《水浒传》的故事已转入梁山军与官军的对抗阶段。
五、至于说到设计诱请上山和交战归降的两批人，表面上看更不是官府所逼，相反，他们直接受到梁山泊首领的诱请或劝请而上山，其中有些人并不排除夹有被逼上山的成分。不过，必须了解，如果没有众多英雄好汉被官府逼上梁山，也就不可能形成梁山军。没有梁山军，也就不存在与官军相对抗。当然，也就不会有交战归降和诱请上山的事实。梁山军形成之后，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朝廷恨不得一口吞掉梁山泊，一次次派出大军围剿梁山泊。梁山军出于对抗需要，当然要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击破官军的围剿。因此，诱请上山和交战归降，只能视为官逼民反的一种延伸，是梁山聚义深入发展的必有现象。脱离官逼民反这个前提，孤立地看待诱请上山和交战归降，势必作出错误的判断。
六、背离主旋律的变调曲。《水浒传》前面几十回曾热烈地歌颂过梁山好汉的行为。且看林冲雪夜上梁山，作者预示着英雄们面临的情况是“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吴用等智取生辰纲之后，官府下令追捕，作者又预告：“梁山泊中，聚一伙擎天好汉。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等到梁山英雄大闹江州前夕，作者更是满怀激情地赞美这场战斗：“江州城里，翻为虎窟狼窝；十字街头，变作尸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这些诗句都表现了作者对梁山英雄打破专制黑暗统治的行动和重造天地的伟大气魄的热烈歌颂。至于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直把地方豪强和官军杀得落花流水，更是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可说是唱了一曲官逼民反的雄伟赞歌。可是，后来宋江硬是扭转了梁山大军的抗争方向。接受招安实质上就是投降，这对官逼民反的主旋律来说，毫无疑问是变了调。征方腊，更是与官逼民反唱了反调。这些变调曲、反调曲是否足以否定《水浒传》的主旋律是官逼民反的说法呢？由于《水浒传》的主体部分、精华部分是官逼民反，梁山英雄形象的灵魂也主要是被逼造反，因此，《水浒传》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受招安、不是征方腊，而是官逼民反。后来出现变调曲、反调曲，虽然使主旋律未能贯穿到底而令人深感遗憾。但这些变调曲、反调曲是否足以取代官逼民反而成为《水浒传》的主旋律，相信读者自会作出恰当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