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文翻译

TEXT I

择校狂热症

乔·昆娜

两年前的一天，我坐在费城一所医院的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开始向我讲述他女儿的大学就读计划。由于那天下午我79岁的老母亲刚动了大手术，正在恢复中，我无法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叙述。但是随着他讲述的深入，我却记住了其中大部分与话题有关的细节。

这位女生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也还算出色，她已经被一所一流名牌大学录取，不过没有助学金。与此同时，一所当地的二流大学也录取了她，并承诺学费全免。由于家里还有几个孩子也将要先后上大学，经济自然有些紧，这位父亲便说服女儿接受了第二所大学的录取通知。现在，他担心她某天会懊悔这个决定，因为她将来毕业的学校名气较小，圈子不广，为她敞开的大门也会少些。虽然她的学位证书使她离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并不遥远，但却不会把她直接放在这条大道上。

我本世俗百姓，对一些陌生人的婚姻、职业和嗜好最为私密的细枝末节耳熟能详，因此很早便掌握了调解这类危机的必备技巧。我告诉这位男士，我许多高中同学都毕业于这所二流大学，但他们都过上了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我告诉他，我自己就毕业于费城一所二流大学，和她女儿要就读的学校并无二致，而我也已在世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还告诉他，我的大学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教授们既有才识又很敬业，对他们的教诲和启发我永怀感恩之心。他又追问我的个人情况，我解释说我是个自由作家，我简要罗列了自己的资历，还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很满意。

这位父亲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尽管他对我那可怜的履历佯装感兴趣，我依然看出他已经崩溃了。他女儿也计划从事新闻行业，如果走上和我一样的学术道路，最终也会像我一样失败。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去那家医院。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它折射了谈及送孩子上大学时家长们神经质到了什么程度。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明年秋天，我的女儿就要上大学了；三年之后，我的儿子也要跟着上大学。看着他们离开家门，我会难过。这些年，他俩带给了我无尽的欢乐。但是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我的孩子离家后，我将不必再加入到那些令人头脑麻木的讨论中：探讨我自己的孩子或者哪个朋友或邻居的孩子上哪所大学啦，为什么要上那所大学啦等等。在这个话题上，我已经彻底落伍了。

我对此不感兴趣，并非因为我自私，也不纯粹是因为我瞧不起别人的子女，而是因为我发现，这类关于择校的谈话几乎都很庸俗乏味，不是自吹自擂，就是自我贬损，或者带点惩罚的意味。与此相比，我宁愿聊聊怎么打纸牌。

最令人愤慨的是，在有些讨论中，家长显然是想替孩子做主，决定孩子的职业，并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这些人相信，进入一流大学等于拿到了通向成功的无限期通行证和一生财运亨通的保证。这些一心往上爬的傻瓜家长们，在宣告自己孩子的归宿并庆贺自己干了件好事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一副普鲁士式的好斗，低声挖苦那些子女天赋不高的父母。对他们而言，抚养孩子最艰难的部分已经熬过去了。孩子初中毕业上了合适的预备学校，交上正当的朋友，参加了正确的活动，现在又瞄准了入流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闪人离开这儿搬到托斯卡纳了。

但在现实中，人生并非止步于17岁，也不会止步于21岁！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虽然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但人生却糟糕无比。做我这行的，不少人虽上对了名校，但最终却入错了行。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少男少女之中，有些最终将靠福利救济生活，或者沦落于贫民区，需要父母的接济。父母的责任并不止于孩子离开家门之时，父母的责任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赋予你当父母的职责。

第二类人是数目更为庞大的强迫症患者，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平庸的孩子将不会有出息。17年没有好好读过书，没有参观过博物馆，没有修过高级预备课程，现在终于酿成恶果，那些步入阿默斯特学院、巴德学院和杜克大学宏伟的演讲大厅之梦瞬间化为乌有。这些家长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痛苦不堪，咕哝着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名字，他们的孩子正要灰溜溜地到那儿读书了。毫无例外，这些学校在人们闻所未闻且都无人知晓的小镇上，连它们所在州的首府也只有那些《勇闯险关》节目的多次获胜者才知道。脸色凝重的家长似乎在说，市场说了算，我的孩子是笨蛋！

然而，现实总能打乱老鼠和门萨策划得最糟糕的计划。有些孩子开窍较晚，有些孩子则在竞争不太激烈的环境中表现更优秀。许多人虽然没有名校的学位，但在社会上照样成就斐然。同样，你也不应该仅仅因为孩子没跨过人生第一道、甚至第二十道栏杆，就不认他。马蒂斯40多岁才成名，比尔·盖茨、大卫·格芬、迈克尔·戴尔、格雷顿·卡特和麦当娜都曾在大学中途辍学。罗纳德·里根曾就读的是很小的尤里卡学院，沃伦·巴菲特上的则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足球学校。即便你可能读过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其本人于1917年从普林斯顿退学）小说中的故事，人生并非一出独幕剧，通常还有第二幕和第五幕，更不要说续篇了。上述择校问题之荒唐程度，莫过于人们按规定参观大学校园时看到的景象了。家长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特别是在那些引人注目、名声在外的学校。最近我们到麻省理工学院参观，我看了30秒钟招生办公室摄制的视频，该段视频自嘲地说该校是个书呆子工厂。随后，我妻子和女儿继续观看视频，听它向申请的学生保证说，麻省理工学院生产的是人间难觅的书呆子，而我则在校园漫步。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书呆子。我这么说并非指责他们什么。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位导游带我们一群人参观了校园。走到一处，她指给我们一个餐厅说，学生可以在那里买到便宜的快餐。“一顿多少钱？”一位母亲兴奋地问。“八美元，”导游回答道。这位妇女不禁打了个哆嗦，说每天晚餐八美元实在太贵了。

“你得花四万美元才能送你的孩子到这里上学，”我插了一句，“请先不要担心晚餐的价格。”

自从今年秋天参观了这个校园之后，这件事就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保留话题。现在，每当我被卷入有关大学择校的无休止的讨论时，我就表示校园餐厅价格的持续监管，尤其是帕尼尼三明治的价格，也应成为大学择校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那些听过我的类似言论的人，也无从判别我到底是感觉迟钝，脾气乖戾，还是纯粹是个白痴。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从来就不是上麻省理工学院的那块料。

TEXT II

谁需要哈佛？

格雷格·伊斯塔布洛克

今天几乎每个人似乎都认为，年轻人生活中的关键时刻就是找到会录取他们的高校。他们想象，获得精英学校入学资格是获得成功的黄金通行证。对那些聪明的学生来说，如果与之失之交臂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挫折。因此，对进入顶尖学院或大学的狂热从未如此强烈过。

招生狂热在众望所归的、最具魅力的院校中最为强烈。据招生办人员透露，目前二十五个“非上不可的”大学分别是常春藤联校（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再加上阿默斯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乔治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波莫纳学院、史密斯学院、斯坦福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瓦萨学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当然，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总是一心想挤进最好的学校。但由于人口增长，生活日益富足，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价值，精英大学的录取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

但如果所有这些紧张和失望的前提——进入精英大学对生活至关重要——是错误的？如果事实证明去“名列前茅”的大学念书根本无足轻重，那该怎么办？

阿兰·克鲁格研究员和史黛西·伯格·戴尔研究员开始调查这一问题，并在1999年研究了进入精英大学对以后取得成功这一想法，其结果引起了轰动。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鲁格和隶属于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戴尔，开始将1976年进入常春藤联校和类似高校的学生与同年进入不太有名的高校的学生进行比较，其中一个研究结果是，1995年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杜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高出百分之三十，这似乎为上述假设提供了证据，上一所精英大学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更加顺畅。

但也许上耶鲁大学的孩子只是比那些上杜兰大学的孩子更有天赋或者更加勤奋。针对这一点对研究加以调整，克鲁格和戴尔研究了被常春藤或类似学校录取但是却选择了不那么吸引人、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的学生情况。结果显示，这样的学生要过平均二十年才能够和精英院校毕业生挣得同样多的薪水。克鲁格尔和戴尔发现，对于那些足够聪明、能被顶尖学校录取的学生，不管他们上哪种大学，他们的收入都“几乎没有变化”。换句话说，学生才是成功的原因，而不是学校。

除了克鲁格尔-戴尔的研究，还有丰富的轶事可以证明一众其他院校中任何一所都有能力让其毕业生成功。细想美国参议院。这个最排外的群体目前列出了其二十六个毕业于精英院校的成员——从这些精英院校毕业的学生所占比例如此之小，这种失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参议院议员们的复杂背景甚至更令人震惊。有一半的美国参议员是公立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很多人上的都是州立大学。我们也可以看看位居财富500强前十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中只有四位上的是精英学校。世界最大的企业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H.李·斯科特毕业于匹兹堡州立大学。或者我们也可以看看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们：今年三十二位美国获奖者中只有十六位毕业于精英院校。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电影学院拒绝后，他去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但是似乎也过得挺好。战后美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罗杰·施特劳斯，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

进入常春藤名校并非性命交关的事——时任《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洛伦•波普在几年前就有了这种看法。在他1990年出版的《超越常春藤联校》一书中，波普翻阅了20世纪80年代的《名人录》名单，汇总了本科生人数。他发现，《名人录》中大多数学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这与我们所预料的情况非常一致。然而，《名人录》中第二多学生的毕业院校包括迪堡学院、圣十字学院、瓦巴西学院、华盛顿和李大学以及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他还发现，《名人录》上毕业于鲍登学院、丹尼森大学、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米尔萨普斯学院以及南方大学的学生人数超过了乔治城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人数，并且毕业于比洛克学院的学生人数要多于杜克大学。

精英院校再也不能自称是进入研究生院的看门人了。曾经，精英大学的本科学位证被认为是准许进入顶尖的法律或医疗项目的必备之物。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去年哈佛法学院61%新生的本科学习都不是常春藤联校。波普在《超越常春藤联校》一书中分析了医疗学校能力测试的连续八项分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得分最高，但卡尔顿大学学生分数战胜了哈佛大学，米伦贝格大学学生分数超过了达特茅斯大学，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学生分数胜过了伯克利大学。

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联系往往只是巧合而已。但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非精英院校的教育质量和财政资源有所改善，人们已经不再偏爱精英院校学位；进入精英学校更多是国民的迷恋。

这又让我们回到克鲁格-戴尔的论文。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汉密尔顿大学会和哈佛大学差不多优秀吗?

一些分析师仍然坚信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关于高校成果的一项研究表明：比起那些能力和他们旗鼓相当却上了其他院校的学生们，精英学校的毕业生确实赚得多。“上排名前五十之类的大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她说。“在顶尖学校结交的人脉很重要。这并不表示你可以遇见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然后他的父亲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工作，而是你在校园里就可以遇到参加会议或者来做演讲的专家们。精英大学里的这种会议网络现象要好得多”。霍克估计，大约一个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效益的四分之三都是由他或她的努力和能力决定的，这在任何一所好的大学里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剩下的四分之一，她认为，是由学校的地位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学校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关系网，让优秀的学生与优秀的学生环环相扣。

“现在很多高校都有着优秀的师资队伍，所以教师可能并不精英大学优势所在，”霍克斯比说。“可能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教师的素质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地方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每个人的一部分教育都来自与其他学生的互动”。超激烈的竞争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学生神经衰弱，但很多人在压力下也能将工作做到最好；而精英大学里的竞争最为激烈。

克鲁格尔和戴尔甚至还发现，还有一些学生因为上了精英学校而明显获益匪浅：即那些来自不利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上了阿默斯特大学或西北大学似乎要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获益更多。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学到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潜在的社会规则和习惯。阿尔弗雷德·卢布拉诺是一个瓦匠的儿子，他在2003年出版的书《地狱边缘》中，分析了具有工人阶层背景的人接触白领文化时的状况。卢布拉诺写道，他们社会化的一部分，就是学会任何时候不管内心如何波涛汹涌，外表上都表现得平心静气，镇定自若。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一般上大学前就已经学会了伪装平静。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可能会因学会这种自我表现方式而让自己受益——这一特点在精英院校尤其能够得到证实。

很多高中生和他们紧张的父母们一心想进入精英大学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期就是一系列的测试：学术的成功、适应能力、投掷和抢球的技术、取悦成年人的技巧等等。在大学招生办人员对学生前十八年生活一锤定音时，这些测试也到达了终极形式。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一天对青少年来说就是真理到来的时刻：他们知道成年人对他们的真实看法，并且能够预测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成功。当然，成人世界里既不乏落魄失意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充满了事业上踌躇满志或生活上春风得意的格鲁吉亚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但是我们不能期望青少年们能理解这一点。他们惟一确信的，就是大学可能接受他们，也可能拒绝他们，就像约会可能被接受或拒绝一样——只不过前者更严重一些，而且他们的父母会知道一切相关细节。

当然，要取消大学申请过程中设置的一道道考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在有很多院校都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能够让他们未来拥有不错的收入和有吸引力的职业，大学入学也不会那么伤脑筋，高中生活也没那么悲惨糟糕。哈佛大学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你并不需要去那里迈开人生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