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

近年来，有关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其中，对于明清时期的同一课题，学者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起了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既推动了明清司法的研究，也深化了我们的理解。总体来看，这些学术成果包括：一是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诉讼程序的主要环节；二是“法律职业”群体——法官、师爷和讼师，甚至涉及了胥吏、衙役、代书等司法辅助人员；三是“广义律学”研究，包括律学知识的性质、内容和特征，律学知识的编撰、传播和读者；四是纠纷解决的模式，诸如官方裁判与民间调解，以及帝国衙门的裁判和调解；五是司法裁判的规范依据——法律、情理、情法并用、成案和习惯或习俗；六是法律文书的格式规范、制作技术和修辞策略；七是司法官员的司法理念、裁判技艺与民间百姓的诉讼态度、诉讼策略；等等。而其研究方法主要有二：其一，规范研究，旨在梳理明清法律表达出来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和理想（应然）意义上的“司法实践”样式，属于“静态”研究；其二，实证研究，利用明清司法档案和判牍文书记录的事实勾画当时的司法实践，并且与“法律表达”相互验证，以期描述明清司法的真情实况，这是“动态”研究。不消说，后者乃是近来研究的重点。

必须指出的是，审视上述课题，我们可以发现，如何理解明清中国“裁判依据”似乎成了核心问题，不但成果多，而且争议大。那么，关于明清中国“裁判依据”的争议究竟是怎样的呢？概括起来，则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一是州县调停“自理”的词讼纠纷，基本上是参酌情理，很少引照相关律例；二是裁判“命盗”案件，由于事关重大，且因“审转”程序的约束，必须严格遵循律例；三是州县裁决“自理”词讼纠纷，基本上是依据律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法官裁判“命盗”案件的依据，也是律例，有时还包括了成案在内；四是无论词讼纠纷抑或命盗案件，情理和法律都是裁判必须予以参酌的依据，只是具体做法有所不同而已；五是在解决州县“自理”的词讼纠纷时，司法官员考量的是利益平衡，而非单纯的法律或情理。仅就这些学者的论证来看，应该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如若仔细推敲起来，似乎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不过由于本章的意图不是单纯探究明清司法的“裁判依据”问题，因而对此暂不深论。

本章的核心议题是：在“情感本体”的传统中国社会里，联结和维系人们之间相互关系或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乃是情感；而情感的生物根基，则是人性；道德、道理和礼法的基础，也不外乎是人性和情感；而情感的发轫、养成、表达和功能，则与社会文化和具体事态有关。就传统中国政治来讲，基于“化家为国”或“家国同构”的历史现实，可以说政治的基础也是人性和情感，因为“家”是情感的培育场所；所谓“民本政治”的要义，即是源于民众在情感上对于皇权统治的认同。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在提起诉讼和解决纠纷时，无论民间百姓抑或帝国官员都会采取“诉诸情感”的策略。与此同时，本章将进一步讨论，民间百姓和司法官员“诉诸情感”的具体方式，希望借此能够更为妥帖地刻画出明清中国司法裁判的独特品格，从而深化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