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新成果

（一）银色经济主要特征及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以健康长寿为基点的银色经济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注重GDP的结构和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这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有着如下本质区别。

1．技术进步与人文进步并重，健康产业促健康长寿

健康经济时代不同于工业革命，是技术进步和人文进步并重的产物。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ID）问世。HID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在《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届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HID引入健康（预期寿命）、教育（识字率）和生活质量（收入，以后加入环境、自由）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2014年中国HID值为0.715，在世界187个成员中的排名为第91位。

早期工业革命以圈地运动驱赶农民、将工人视为大机器的一部分，直到1882年才有了第一部规定童工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的保护法，资本的贪婪和暴利的追求在破坏环境、人的健康和社会文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掠夺与瓜分，在世界上可以获取暴利的资源（土地、石油等资源、劳动力）已经十分有限；今后，投资与获利的机会在于科技与创新，人们不再愿意为增加的地租房租付费，但人们原意为增加功能的手机付费、为有效的健康服务付费。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之所以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与伦理著作，就是因为罗尔斯试图用改良的社会契约论的方式来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直到2015—2030年间，保护环境和克服贫困成为全球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然而，健康经济的每一个技术进步都与改善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如精准医疗技术，不仅可以准确判断一个人的病情，还可以淘汰那些对患者无意义的检查和无疗效的药品。

健康产业包括生命科学研究、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医疗旅游、健康保险等，以及相关产品和辅助性服务产业，如医药器械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以美国为例，2014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20%，健康管理已成为第一大产业，提供1430万个就业岗位，2010—2020年间还将新增560万个就业岗位。在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健康管理产值均超过了GDP的10%。

2013年，在完善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体系。2016年，党中央提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发展战略。

2．经济速度与经济质量并重，以人为本维护健康长寿

人类发展经济的目标在不断进化，解决温饱之后即追求速度，达到一定速度会之后追求质量。银色经济以质量换速度，实现质量和速度的均衡。没有质量、仅降速度会出现经济滑坡；以毁坏资源和牺牲社会公平去发展GDP是不道德、不文明和不可持续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深度老龄社会里的GDP年增速为1%～5%。 其中，美国为3%左右、德国最高时达到5%，日本在1%左右。OECD《健康长寿与增加就业报告》预测，在未来三十年间，平均人均GDP增长率将降至1.7%，比1970—2000年间减少了30%。实现以质量换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人的理念、知识结构，以支持企业转型、产业升级，还要改革分配制度等，特别是对改善和维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措施和服务；形成一系列检验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情况的指标和国际公约，如联合国通过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公约》，以支持健康长寿型社会的发展。

一旦国家经济进入买方市场经济，则需要从供给侧考虑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基于有效需求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消除贫困、提高人类发展指数，使国民教育、素质、信用和社会文明程度均有发展；必须改善人员流动及其生态环境的质量，这需要建设能够提供一站式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为国民实现健康长寿目标提供条件。

3．教育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健康人生推动健康长寿

改变发展理念和知识结构依赖于教育改革。“教”和“育”是培育新生一代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包括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的正规教育过程，也包括社会对成年和老年的继续教育过程。

首先，思想教育的进步与改革。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教育的核心词是“勤奋”；在优胜劣汰的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教育的核心词是“竞争”；在银色经济时代，思想教育的核心词是“合作”，教育人们从勤奋和竞争做起，培育与人合作的心态、品质和能力。思想教育的内容更加凸显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国家、社会、家庭及其个人之间的团结，反对自私自利。当传统的合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型生产方式时，人们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如互联网、交流会等；在执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实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掌握与不同民族和国家交流的技巧，改变中国留学生上课不发言、中国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经济社会的劣势。

其次，知识教育的进步与改革。预期以信息技术和健康产业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教育的内涵更加注重培育良好的知识结构和交流能力，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学历；更加重视人文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和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实现老龄人口红利，为健康长寿奠定经济基础；而不仅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暴利。

4．就业开源与福祉改善并重，终生自立保障健康长寿

终生自立即指个人一生收支平衡的财务自由状态。就业（工资）和福利（养老金），在纵向上，观察人生两个阶段的付出与补偿；在横向上，涉及劳动者和退休者，两代乃至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利益关系。从个人角度来看，健康长寿需要开源，即增加工作年限和劳动报酬，更多地积累养老资产；从社会角度来看，需要正确处理就业与福利的关系，实现代际协调发展。届时，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得以发展。培育人力资本、实现终生平滑消费、尊重个人财务生命周期等微观经济学、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成为改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与制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实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有效结合，促进结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发展，支持公共选择的科学性。

首先，要鼓励国民增加就业和财富积累，实现终生财务独立。为此，OECD发布的《健康长寿与增加工作报告》（Live Longer, Work Longer）要求，按照国民平均寿命的增加逐渐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龄；在《欧盟人口老龄化报告》的未来发展规划（2010—2060）中提出了“双70”指标，即指将引导人们工作到70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参与率达到70%。

其次，要按照个人精算平衡原理，建立早减晚增的法定全额养老金领取机制，激励国民逐渐推迟领取法定全额养老金的时点，自动增加就业；工资增长率应当高于养老金增长率，确保增加就业即增加养老财富。

最后，通过综合治理机制保持养老税费到一定水平即不再增加。既要避免因制度成本过高阻碍企业发展，由此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也要避免因破坏青年一代的财务生命周期，损害劳动人口的利益。

5．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并重，社会企业服务健康长寿

银色经济面临成本提升、利润率下降的事实。应对策略是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式，即社会合作。公立机构的垄断性、低效率和部门化趋势，可能违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而私营企业追逐暴利，可能导致市场文化走入另一个极端。第三条道路则是社会合作，走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团结之路，整合资源与分享经济，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医疗和养老等社会服务领域更是如此。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低效率的状况，亟待改善或者淡出。股份企业和私营企业过度追逐利润，亟待重新建立价值体系和盈利模式。为此，社会法、社会契约和社会企业应当得到大力发展。

社会法，指维护社会利益、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和实现社会参与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非公非私，有别于公法；亦公亦私，有别于私法的第三法域。社会法与公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行政的和公共的利益寓于社会利益之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均为社会主体，赋予他们平等的对话、协商、订立和履行协议的地位。社会法与私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将民事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社会利益之中，市民不仅代表个人利益，更是一个整体，主体之间不为等价有偿的个人交易进行对话和达成协议；二是为共同的社会利益进行对话和达成社会契约，如保护环境、合理医疗等。总之，社会法是实现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实现共赢的，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部门。

社会契约，指社会群体之间达成的合意。在社会法领域，主体之间没有垂直的隶属关系，市民不是市政府行政执法的相对人。主要联系在于市政府代表市民整体利益，是社会契约的甲方，具有优先要约权；市民代表个人利益，但市民身份重于个人身份，其要约和反要约必须从城市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他们都是城市建设的合作者。

社会企业（social benefit corporation），指服务于社会利益的、企业化经营的、管理社会资产的，有微利而无股东和税负的通过社会融资的经济组织。社会企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属于社会所有，非国家或个人所有；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社会捐助，也可以向社会融资，还本付息；二是服务于社会利益，如医疗、养老、残疾人等，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利用社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如管理三无老人敬老院，非个人利益；三是公司化经营，盈利用于发展事业和补偿较高的人力资本，但没有股东和税负。

6．家庭生育与国家人口规划并重，计划生育支持健康长寿

家庭生育计划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年龄组人口结构和人口性别比等问题。一旦将生育计划纳入国策，即形成引导家庭生育计划与国家人口规划保持一致性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是在尊重人的生育权利的基础上，运用福利政策引导家庭计划生育，在间隔性2～3胎之间进行选择，以实现家庭生育与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划的一致性的制度安排。总和生育率达到1.8～2.0，性别比控制在1∶1的水平上，适度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对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外部性最强，是评价一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实行的“一胎家庭”政策，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抑制生育的特殊政策，不能称为完整意义的计划生育。

伴随人口老龄化，被抚养人口（1～14岁）、劳动人口（15～65岁/退休年龄）和被赡养人口（66岁以上的养老金者）的比例开始失衡，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负相关的影响，国家和社会对计划生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一系列国际公约、国家政策和评价指标应运而生。很多国家将计划生育纳入社会合作范围，以福利政策激励家庭实行间隔性二孩和三孩的生育计划，实现家庭生育数量和速度与国家人口规划的一致性。例如，德国对生育1～3胎间隔期2～3年内的家庭，实行延长哺乳假期（包括爸爸休假）、保护劳动关系、政府支付奶金等政策；对不养育孩子的家庭，提高长期护理费的费率。

7．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并重，幸福家庭实现健康长寿

个人财务终生自立（不排除贫困救助）、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和完善家庭养老功能，构成银色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内涵。

一是鼓励国民积极就业和实现个人财务终生独立。终生自立即指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并积极参与就业，提高人力资本和实现终生财务自由，包括日常开支、买健康和买养老，特别是在高龄失能阶段买护理服务。贝克人力资本理论、弗里德曼平滑消费理论和莫利安尼财务生命周期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要坚持学习、管理健康、努力工作，提高个人购买能力，特别是在高龄失能阶段购买护理服务，从而实现健康长寿的人生目标。

二是基于现代生活方式实现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是人类永存的代际关系和道德基线。在当现代家庭养老生产功能趋弱之时，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中嵌入社会养老服务，将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解决现代社会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三是大力发展社会医养服务业，按照低龄老人以养带医、高龄老人以医带养的需求规律，补充家庭养老服务生产能力的不足，实现人们居家养老的愿望。为此，有些企业（例如泰康）将养老机构办成具有家庭味道的养老社区，正朝着金融与地产、服务和教育融合的道路发展，这些都符合银色经济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发展银色经济的人口战略

1．通过制度创新升级劳动人口红利

银色经济下的劳动人口红利不能从廉价劳动力中汲取，应当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个人缴纳税费的能力，力争实现个人贡献大于个人取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2012年，李克强在主持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到2030年中国还有9亿劳动人口，但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这就是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才能继续获得劳动人口红利呢，包括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这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再造人力资本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主要工作如下：

（1）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一站式公共服务体系。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要统一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居住、就业、参保一体化的居民信息管理平台，做到信息向上集中以支持顶层设计、公共服务向下派送与改善民生，打造三级财政管理和四级信息管理的服务型政府和运行机制（见图1-1），为统一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政策，为劳动力合理流动、建立薪酬治理机制、提供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方便异地就医结算等创造条件。

（2）改革教育，从追求高学历到改善知识结构，培育合作素养与创新能力。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激发了世界强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学院成为新技术、新管理、新政策的研发基地。中国是教育大国，教育历史和经验均很丰富；但由于未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均有很多短板，克服这些短板的有效途径即教育创新，以人才取胜，缩短追赶发达国家的路径和时间。目前，中国紧紧抓住了信息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契机，教育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第一，改革教育目标，学历不在高、知识结构必须好。第一产业面对土地、第二产业面对机器、第三产业面对客户，医养服务业更加如此，由此决定教育内容、目标和方式的变革。在夯实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中和高等职业教育、有针对性的发展大学本科教育、有选择的发展研究生教育；制定各类职业的知识要点和结构安排，为每个具有学习能力的公民打开学习通道，鼓励和帮助国民终生学习、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避免盲目追求高学历的不良倾向。开放办学、分享知识。利用“互联网+”大力发展网络学堂，支持自学成才和终身教育，及时解决技术创新遇到的问题，及时了解国外科技动向和技术成果。

第二，改革教育体制。国家和企业均要大力举办职业教育，国家重点资助新城镇化中脱离土地的新生务工劳动力获得的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开放高等教育的门槛，重点专业实行考试入门，一般专业持高中毕业证入门，通过严格的升级考试淘汰不合格的学生，允许被淘汰的学生再选校门；大力发展开放教育和智能工作系统，增加终生学习的机会和降低学习成本，特别是对基础教师和家庭医生而言。

第三，改进授课内容和方法，鼓励奋斗与创新。课程结构要反映科技变化、合作精神和运用交叉学科的概念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学习新的人际交往技巧，特别是要具备在全球性竞争的工作场所取胜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宣传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告诉国民艰苦奋斗的必要性和中国创新发展面对的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例如，让人口问题进入小学课本，自幼培育大家庭的理念。

第四，义务教育回归公益性。禁止在义务教育制度下公开搞市区重点学校等精英教育，让孩子们真正享有基础教育的同一起跑线。大大降低青年父母为孩子支付的教育附加费用，将薪酬收入投入自己的人力资本，如健康投资和知识投资。改变我国劳动人口消费不足的现象（反之，子女教育费用高、孩子婚房投入高、老年人看病费用高）。

（3）延长国民劳动年龄，增加工作年限和劳动报酬。目前中国国民平均寿命超过76岁，减去被抚养15年和被赡养15年，还有46年用来接受教育和参与就业，这与养老保险缴费15年和女职工50岁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形成反差，增加国民的劳动年龄和延迟领取养老金是必然趋势。

第一，提高国民劳动人口年龄，从50岁提升到65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早减晚增的、个人精算平衡的养老金领取机制以激励就业。例如，月基础养老金1000元，提前1年领取者的支付额为950元，提前2年为900元，提前3年为850年，提前4年为800元，提前5年为750元，此后一直为750元。继续缴费和推迟领取者每年增加4%，延迟1年领取1040元，延迟2年领取1080元，延迟3年领取1120元，延迟4年领取1160元，延迟5年领取1200元。按照贝克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一个人每多工作一年其人力资本即增加2%，养老储蓄负担减少4%，当期消费增加4%。

第二，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赡养比不足3∶1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低、退休早、就业参与率不足，45～65岁组的大龄人员就业问题凸显。一方面，他们在城镇化中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在工业企业升级中成员冗员，似乎形成就业压力和失业人员；另一方面，他们是医养服务业的主力军。有预测数据显示（见表1-4）:2015年，我国老年照护服务业的岗位需求为1724万，包括管理人员172万、专业技术人员259万、服务人员1293万；而从业人员仅有200万左右。可见，中国就业出现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亟待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促进大龄人员实现转移就业（见专栏1-1）。

专栏1-1德国的“50+”行动计划

第一，2006年，德国启动了“50+”行动计划，扶持他们从第一、二产业转入服务业，特别是“一小一老”的服务业，将50岁以上大龄人员组就业率提升到了55%。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1）“复合工资”项目，政府对愿意接受少于失业前工资工作的大龄人员给予一部分工资补助，第一年补助新旧工资收入差额的50%，次年为30%；此外，政府额外免除该老年人两年内90%的养老保险缴费；（2）雇用补贴，雇用大龄人员的企业也将获得政府发放的一至三年的补贴费用，津贴补助大概为工资水平的30%到50%，增加了企业雇用老年人的动力；（3）社会工资，大龄人员离岗回家照顾一位老人，政府支付约30%工资，照顾非亲老人则支付50%工资；照顾老人工作结束后，可以回到原工作岗位，更多人选择继续从事养老服务，他们成为第一批护理院长。

第二，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要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信息时代特征之一即人员流动和用工灵活，非全职、多雇主、小型公司、季节性就业、居家工作等情形逐渐多起来，以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同时降低单位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国家就业政策和法律应当鼓励和规范灵活用工，相关税费按照工作小时计算。

第三，要完善薪酬制度和工资报告制度。坚持人均GDP福利相关性原则，力争实现劳动报酬占GDP的60%，并依法建立薪酬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医生工资为标杆建立工资报告和社会调查制度；在非公共服务领域，建立高管薪酬财务报告制度，职工薪酬社会调查制度；对新生就业者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坚持劳动合同属地管理原则，各类用工单位均必须定期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人社部门）报告劳动合同、用工、工资和福利等情况，夯实缴费基数，禁止拖欠工资和逃避税费。人社部门应当实行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方便当事人申报与查询。

（4）完善首住房保障制度。通过房地产供给测改革，对拥有宅基地的农民工和流动的城镇职工提供廉租房；对进入城镇和原城镇职工提供限价商品房；在建立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之后，创新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模式，按照个人生命周期实现“先买房”（职业年金投入首住房）和“后存养老金”（偿还首住房贷款后，住房公积金转入职业年金账户投资运营）的制度安排，通过早买房和多存养老金的政策效应实现个人收入效用最大化，实现“买房子、养孩子、买健康、买养老”的财务规划和财务自由，由此改善个人资产结构和提高人力资本。

（5）完善养老金制度。福利制度设计大师贝弗利奇认为：“在确定国家最低保障水平时，应当给个人留有一定空间，使其有积极性参加保险（积极就业），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这里描述了“国家供面包”与“自己买黄油”的结构效应及其发展战略。养老金需要政治决策，不仅是财务问题。贝弗利奇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进入老龄社会时强调：“老龄人口规模巨大，一方面，养老金应避免老人陷入贫困；另一方面，每增加1先令养老金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养老金政策不应催促人们退休，强迫有工作愿望和工作能力的人退休，强迫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岗位上挣扎，都是错误的、不公正的，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要避免的。”7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同样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问题。

国际经验证明，进入老龄社会时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国民后顾之忧；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时要调整制度结构，降低基础养老金水平和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时要实现社会互济和精细化管理。中国在执行“十三五”规划期间，应对社会保障实施“夯费基、降费率，三支柱、建机制；促就业、增收入”式改革；夯实基础养老金、做大职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互动发展）；管好个人养老金方案，尊重个人生命周期，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

2．培育第二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来自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消费能力和纳税能力所产生的经济贡献（见图1-1）。如何进行改革才能继续获得第二人口红利，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施一个再造大龄人口人力资本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但是，留给中国的时间表十分有限。主要工作如下：

（1）建立全周期的人力资本账户。基于老年经济学原理建立终生人力资本账户（非15～60岁，15～75岁，甚至更长），目前国际上计算人力资本的收入法、成本法、余额法、指标法等均可以用于计算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

第一，收入法（Jorgenson,1989和Fraumeni,1992）。用人力资本产生的收入流现值度量人力资本，一般计算截止退休之间的收入流。例如，某人目前35岁，65岁退休，以后30年内年均收入30000美元（包括市场收入和非市场收入），年均贴现率3%，人力资本计算公式如下：

30N,3I,30000 PMT,0FV; PV=588,013（$）

在35岁时其人力资本现值为588013美元，随着计算起始年龄的增加，如31岁、32岁，其人力资本现值下降，直至65岁时为0。其实，上述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养老金税费被转移为老年收入，其贴现值是在退休之后实现的。根据这个计算方法，可以将个人养老金税费及其在退休之后的贴现值，或者仅计算贴现值，作为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进行计算。

第二，余额法（世界银行，2006）。用未来消费资金流做假设，总财富减去生产性资本、自然资本，即无形资本（含人力资本）。其实，如同收入法，其贴现值仍然包括退休之后的价值。

第三，成本法（Kendrck,1976）。用一个详细的成本清单进行计算，包括有形人力资本投资（养育费用）和无形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费用）,1989年的计算结果认为美国名义人力资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然而，这些成本的大部分，在老龄人口身上也在发生。

第四，指标法。里斯本理事会构建的欧洲人力资本指数，主要指标包括a．人力资本禀赋（教育支出）、b．利用率（a/总人口）、c．生产率（GDP/就业人口）、d．人口和就业（估算未来就业人口数量）。同样的，这些因素也会发生在老龄人口身上，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40%以上的老龄人口在就业。在老龄化社会，基于非强制、非刚性原则，鼓励老年人就业和为老年就业提供服务，已经成为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的义务。

总之，基于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发展战略，延长国民劳动年龄，延迟退休和退休后继续参加社会劳动，包括义务劳动、互助性劳动和有酬劳动，均具有提高人力资本、改善老年生活和降低养老金支付负担的多赢效果，可以产生老龄人口红利。

（2）增加养老基金的经济贡献。索洛模型最大特点：资本存量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影响一国的总产出，一国的人均资本增量取决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固定资本的折旧，如公式所示：

Δk=i-δk

Δk=s f（k）-δk

如果引入人口变化因素即人口增长率n，新古典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Δk=sf（k）-（δ+n）k

因此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有效的转换为投资，并且能抵消置换设备以及配备新工人所提供的机器。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有研究证明（杨娟，2009）,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从使用（支出）的角度来看，在第t年，一国总产出Y（t）的使用情况可表达为：

Y（t）≡C（t）+I（t）+G（t）+X（t）

其中，C（t）、I（t）、G（t）、X（t）分别是：在第t年，该国的总产出用于本国公众最终消费、本国总资本形成（即总投资）、本国政府最终消费、出口（即外国使用）的部分。 设K（t）是该国在第t年初的资本存量（即总资本）, D（t）是该国在第t年的折旧，于是该国在第t年的净资本形成（净投资，或该国从第t年初到第t+1年初总资本的变化量）是：

ΔK（t）≡I（t）-D（t）≡Y（t）-C（t）-G（t）-X（t）-D（t）

设T（t）是该国在第t年的政府税收，我们把净资本形成变形为

ΔK（t）≡[Y（t）-C（t）-T（t）-D（t）]+[T（t）-G（t）]-X（t）

不妨定义S（t）≡Y（t）-C（t）-T（t）-D（t）为本国公众储蓄，SG（t）≡T（t）-G（t）为本国政府（净）储蓄，（t）≡S（t）+SG（t）为本国总储蓄，即

（t）≡Y（t）-D（t）-C（t）-G（t），

ΔK（t）≡S（t）+SG（t）-X（t）≡（t）-X（t）

这两式表明：一国在第t年的总储蓄事实上与政府税收无关，而与折旧、公众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有关；并且，该国在该年的净资本形成，等于同期本国总储蓄与出口之差。

如果本国在第t年的净资本形成在当年能够全部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可进一步将净资本形成表达为

gK（t）kL（t）L（t）≡ΔK（t）≡[f[kL（t）]-cL（t）]L（t）-

G（t）-cL（t）L（t）-X（t）-D（t）

其中，cL（t）、cL（t）分别是在第t年，本国总劳动人口、总非劳动人口的人均消费。

综上所述，即

（1）式显示：如果预期若干年后本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即P（A65+, t）/P（t）将超过某一临界值，担心老年赡养比b（t）上升，从该年开始减少即年消费或者出口，增加养老储蓄，即cL（t）、G（t）/L（t）、X（t）/L（t）下降引起（t）/L（t）提高，若其他变量不变，本国即年的净资本形成ΔK（t）会增加，并全部转化为即年生产性投资，劳均资本kL（t）就可能增加，劳动生产率f[kL（t）]或yL（t）可能提高，进而人均产出y（t）可能增加，进而转化为老龄人口的收入和购买力，即“第二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与第一人口利可能交互地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当一国不存在第一人口红利[即l（t）≤p（t）或b（t）≤b（t+1）]时，第二人口红利对人均产出增长的有利作用可能克服人口因素的不利作用，只要cL（t）、G（t）/L（t）、X（t）/L（t）满足

人均产出仍可能增长。

由于cL（t）、G（t）的可控性强于l（t）与p（t），第一人口红利的作用是短期的或波动的，而第二人口红利的作用可以是长期的或持续的，并减缓第一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

（3）老龄人口的纳税贡献。养老储蓄是当期收入的延期化，转化为延期收入后，是即期征税，还是延期征税，取决于政治考虑。延期征税具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功能，一旦对养老金征税，老龄人口的经济贡献则十分明显。如果对企业为职工养老储蓄及投资收益实行免征所得税的政策（即E+E），待职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再征收所得税（即T），用历史成本法和复利现值法进行测算养老金税收红利。有研究证明：在对养老储蓄实行EET政策的15年后出现养老金的纳税能力，20年后养老金纳税额超过届时财政收入的1%，约占届时GDP的0.06%;25年后超过届时财政收入的3%，约占GDP的1.8%，这个值等于在中等出生率下，在2020年按照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50%，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的总额，即GDP的1.83%。

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现行《税法》中可以找到对福利免征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只要补充养老金税法条款即可以在提高退休职工养老金收入的基础上，培育养老金税收红利，减轻年轻人的税负。

（4）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德国和日本，居民消费的峰值点在退休初期出现（以旅游消费为主），持续到70岁左右才下降，因此青年人口的失业率最低。接近超级老龄社会的瑞典居民，到84岁之前还有一个消费能力的提升阶段（以医疗服务为主）。显然，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在支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以后的内需，由此推动就业和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家庭成员提供的养老服务共创造了3.75万亿美元（Houser&Gibsion,2008）；在欧洲老龄人口消费创造的产值约占GDP的20.1%～36.8%（Gianellietal,2010）。国家发改委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重要工作，国家商务部将“城乡扩大居民消费”确定为2012年首要工作。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正在被学术团队测算和估计，促进老年人口消费必须改善老龄人口的收入状况和资产结构，如果大多数老年人仅依靠公共财政转移的养老金生活，则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大于贡献。培育老龄人口红利，必须增加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收益和财产性收益，以提高老龄人口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这需要培育老龄人口的就业市场、养老金市场和老年房产市场，构建由“政府转移支付、老龄人口就业、养老资产利得”组成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

老年群体的需求正在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随着老年人口的只增不减和比重相对提高的现象出现，老年人口消费在整体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会变得越来越大，将逐渐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费能力不容小觑。从国际经验来看，法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占总消费的20%；美国65～75岁老年人家庭，其金融资产的平均数为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多；1980年日本的银发市场占消费市场的13%,2000年上升为24%（熊必俊，2009）。可见，在老年人口总数越来越多的老龄社会中，随着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增多，老龄产业和银发消费市场将成为保持和促进老龄社会繁荣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各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发达国家的主要措施和经验总结

在国际社会，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纷纷行动起来，促进各国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采取积极的措施。文献研究结果显示：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期间，GDP增速约为5%～10%；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后约为1%～5%;2014年，德国为1.5%、法国为0.67%，日本甚至出现负增长为-6.47%。虽然各国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不尽相同，但各国制订的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有如下共同之处。

1．按照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制定发展战略并倒计时的采取措施

在进入老龄社会时，必须完善养老金制度。做到全覆盖、保基本；为此，需要完善居民信息管理系统和养老金支付的公共服务系统。

在深度老龄社会时，需要调整养老金结构。公共养老金保基本、个人养老金激励就业和增加养老金充足性，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负担；为此，需要加强国民投资风险教育、培育养老金受托人和机构投资者、强化养老金市场的法治和治理。

在超级老龄社会时，一定要实现精细化管理。控制费率、延迟领取和实现长期精算平衡。例如，为控制养老金税费率，降低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有研究发现，对OECD的19个国家2010年的6个指标数据，共计133个观测值，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基于K-均值聚类结果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政策治理良好的国家，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老年赡养比、产业机构和服务业发达程度、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养老金领取年龄、养老金替代率、移民政策六个变量，建立了平衡养老金税费率和保障养老金计划正常运行的机制。

2．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措施

一是广泛开展人口教育和培育老龄社会文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2年国际老年人日致辞中指出：健康长寿是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是社会的经济负担。我们要确保老年人的福祉，争取他们有意义地参与社会，让所有人都能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中受益。

二是将人口和老年贫困纳入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欧盟委员会定期发布《人口老龄化预测（2010—2060）：公共预算预测》，分析了27个成员方的人口老龄化情况和与之匹配的发展战略。一方面，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就业人口总量减少；另一方面，2023年以后，劳动人口年龄上升到74岁，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报告》提出“双70”的行动计划：其一是将国民劳动年龄延长至70岁、将领取法定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延长至70岁；其二是实现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达到70%，特别要采取行动计划，帮助和提高55～70岁人群的就业参与率。由此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和提高消费能力。OECD定期发布《聚焦全球养老金市场报告》，以GDP衡量累积养老基金资产的市场价值是一个衡量养老基金动态规模的关键性指标，OECD成员国的养老基金资产占GDP的比例加权平均值从2012年的77.1%上升到84.2%；其中，荷兰最高值是GDP的166.3%。

三是实现家庭生育与国家人口规划联动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日本为例，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公共保健政策导致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所以日本直到1970年之后才进入老龄社会；此后日本政府转而奖励生育，以应对快速的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问题。

四是提高国民就业参与率以改善劳动力市场和增加经济活力。以德国为例，2006年启动“50+”行动计划，扶持他们从第一、二产业转入服务业，特别是“一小一老”的服务业，将50岁以上的大龄人员就业率提升至55%。此外，是鼓励和规范灵活用工，非全职就业占总就业的20%以上。

五是坚持三支柱制度结构和完善两个养老金账户，即公共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职业年金应当进入个人账户，激励国民就业。以美国为例，二元结构养老金效应十分明显。1935年，在应对经济危机中颁布《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法》（全球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向老遗残人群提供持续收入；1974年，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中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全球第一部员工养老福利保障法）；至今，美国二元结构养老金在不断完善，并促进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治理和国民财产分配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学和管理学家德鲁克甚至认为，一场养老金革命将引导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养老基金的方式占有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个人养老金有实际账户（DC）与名义账户（NDC）两类。实际账户即指对账户资金进行实际投资运营，养老基金持有人直接（个人管理）或者间接（受托人管理）承担投资风险和获得投资收益的制度安排。2013年，OECD机构投资者年累计资产总计92.6万亿美元，其中24.7万亿美元来自养老基金，5.1万亿美元来自公共养老储备基金，占总计资产的32.18%；养老基金资产占GDP比例加权平均值从2012年的77.1%上升到84.2%；其中荷兰到达最高值，为166.3%。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断言，静悄悄的养老金改革使美国工人拥有了大量资产，在实际上进入了社会主义。截至2013年，在16个OECD成员国中，养老金年均净投资收益为4.5%，其中美国最高为11.7%，丹麦最低为4.7%。也有少数国家尝试名义账户，将雇主缴费、个人缴费、税收减免和投资收益均作为权益计入个人账户，待退休后由计划发起人兑现。需要指出的是，名义账户制度需要依赖严格的法制和精算基础取得参保人的信任，还需要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和内部回报率作担保，缺少这些条件的名义账户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六是建立早减晚增的法定全额养老金领取激励机制。将退休时点的决定权交给国民自己，实现个人精算平衡。在法定领取全额国家基本养老金（DB）年龄为65岁的条件下，提前领取年龄为62～63岁，每年扣减养老金4.8%（芬兰）～7.2%（加拿大），延迟领取奖励额度为4.2%（奥地利）～12.0%（葡萄牙）。美国法定年龄为67岁，62～64岁提前领取全额老遗残保障金的扣减额度5.0%～6.7%，推迟领取的奖励额度为8%。个人账户养老金（DC）可以提前领取，一般不做扣减规定。通过这样的弹性政策和激励机制，引导人们自动增加工作、延迟退休和增加养老资产的积累。

七是基于综合治理机制控制社会保障税费水平。以养老金为例，研究OECD经合组织税费率水平和综合治理机制。统计数据显示，34个成员方的养老金平均税费率约为20%，只有意大利（33%,2012）和西班牙（28.3%,2012）。2012年，德国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为企业工资总额的19.6%。美国实行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金计划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计划，目前刚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社会保障工薪税率为工资总额的12.4%。此外，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巴西养老金税费率为31%，其余国家至少比中国低4%。从养老金雇主和雇员承担的水平来看，大多数国家的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50%，或者雇主略高于雇员。课题组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将选择的19个OECD国家进行分类（胡乃军、秦勤、于淼等，2014）, 从而筛选出典型国家进行案例研究。选择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保险，遵循“以支定收”原则进行筹资选择聚类指标，研究发现，养老金税费率的厘定需要参考如下重要因素，即生育与人口年龄结构及老年赡养比、养老金领取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产业结构、养老金替代率、移民人口政策。发达国家普遍基于上述6项指标构来建养老金税费率的平衡机制。

总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具有相关性，医养服务业的发展是银色经济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按照老龄社会发展会时间表倒计时的解决问题。培育人力资本和准备养老资产需要时间。通常，购买首住房需要15～20年，积累养老金和老年护理费需要20～30年。中国已接近深度老龄社会，确实存在未富先老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能再贻误时机。中国亟待按照老龄社会发展阶段和时间表，倒计时地解决遗留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问题。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仅有0.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1/10，即未富先老；在2016—2024年间，尽管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但必须完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福利制度的结构，避免未备而老；在2025—2034年间，尽管中国不能实现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但必须做到精细化管理，实现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低碳化，避免老龄危机；2035年以后，中国有一个持续几十年的高龄社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