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实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

关于现实集体行动的发生及发展机制，以往研究者虽然建立了丰富的理论，但仍未形成统一认识。本节将从微观、宏观和整合等不同层次对以往的重要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为现实集体行动整合模型的提出以及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由于篇幅有限，本节只对所涉理论做一简要的介绍，一些重要理论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有详细的论述。

一、理论梳理线索

自从集体行动受到各科学者和社会的关注以来，已经形成了许多关于其本质、发生和发展机制的理论和论述。曾有学者按照不同的线索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总结。

冯旭和汪永涛（2006）按照发端、发展壮大、成熟和定形等历史发展脉络对西方集体行动，特别是集群行为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发端阶段主要涉及黎朋、帕克和波普诺等对集群行为概念的界定，发展壮大阶段则包括了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相关阐释，成熟与定性阶段则主要涉及感染理论、本能理论、循环反应理论、紧急规范理论和价值累加理论等对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机制的初步尝试。

同样以时间为主要线索，刘能则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围绕“政治的维度”（the political）总结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现状的相关度。按照刘能的观点，所谓“政治的维度”是指“社会生活中，与制度选择、利益磋商和价值观表述等政治行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领域”，其研究范围包容了民族主义、革命、罢工浪潮和民主化进程等诸多政治现象。从19世纪50年代至今，欧洲和北美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经历了“古典崩溃理论”阶段（如欧洲群体心理学、芝加哥学派的集体行为取向、制度主义学派和相对剥夺理论等）, “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如多元认同感理论）和北美“主流理论”（包括资源动员取向和政治进程模型）与社会建构论阶段，以及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文化学派的新批评阶段。在众多理论范式中，对我国当前研究最有借鉴力的理论范式依次为：政治进程模型、古典理论、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和资源动员取向。

周晓虹则从相关概念和理论中所反映的各类非制度性集体行动发生与发展的理性或非理性本质进行了论述，其中，感染论、本能论、社会促进论、循环反应论、紧急规范论以及价值累加理论，因为其对集体行动参与者行动的无目的性和情绪性的共同特征的归纳而被归为非理性一列，而将体现了参与者行为的理性决策过程的控制转让理论等纳入到理性一列，并指出对于集体行动很难也不必要进行完全的理性与非理性判断，因为不同的行动形态和发展阶段会赋予集体行动不同的性质和表现。

冯建华和周林刚则结合不同学科视角以及时间线索从心理、理性、结构与文化的四个维度对集体行动诸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心理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提出的感染论、循环反应论、紧急规范论、相对剥夺论和价值累加理论等，这些理论大多影射了集体行动的反文化性和社会失范性，强调情绪和异常心理对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8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大众社会理论等对集体行动组织和社会网络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的重视，以及对参与者基于个人和组织利益、兴趣等的理性抉择的分析，使得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理性倾向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以结构为取向的政治过程理论则旨在从宏观社会结构探讨政治机会结构与集体行动间的关系，弥补了过去微观研究视角的局限性；随着欧洲研究的不断壮大和逐步渗入，20世纪90年代，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中的话语、符号性运动和情感也开始受到美国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者的重视，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论、框架分析论等探讨了集体行动中的共同信念、共同认知、归因模式以及集体认同等的产生过程。

综上所述，由于视角和线索的不同，上述有关集体行动发生、发展机制的几种主要理论梳理既有共性又各有侧重，为更好体现不同理论的研究取向和解释重点，为随后的理论整合工作打好基础，本研究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并遵循诸理论间所表现出的最显著差异特征，主要按照“微观—宏观”与“理性—非理性”分析取向和维度，对古往今来、国内外比较重要的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梳理和简要介绍，着重探讨各理论所重点关注的集体行动类型或集体行动某一发生、发展阶段。

二、微观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

该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在描述、解释集体行动时，主要立足于个体的微观心理层面，探讨了个体心理如何在环境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些理论根据其关于个体心理本质的假设又可细分为非理性维度和理性维度两个方面。

（一）非理性维度的集体行动理论

该维度下的理论主要包括西方学者提出的挫折—侵犯理论 、模仿理论 、辐合理论 、匿名理论 、感染理论（又称“群众理论”）、循环反应理论 、紧急规范理论 、价值累加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 、社会冲突论（又称“安全阀理论”）等有关集体行动的古典理论，以及台湾学者吕世明（1989）提出的“自立救济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社会结构或环境因素对个体心理产生的负面效果，将参与者看作是非理性的或将集体行动看作是反社会、反文化的。

譬如挫折—侵犯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就强调，由于社会环境或某一事件导致的个体或群体的受挫感 、相对剥夺感 等心理状态是引发集体行动，甚至是社会运动的潜在诱因。社会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曾指出：“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样，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侵犯行为。”虽然后续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即挫折并不总是导致实际的侵犯，但是挫折一般会引起侵犯性的情感，却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就使得某种集体行动受挫成为破坏性集体行动的可能前提。作为具体非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另一潜在普遍因素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RD），则是指人们通常会以他人作为参照而非客观标准来进行得失权衡，当自己没有获得自认为应得之物或待遇时就会导致剥夺感，如当实际情况的改善与自己不断增加的期望不成正比，或是现实情况即将如愿实现，却突然倒转方向，甚至自己近期所得也开始遭受剥夺等，都会成为人们参与某类集体行动的诱发因素。当参照对象上升为群体层面，感觉本群体处于一种弱势或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当群体成员认为所属群体的现状是不合理的或非正当的，群体间地位的差异是稳定的，所属的低地位群体很难升至高地位群体，群体改变现状的能力不足并且缺乏来自本群体在情感和物质等方面的支持时，就会产生群体相对剥夺感（Fraternal/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进而促使人们为了改善群体的现状而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 。

社会冲突理论 虽然也关注政策不公、权利分配不均等社会因素如何引发社会下层成员的不满情绪，但其普遍认为冲突是社会结构中的固定成分，不仅要看到冲突具有的负面功能，还应关注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正面功能。该理论更关注于如何预防和控制由冲突导致的集体行动，例如可以利用安全阀机制及时疏导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避免或克服冲突的负面影响。

台湾学者吕世明（1989）认为，当人民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社会正义不能伸张时，就会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如示威、街头抗议、封锁、强制性破坏活动等进行“自力救济”。虽然该理论对导致“自力救济”的社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如沟通表达意见的管道不够畅通，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法律未能适应社会的变化，经济问题带来的后果，争取政治资源的群众路线等。但“自立救济”概念本身强调了个体性、主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集体行动的消极性，因此仍把它归入到偏重个体微观心理层面的集体行动理论。

此外，模仿理论、匿名理论、感染理论、循环反应理论、紧急规范理论以及辐合理论等古典理论皆具有较为浓重的社会心理学色彩。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Tarde）在提出其著名的“模仿律”（the laws of imitation）时，就试图分析模仿和集体行动间的关系，这对随后的研究者有着重要影响，模仿论认为，当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时，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常常使人们表现出哭泣、吼叫、模仿等简单的初级行为。这时他们便会本能地彼此模仿，力求与在场的多数人的行为一致，从而导致了集体行动中的一致性现象。匿名理论则指出，当个体淹没在群体中，失去明显的个人标识，这种匿名状态就会导致或助长责任分散心理，降低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和自我约束力，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在集体行动的场景中做出平时不会做出的极端行为，甚至是越轨行为。

为进一步解释旁观者的参与和群体情绪和行为的产生，黎朋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集体行动是一种群体情绪“感染”的产物和结果，当个体聚合为群众时就会具有单个个体所没有的特征，如去个性化、感情作用大于理性作用和个人责任感的丧失等，从而使群众具有了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和神经质性的感染因素，群体情绪和行为通过社会传染“吸引并感染了许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来是超然的和无动于衷的观众和旁观者。开始时，人们可能仅仅是对那一行为好奇或有些兴趣，当他们获得那种激动的精神，也就对那一行为更加注意了，同时也就有更加介入进去的倾向”。布鲁纳等人提出的循环反应理论则对黎朋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延伸，循环反应理论认为，集群和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实质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作循环反应过程，包括了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集群中处于某一情绪唤醒水平的个体通过自己的言行感染和影响着其他个体，进而提高整个集群的唤醒水平，这种提升的整体唤醒水平又反过来刺激前者的唤醒水平达到新的高度，通过这种彼此的强化使得本处于理性和自我控制能力弱化的集群更容易陷入白热化的狂乱之中。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认为“感染论”未能充分揭示集体行动参与的内在机制，并提出了“紧急规范”理论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该理论认为，虽然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可能没有明确的群体规范，但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群体成员间的互动使得少数人可以为其他大多数成员确定新的行为标准，即新的“群体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同样会对在场者形成规范压力，迫使他们去仿效和遵从，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或进一步扩大。社会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提出的“辐合理论”则从另一视角解释群体和群体行为的一致性，他同意群体之中的个体不同于独处时的个体的观点，但他认为，这是因为群体行为的参与者在没有参加群体之前就已经具有相同的行为倾向或先社会驱动力，从而使得这些人更容易集合为一个“行动群”。

由此可见，受黎朋（1895）感染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强调群体心理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群体成员的个性埋藏于群体之中，并用本能、暗示、感染、从众等心理学概念来解释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形成条件和机制。从集体行动类型和发展过程的角度看，这些理论侧重于对流言、谣言等初级集群行为和时尚、灾后行为等大众行为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扩大过程进行阐释。

以上集体行动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美国学者斯梅尔赛（Smelser）（1962）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这一理论被誉为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半个世纪中“里程碑式的著作”，该理论认为集体行动的实质是人们对社会环境的反应，是人们受到威胁、紧张等压力时，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进行的集体努力，其过程犹如将铝矿石变成一架飞机，要经历开采矿石、冶炼、制作成型、装配零件、喷漆等阶段，每一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并在最终产品上加入自己的价值。集体行动的产生同样遵循一个确定的模式，通过每一阶段价值的累加，而形成最终的产品——集体行动的出现。可以把集体行动在发展的每一阶段理解为“追加价值”，其后才有最终产品，即集体行动的出现。该理论进而总结了导致集体行动，特别是集群行为的六个“必要且充分”条件：（1）结构性紧张，如经济萧条、自然灾害、贫困、种族歧视、冲突、不公平的待遇等使人们感到压抑、紧张的社会结构或背景；（2）环境条件，是指有利于产生集体行动的周围环境，如公园、广场、剧场、街道、体育场等公共场所；（3）诱发因素，集体行动并非“事出无端”，往往需要一个“导火索”来肯定人们早已存在的怀疑或不安，助长社会不满情绪，推动集体行动的发生；（4）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形成某种共同的集体信念；（5）行动动员，是指领头人物出现并鼓励他人采取行动；（6）社会控制机制，是指社会控制机制的软弱无力或失败，以致无法阻止这种行为。可见，该理论不但整合了诱发集体行动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同时也从整体上为我们勾勒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脉络，可以作为理论整合的主要参考框架。

（二）理性维度的集体行动理论

理性维度下的集体行动理论虽然也关注参与者的心理活动，但与非理性维度中的理论不同，它们并不重视不满、怨恨等情绪以及从众、暗示、感染等心理机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而是将群体成员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往往取决于其对可用资源和组织的考察，对参与“成本—收益”的算计等。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选择性激励（又称“搭便车”理论）、压迫性反应 、资源动员理论 、博弈理论 、博弈链理论 和控制转让理论 等。

最先打开集体行动的理性研究大门的是经济学家奥尔森（Olson）（1965），他在其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论断，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所追求的往往是某一公共物品，而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自己则可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冲突，按照这一逻辑得出的结论是，群体中的人数越多，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因此奥尔森指出，为克服“搭便车”困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策略，如“小组织策略”，即通过减少组织或社会网络成员的数量，来增强对个人行为的监督和激励；“组织结构策略”，该策略的核心就是通过将结构过大的组织进行分层管理，使得每个基层组织中的成员能够像“小组织”中的成员那样互相监督，也有助于将个人对集体的贡献与个人的收益相关联；“不平等策略”，就是组织内部在利益分配，个人权力和贡献等方面不能完全平均化，真正落实个人的贡献与其所获得的权力和荣誉成正比。这三个选择性激励策略实际都是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解决如何激励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的难题，因此更适合于解释具有一定组织结构和行动规范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机制。正如赵鼎新所总结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一经提出，就对社会运动等研究领域造成很大轰动，并成为当时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中正在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基础，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学者正好用作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的武器。”我国学者也尝试用该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并指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和“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

我国学者于建嵘在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够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诉求目标来看，农民都有减轻负担这一利益要求，但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并不具有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得到的社会评价并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甚至在社会评价上，都没有明显的激励机制”。因此他提出了“压迫性反应”理论以补充和修正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以探讨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原动力问题，该理论认为，“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后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于‘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体’外部的压力。”

同样受奥尔森理论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 ，是目前西方解释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的主流理论之一 ，该理论并不关心个体情绪因素以及导致“不满”的社会结构因素。在其看来，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等虽然是某些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可被视为是一个常量，其更关注于个人心理的“不满”如何通过资源动员过程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甚至是大规模的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该理论的支持者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集体行动的研究发现，集体行动的增加并非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或人们相对剥夺感的增加所致，而是取决于集体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即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经济人”，其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取决于对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和需付出的代价的权衡。但该理论研究内容较为琐碎，对其研究成果很难进行全面的总结，我国学者冯仕政（2003）曾系统归纳了资源动员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分析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的形态，如招新网络的建构、成员资格的确定、领袖的产生、行动的策略等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机制都是该方向的重点研究内容，并且资源动员理论对“资源”的理解非常宽泛，它既包括有形的金钱、资本和设施，也包括无形的领袖气质、组织技巧、合法性支持等。对各类资源的权衡都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参与动机和行为决策；二是分析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mobilization context），即探讨社会运动组织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和作用，该方向又可具体的分为两个方面，即“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和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前者强调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意向形态等会因为其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后者则主要关注“社会运动产业”（social movement industry）的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资源动员理论正是适应美国社会运动专业化转向的结果，并将资源动员和专业化作为其核心概念，资源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动员和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将之用于解释我国当前的集体行动时，就需要注意集体行动的类型和时空的特异性等问题。

有关集体行动的博弈 、博弈链理论 以及控制转让理论 ，则试图用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来解释集体行动，不但强调参与者决策的理性化，同时也强调博弈双发的互动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其中，博弈理论强调事件双方基于自身利益的互动决策是集体行动产生的重要机制，如在某些群体性事件中，国家与抗争者、国家与基层政权、基层政权干部与抗争者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较量就是一个博弈过程。阿克塞罗德（Axelrod）的研究则发现，博弈链的加长会显著提高博弈双方合作的机会，即当人知道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决策仅仅是其与相关团体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环时，更容易激发个体的参与行为而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但当参加博弈的人数超过一定规模后，由于人们之间直接监督力度的明显降低，此时博弈链的加长则不会对个体间的合作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说，博弈理论只能解释小规模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与“搭便车”理论互为补充。

科尔曼提出的控制转让理论则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控制着自己的行动，但在集体行动中，参与者经过理性的权衡认为，保持自主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超过所获利益时，便将自己行动的部分控制权转让给了他人，从而促发了集体行动的产生和进一步扩大。科尔曼还用矩阵的形式来对时尚等集体行动进行分析：时尚的流行和蔓延就涉及始作俑者、追随者、大众传媒和扩散者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控制转让，如追随者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权转让给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则将控制转让给各种大众媒介以使自己的收益高于追随者，而作为社会时尚普及过程中的放大器的扩散者则是把对自身行动的控制转让给始作俑者，同时又接受追随者的转让，正如科尔曼所说，“他们把控制转让给导向者即始作俑者，使时髦行为具备了通过他们得以传播的条件。与此同时，其他人又把控制转让给他们。因此，一旦扩散者采取时髦行为，此种行为便被传播开来。如果系统内部存在大量扩散者，任何新的行动都可以通过转让控制的结构得以传播。”

综上所述，理性维度下的集体行动理论更关注于那些具有一定组织或结构，行动目标较为明确的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心理活动和内在机制。

三、宏观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

该取向的理论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论述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集群行为、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麦克亚当（McAdam）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和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s）。

所谓政治过程，实际上就是指政治机遇结构、自有组织资源和认知解放三个要素。麦克亚当认为，集体行动以及社会运动是在这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曾被很多学者和理论所论述过的“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指的是作为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肇端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结构等宏观背景，这种背景（如社会变迁）往往为行动动员提供了机会。麦克亚当就曾指出，美国南方棉花市场的衰退、黑人向北部城市的迁移和集中、黑人投票权的扩张，以及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等都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结构性条件。而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作为集体行动从潜在可能变为现实的必经阶段，主要是指参与者在认识和思想上的转变或觉悟，经过认知解放，人们才会意识到原来看似合理、合法的事情或规则其实并不合理、合法，原来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现在也可以实现，从而提升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政治过程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社会，但对于解释中国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有学者就曾指出政治进程模型比较适合对本土社区和底层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抗进行描述和解释，也是与当代中国各类研究现场相关度最高的理论，这也说明将其与其他理论进行整合不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20世纪60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新浪潮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研究范式，则主要关注于这些社会运动区别于旧有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以及潜在的社会结构基础。在此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是以工人运动或劳工运动为主要形式，行动的受益者往往只限于特定的群体，而新社会运动则以社会弱势群体或“新中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并本着一种普救观或反现代主义价值观，力图通过游行、请愿、静坐等非制度性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形式，来建立一种整个社会或人类都能受益的全新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等。而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的结构转型：一方面，产业结构、政治和社会领域，以及国际格局等社会派系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衰落，迅速崛起的新白领阶层或新中产阶级开始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而传统的劳资冲突也被普通大众与技术官僚之间的对立所取代，加之“全球化治理”下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促使新时期的社会运动在价值诉求和行动目标等方面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变化也被认为是新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如“后物质主义”逐渐渗透，促使人们开始追求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新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福利国家政策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激发出人们对地位性物品的新追求，从而导致福利国家无力解决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政治和市场长久以来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忠诚，寻求被忽视的需要就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

综上所述，虽然政治过程理论和新社会运动理论中也涉及认知和价值观等微观因素，但其核心仍是探讨宏观社会结构对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的影响。

四、整合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

与前两种取向的理论不同，整合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既不单纯关注于引发集体行动的宏观背景和微观的心理过程，也不仅仅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功利主义的、自我利益中心的理性行动者，而是强调集体行动中体现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强调情感、认知等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并试图以此对以往的理论进行整合。

初次尝试对集体行动诸多理论进行整合的社会建构论就普遍认为行动者是社会性地嵌入于集体认同感之中，是扎根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且能够结合自身的社会地位等文化材料来建构意义，以解释与他人共同面对的怨恨、资源和机遇，从而在共享命运感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性努力。而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集体行动发生的背景和群体成员的认同感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不断被建构的。这种面对面的微观建构可以“改造处于霸权地位的意义和群体忠诚感的进程”，可以“在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大型社区结构或组织网络之间辨析出组织上的联系”，并作为“重建文化意义和集体忠诚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力机制”。因此可将集体认同感看作是连接个体、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和文化体系的社会建构物，它起源于对现存的结构不平等的认知。社会建构主义的这些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传统的和新的社会认同理论的具体阐释中。

（一）社会认同与自我分类理论

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包括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者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出于维持自尊的动机，当个体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例如个体主观认为目前的群际关系不合理），个体就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弱势群体就可能采取游行示威、政治游说，甚至革命和战争等竞争性策略与优势群体进行直接的对抗。优势群体也会采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压制，以维护其优越地位，这就可能引发激烈的群体间冲突。另一方面，有关社会认同的行为和表现又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个体的社会认同，同时也能动员其他成员采取特定的行动。也就是说，人们采取较为一致的群体行动，往往是处于显著地位的社会认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利他动机或亲社会性动机的结果。

如果说社会认同理论关注的是“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那么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则关注于“在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individual），即从社会认知的角度阐释个体主动将群体心理化后，集体现象与个体的社会认知和行为的联结过程。而自我分类的认知过程、动机过程和结果则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首先，自我分类理论将个体的自我概念看成是有关个体自我的一组认知表征，以不同抽象程度的自我分类系统存在。而在众多的自我分类中，某一水平的某一具体的自我分类能够突显则取决于特定情景与类别的拟合性（fit）以及某一类别的相对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间的交互作用。所谓拟合性是指现实环境与某一类别的社会刻板性规则或标准的符合程度。所谓相对可获得性则是指“一个具有某种特征的刺激输入根据一个类别被编码或者被认同的准备状态”。而这一认知过程的核心就是去人格化，即“人们在认知上根据原型来表征群体，并同时获取群体内的相似性、结构关系以及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原型所规定的作为群体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并非是失去控制能力的非理性行动者，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认同的水平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的“理性”行动者。其次，传承于社会认同的观点，自我分类理论同样将自我提升和减少不确定性作为自我分类的基本动机，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个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如集体行动）来维护其所属群体的地位和威信，或是在自我概念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遵从于高度一致化的群体，从而为自己的行为确定规范。此外，在这样的认识过程和动机的共同作用下，按照相同群体分类规则而进行自我分类的不同个体，会通过“扭曲化”的群体比较过程来放大群体间的差异和群体内的相似性，从而形成并巩固心理群体，从此循环反复就成为某些群体冲突和集体行动的潜在诱因。

虽然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是集群行为解释理论的重要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将社会认同作为一种先定性的结构或决定因素，也就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集群行为的影响，没有说明社会认同是如何建构的，这就可能将冲突归结为特定群体的本质特征。其次，缺乏对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发展以及个体心理变化过程的完整解释，这就可能导致只有在忽视或排除社会和心理变化的前提下，才能用社会认同来解释集群行为的社会决定机制。最后，该理论虽然通过强调集体意识形态和群体内的动力过程而将社会层面囊括进来，但却很少关注群际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对集群行为的发展和个体心理变化的影响。

为克服这些局限，一些学者对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精细和完善，以期对集群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机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

近来新提出的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 ESIM），也同样尝试对集体行动的微观过程和宏观过程进行整合，其关注点集中于群体间的互动对群体成员社会认同以及集体行动的影响上。其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于理解、预防和干预集体行动，特别是更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集群行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理论内涵

为从动态的角度深入分析群际互动对个体的社会认同和集群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Reicher（1997）指出需要对传统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观点进行再理解和发展：首先，不应只从静态的角度将社会认同看成是一系列属性或特征的集合，而是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将社会认同与行为联系起来，根据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来分析认同过程和相应的行为变化。其次，不再将集群行为所处的“情境”看成是外在于认同和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应该将之看作在群际互动中不断被建构和发展。最后，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对认同、意图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论述较少，似乎暗示了认同过程会自动产生意图，但从群体互动的角度看，这一连续纽带很容易被打破，行动可能是有意图的，但是在不同群体对所处背景的理解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一个群体的意图并不是总能实现的，其行为经常会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和假设，ESIM的研究者重点考察了球迷骚乱事件和抗议示威活动中所爆发的群际冲突，以球迷或示威者为主的内群体和以警察为代表的外群体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和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历程。Drury和Reicher（2000）根据这些实证研究资料，总结了ESIM对集群行为中社会认同改变和群际动力过程的基本观点。首先，群体成员是根据其社会认同来采取行动的，特定的社会认同包含了对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自己所处的地位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规范的理解。其次，对社会关系和地位的主观感受的变化会导致社会认同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体认可的行为规范或实际采取的行动的变化（例如，以前认为不合理的行为现在认为是合理的）。集群行为可以看成是不同群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当参与相关事件的群体内成员看待自己的方式，与某一外群体成员（如警察）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致，且这一外群体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采取行动而不顾及群体内成员的抵制，这一行动进而改变了两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内成员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理解，这种交互作用的不断进行就可能导致集群行为的发展和泛化，甚至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ESIM的研究者通过对现实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研究发现，总结了一个一般性模式 ，这是ESIM理论假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对其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和说明。该模式可表述为：因某事件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众最初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适当的，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当维护和行使，同时也反对那些主张暴力或蓄意挑衅的少数人，认为自己和警察等掌握权力的外群体之间至少是中立的关系。但是警察却没有对整个群众进行区分，而是将其看成是具有潜在威胁的一个整体，并采取一致性的限制或控制措施（这可能是由于平时的训练、刻板印象或恐惧心理等原因造成），这就导致了群体成员的自我分类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基于他们面临的共同命运，大部分群体成员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类别，从而使最初异质性的群体开始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群体。此外，因为这种命运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对其来说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适当的压迫，这就使对警察的抵制和对抗变成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必要的自我防御手段。这即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那些少数“煽动”分子的影响力（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被授予了权力并成为新群体的“原型”）。至此，群体成员因为警察的行动而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包括数百人或数千人的群体，而不再是最初只有几十人或更少人的小群体，这就可能导致自我“赋权”现象，即这种群体规模和对相互支持的感受使人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和权力去抵制警察。通过这个过程，过去避免暴力的人，现在也可能会卷入到冲突中来。需要注意的是，警察的行动成了群际冲突升级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同时也导致其“自我预言的实现”。

2．研究方法

ESIM研究者的传统研究方法一般是采用民族志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这主要是因为该理论模型重在探讨集群行为中的群际动力过程以及人们主观上的社会认同变化，而民族志对资料收集的灵活性以及质性的分析方法，相比实验法和量化分析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就具体的研究过程而言，ESIM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来收集资料。参与观察有助获得即时、广泛和自然情景中的资料，并能灵活地应对不可预料事件的发生。而半结构化的访谈更有助于研究者形成或验证最初的理论假设。

就分析方法而言，ESIM研究者主要采取两个阶段的分析步骤 。首先，采用三角分析法（a triangulated account of the event）对事件进行重构，即利用从参与者群体、警察群体和媒体等多方面获得的资料对事件进行描述。被用于描述事件的资料应该是多方资料中较为一致的内容（如参与者的陈述与警察或媒体的陈述或提供的资料相一致），或者一方提供的资料与获得的照片、录音或视频资料相一致。当只有参与者的资料时，则使用最能体现参与者陈述和解释一致性的资料，对有分歧的解释，则额外进行说明。这种多角度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式，有助于对事件进行全面理解，并允许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进行资料的信效度比较和检验。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种方式对事件进行解释，本质上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即使使用了多方一致的资料，也只能体现各方参与者主观理解上的“真实”或是主观上的共同倾向；但另一方面，参与者对事件和对自己的主观认识和解释也正是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为其后的分析提供了指导。

其次，通过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来挖掘文本材料中可以作为解释性的主题或意识形态上的特征，从而分析出事件或人们主观认同的发展和变化模式。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能够将草根理论中完全“从下至上”的分析方法，与内容分析中完全“从上到下”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分析者试图获得他所研究的概念和分类，因此不应对材料赋予任何意义。同时，分析者在处理文本材料时也在头脑中思考着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研究问题以及分析者最早识别出的主题是分析者随后建构理论的基础。

3．典型研究案例

如前所述，ESIM研究者非常注重对现实事件的研究，除吸收传统的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观点外，其理论多是在实证研究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的。

在较早的研究阶段，Reicher（1996）通过对一次学生示威中爆发的学生和警察之间冲突的分析，试图将社会认同的方法扩展到集群行为的研究中，并指出虽然社会认同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此类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却忽视了群际间的互动和人们主观上社会分类的建构以及再建构的具体过程。在重点分析学生是如何卷入冲突之中，以及冲突是如何扩散的基础之上，Reicher总结了ESIM有关群体冲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基本假设。

Reicher和Stott在1998年进行的对球迷骚乱事件和“人头税骚乱”的研究中，则试图通过分析参与者和警察两方面的资料来强调集群行为发生的背景，特别是警察对群众的看法和干预措施（在这两个事件中，警察都将所有的群众成员看成是具有潜在威胁的整体，并对其采取不加区分的处置策略）对冲突爆发或升级的重要影响。

为扩展原有理论，Drury和Reicher（2000）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一次环保抗议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发现当警察对示威者的看法与示威者对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时，并且警察有权力和意图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待示威者时，由此引发的群际互动会导致示威者社会认同的变化。例如，人们采取了过去未曾使用，甚至是明确拒绝的自我概念，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即时的行为表现，也可能使个体对自己、警察和整个社会的信念和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Stott等人（2001）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参加1998年世界杯的苏格兰球迷和英格兰球迷的资料，并用ESIM来解释通常采取和平策略的球迷为何加入或不加入群际冲突之中。该研究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用ESIM探索群际冲突不发生或自行消失的情况，当警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看待和对待某一群体成员时，不但能促进其遵从相应的规则，而且也能增强其“自律”能力（self-policing）以抵制少数分子的煽动行为，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警察等外群体的看法和干预如何通过群体内成员的社会认同而对群体冲突产生影响。

Stott等人在2007年所做的研究则进一步说明了警察“低姿态”的管治方式可能通过创造和谐的群际关系以及维持群体内成员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通过群体内部对少数煽动分子的“撤权”以及对多数主张和平策略的人的“授权”而提高群体的“自律”能力，从而产生较低的骚乱水平。这种“合理”的关系和氛围甚至会使那些具有不良名声或最初给他人和自己界定为“暴力”分子的人放弃消极的社会认同和对抗性行为。此外，这种“低姿态”的管治方式还可能改变人们对某些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和不良的互动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长期效应。这对于改进公共治安管理方法，以及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特征和局限

（1）理论特征。ESIM紧紧根植于社会认同的研究传统，在吸收了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有关集群行为产生原因的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动力过程做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和阐释。

ESIM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不再将社会情境和社会认同作为外在于个人感知和行为的先定因素，而是认为情境、认同或类别以及个体行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也是不断变化的。ESIM重点分析了群际关系作为行为的背景，如何影响群体内成员的社会认同或自我分类，进而影响其对不同行为合理性的感知，而这种对合理性的感知又如何通过群内或群际的权力变化以及社会影响间的交互作用，来对集群行为的走向产生影响。此外，该模型还认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历经的心理或认同变化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它建构了个体接触新环境的方法或渠道，重建了个体对自己和所处社会环境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可能体现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机制。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并没有将气质和人格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如小规范的暴力事件中，人格因素的作用可能相对更大），而是为解决和整合过去那些看似矛盾的解释而引进背景变量，并从动态的角度探讨群体规范如何既是一个背景变量，同时也是社会行为的结果变量。此外，该模型也涉及了少数人的影响和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学传统研究领域，并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和整合。

（2）理论局限。虽然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式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给集体行动的研究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其在方法和内容上仍存在着一些局限或是可供改进的空间。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虽然ESIM研究者强调动态地、多角度的分析问题，但是由于现实环境的局限，以往研究多采取事后分析的横断研究，获得的资料也多来自单一方面。因此，有学者建议以后最好能采取即时的和纵向的研究，并尽可能地从不同方面收集资料。此外，ESIM研究者常使用的自然观察法，只能使不同群体在近似的情境下进行比较，无法考察历史背景和即时的情境背景对其行为的影响机制，因此也需要实验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或验证。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ESIM和其他集群行为理论大多关注现实环境下的集群行为，随着互联网络影响的日益扩大，网络集群行为开始受到学者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很多学者指出虚拟社区作为人们在网络空间里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归属感的联合体，其所形成的群体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在心理或精神上的认同，而人们的观念和在网络上的行为也同样会受到信息环境、交往对象、权力结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征，并与现实生活发生相互作用。这就暗示了可以将ESIM扩展到对网络集群行为的解释中去，这可能既有助于理解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同时也可能会对认识人类行为，特别是集群行为的本质有新的启发。

综上所述，微观和宏观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从不同角度讨论集体行动的发生条件和发展过程，解决的是“how”的问题。而整合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则重在探讨集体行动发生的内在机制，解决的是“why”的问题，如社会认同理论就将社会认同看作是联结社会背景、心理过程以及行为结果的中介机制，试图以此将与集体行动有关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进行整合。

五、其他学科中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

集体行动除了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中被广泛讨论外，还受到传播学以及新兴的非线性科学的重视，这些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对集体行动进行了探讨。

传播学中的信息传播论认为，在社会突发事变或面临某种危机状态时，很容易产生流言和谣言，正是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引导了共同信念和共同情绪的产生，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新的传播工具和媒介的应用（如网络）也对信息、观念的传播、群体的发展和行动有重要影响。

此外，作为一门旨在探索复杂性的新兴交叉学科——非线性科学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它在促使其他学科重新考虑自身的目标、方法、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同时，也在哲学论和方法论上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冲击。在非线性科学看来，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从演化的、开放的、复杂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才最有可能揭示其真实面貌，并且在非线性系统中存在一种并非由外界随机因素所驱动而是系统自身所固有的随机行为，因此只能用概率的方法而非简单决定或线性的方法才能准确描述复杂系统未来的运动轨迹。而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意识的、有创造性的和能动性的人，人的心理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因此单纯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和决定论思想基础上的确定性研究范式并不能揭示出复杂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本质规律。

对此，非线性科学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非线性现象的三种普适性类型：混沌（chaos）、孤立子（solition）、分形（fractal），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混沌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分形理论和吸引子理论等理论分支。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同样对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例如，混沌理论主要研究非线性系统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和行为特征，并认为心理系统就是一种混沌吸引子，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和刺激物在进入混沌吸引子之后便会发生信息的重组，即信息的自创性，从而产生新的系统。分形几何则主要研究吸引子在空间上的结构，并指出人类复杂的心理要素可以分属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等级和不同的隶属关系，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心理运动的相空间。这些要素在这些相空间的运动基本是随机性的、涨落式的非线性运动。“像混沌系统一样，心理运动是一个涨落的过程。一个小小的因素可能会呈指数倍地放大。一个人的心理可能会泛化而影响很多人，某个人的情绪状态也可能会感染很多人。这就是心理传播中的强化效应，即某种思想或价值取向被吸收、融进特定的心理系统中，并经过创造，然后输出，影响更多的人，这个过程类似混沌理论。”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Haken）等人的研究就为我们探讨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演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有价值的工具，其曾用协同学的语言来解释革命过程：社会变迁、经济形势改变、内部政治压力剧增等造成社会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改变现状的意见就会出现并蔓延开来，并且可能存在多个意见竞争的局面，而人们该朝哪个方向走，事态将如何发展都是不可预测的。此时，一次小的涨落（如诱发事件或少数前驱者或积极革命家的行动，这种小的涨落在系统平衡时可能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就可能使某一舆论或态度成为主流（序参数），而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染、信息媒介的传播、甚至是当局政府的不恰当干预都会起到放大或加强主流舆论（序参数）的作用，从而使其支配大多数人的意识，促使人们采取一致的行动。

此外，哈肯还指出结合高质量的测量工具、概率论和非线性科学的数学模型是有可能对革命进行预测的。近来的研究者就试图以复杂系统的思想为指导，以基于对象的建模方法（agent-based modeling, ABM）作为整合微观的个人行动、个体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宏观的整体模式的工具来探讨群体冲突等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中的基本理论机制。ABM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个体的主体性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复杂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因素，将参与对象看成是具有主动行为的、“活”的个体，是一种具有信念、能力、选择、承诺等功能的实体，能够通过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规则而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和事件做出自主的、连续性的反应，体现了主体的主动性、适应性以及系统的演化和发展等非线性科学的基本理念。由此克服了传统线性建模方法缺乏对“活”的系统成员的描述和研究，无法描述和深入研究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系统演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和规律，并且很难揭示微观现象和宏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局限，从而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丰富和补充了以个体和群体互动为核心的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综上所述，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理论大多只是在研究取向或对集体行动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论述重点上有所不同，其实并无实质矛盾。因此可以尝试对其进行整合，以对集体行动的不同类别和不同阶段的发生发展机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随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