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不合时宜”，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辩诬史”。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申辩书”。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丁玲”，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不是”，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是”。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客观”地描述这个“结构”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20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止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20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丁玲的逻辑”。1941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光彩照人”“个性十足”，不喜欢者谓之“艺术气质浓厚”“不成熟”“明星意识”，批判者谓之“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个人主义”……所谓“丁玲的逻辑”，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依然故我”。

如何理解这种“丁玲的逻辑”，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