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人们记住的，是那个在20—30年代上海文坛“挂头牌”的先锋女作家丁玲。在“民国范儿”风靡一时的今天，《良友》杂志上排在“十大新女性”之首的年轻丁玲，成为那个被美化的时髦时代的象征。人们又或者愿意记住的，是那个延安时期的“明星作家”丁玲，一身戎装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由“昨日文小姐”而为“今日武将军”，满足了无数人的传奇想象。而丁玲最辉煌的时期，是她50年代初担当新中国文艺机构重要官员的时候。亲历者这样描述见到丁玲的场面：“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境，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丁宁）

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可怜无女耀高丘”，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1943年，是丁玲一生中“最难挨的一年”。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抢救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那“可怕的两个月”对她是“恶梦似的日子”，“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丁玲日记》）。虽然不久“特务”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历史的污点”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污点”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1984年拿到“恢复名誉”通知的丁玲感慨：“40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1958年后，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 ‘同志’了。你该怎么想？”54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12年。在脸上刻着“右派”金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虽有“风雪”，却还是“人间”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文革”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墨汁的“老不死”，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新时期”的“丁玲的逻辑”。

1979年，丁玲回到离开了21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期，是张贤亮从“灵”到“肉”地书写“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时期，是曾经的“右派”书写“伤痕”“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新时期”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30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使得曾经的“右派”丁玲，在“反思革命”的“新时期”，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左派”。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受难史”，在压迫/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醒悟史”，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求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可是留下来的，都是“思痛录”，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2014年热映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在访谈中称丁玲是“浓缩了百年中国意识形态的活化石”。在这部萧红传记电影中，丁玲也是怀旧目光中光彩照人的民国文人群中的一个。但那是革命的“风暴”未来之前的“黄金时代”。萧红和丁玲，同为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女作家，在30年代战火中，她们对延安政权一去一留的不同选择，实在意味深长。《黄金时代》的宣传纪录片取名“她认出了风暴”，似乎萧红有历史的先见之明：她预先认出了“风暴”而选择避开，在南方战乱中的小岛寂寞地留下了传世之作。而丁玲则始终“飞蛾扑火”，在“风暴”的最中心燃烧自己，然后历经炼狱而成“活化石”。这是故事的第三种讲法了，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异化史”。

丁玲与革命不弃不离的这种紧密关系，也有深思者尝试别样的故事讲法。李陀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力图说明丁玲的“不简单”。他质疑那种“受难史”叙述，认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话语并非“仅仅靠政治压力”就可能，而是因为革命话语本身是“一种和西方现代性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因为这一话语解答现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才使得像丁玲这样的无数知识分子被感召，“心甘情愿”地进入“毛话语体制”，并参与具体实践。因此，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之间，并非分离乃至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的历史关系：“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经历“新时期”的话语转型之后，指认毛话语的历史失误和压迫性，成为一种新常识。这是“受难史” “醒悟史”以及“认出风暴”的叙述成为可能的历史前提。但是，如果遗忘了知识分子与革命曾经的共生关系，遗忘了“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 ‘参加革命’的经历……”，那就遗忘了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忆事实上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焦点问题。它们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在压迫/反抗的后见之明中轻易地遗弃。关键是，如果把知识分子与革命视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事物，那就失去了进入复杂纠缠的历史深处的契机，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金蝉脱壳之术。

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确实是“不简单”的。与其说她是一个“活化石”，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