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

本文旨在再现一段1930年代初国民党囚禁丁玲的历史。丁玲的被捕成了国民党镇压上海左翼人士，即“白色恐怖”的转折点。中美许多学者都已谈到了丁玲被捕以及这段白色恐怖的历史。这些研究指出，丁玲的被捕引发了中国左翼人士的抗议和愤怒，也打破了中国公众的沉默。丁玲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她的被捕也因此在作家和普通民众中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大家认为她是国民党全面控制下的一个牺牲品，丁玲也因此成为左翼人士反对政治迫害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中的政治标杆。同时，丁玲与包括茅盾和鲁迅在内的知名作家的个人交往，也使得她的被捕在左翼知识人对抗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丁玲的被捕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舆论在30年代中期上海所涌现的左翼政治与文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上的这个叙述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历史研究者所熟知。而我想提供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叙述：我将丁玲的被捕看做是一个全球或“跨国”事件，它所具有的深刻国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下文我会证明，丁玲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它还波及到了包括苏联、西欧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当时的美国记者及小说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丁玲的近况尤其引起了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关心。我认为丁玲的被捕是一个国内事件也是一个国际事件；国内和国际层面间展开了重要的对话，它们互为支持。美国的左翼知识知识分子对上海的左翼联盟感到震惊并为之感动，他们也全情投入了为争取丁玲释放所展开的抗争。就这样，丁玲事件变成了一个超越文化边界的国际“诉讼案”。

本文希望通过丁玲的例子探讨30年代“跨太平洋”文化战线（“trans-Pacific”Cultural Front）这个想法。丁玲的被捕激发了中国与美国左翼作家间的一系列合作，他们致力于在30年代初中国实现“言论自由”，“民权”和“民主”。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段中美文化敌对之前的历史。在冷战开始前、在“民主美国”与“共产中国”的对立开始前，曾有那么一段短暂的友好交往。美国和中国的左翼知识人放宽了“民主”的边界，他们看到了能在他们各自文化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实现“人类平等”这一共同目标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换思想的中美文学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中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这些合作促生了对“民主”这一政治文化概念的跨国反思。尽管我们今天常常将“民主”看作是一种西方的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都要吸收和学习这一西方范畴，当时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却大胆地尝试在跨文化交流中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民主”并不一定非是一个从西方引介到东方的“西方概念”。简而言之，30年代初期见证了中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从未有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丁玲事件为此做出了最好的诠证。

同时，本文还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尝试，即用文学与历史的“跨国”视角来叙述丁玲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历史。这就意味着我要使用英语和中文的材料、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档案，并且要将它们重新组合。尽管，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中国作家居住在中国，为了描述这段历史我所参阅的大部分档案却都在美国。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方法论方面，有些看起来是地方的或者中国的事件其实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对一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例如纽约或者华盛顿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中国以外的档案中努力寻找历史的踪迹我们才能重新发现许多中国历史文化事件的全球重要性。因此，在我叙述这段历史的同时，我也想仔细地描述我所寻访过的各种档案材料（大部分在美国）。这样一来，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知道它们的存在，并在他们未来的研究中更好地使用这些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