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和设计作为战略认知过程

为了揭示设计师和科学家共有的程序步骤，我们研究他们活动的三个方面：方法论过程、数据处理，以及影响他们选择的多元价值/规范。

1．方法论过程

设计简介往往会产生大量不同的潜在设计选项，每一个选项最初只是具有某种陌生的优点，其评价需要开放式的调查研究。然而，整个过程要求及时可行的设计响应，但又处于时间和其他资源都有限的世界。面对这种情况，设计师必须作出许多战略选择，将设计任务向前推进，例如，是强调传统还是强调新奇感，何时再议设计简介，以及准备做出什么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必然是规范/价值诉求。因此，我们也看到，设计活动充满了规范/价值观诉求。这些规范/价值包括由顾客和文化强加的规范/价值，以及由理性——也就是说，对性能改善的合理追求——强加的规范/价值。

同样，科学家也积极地战略性地追求呈现为宝贵知识形式的价值。为了说明这种追求与设计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妨看看当一个数据集有多种潜在的理论解释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不清楚是什么造成了普通感冒，是细菌还是病毒，是真菌还是霉菌，还是一种心身条件呢？研究其中的任何选项都不容易，而且都需要资源。由于研究资源有限，因此对全部选项进行研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选择研究其中的一些可能性。因此，就和设计一样，问题变成了哪些可能性在研究上是实际可及的，而且目前最有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有价值的结果。

在每一个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对所选选项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参见探索性设计草图），分析其资源需求和风险，详细阐述其最初并不明朗的优点——按照所实现的价值进行评价——供大家参考。在此过程中，最初笼统的问题形成了较具体的版本，其中一些（如心身选项）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解决方案需要满足的标准可能都需要进行重大修改。在这样的讨论之后，其中若干选项被选择在不同的实验室研究以及跨实验室协同研究。研究结果被用来对研究选项进行重新评估，而且在可以取得研究资源的情况下，重复整个研究过程，直到出现有足够价值的解释为止。设计和科学的核心认知过程之间的差异在此消失了，尚存的差异只是细节和程度问题，而不是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只要科学家开展深入的或革命性的研究，例如，从牛顿理论进入相对论或量子领域，核心过程的这种共性就变得更加清楚了。最初反常离散的一组数据最终导致了量子论。面对这样的数据，科学家首先尝试了各种理解数据的准牛顿方法——甚至到了为维持一般的牛顿概念而放弃能量守恒的地步——最后才接受了标准量子理论。为借用西蒙对设计中的这种情形的处理方法，科学家设想了一种结构，看其是否能够对原先的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从而理顺了界定不清、结构紊乱的情形。此外，这种情形不仅需要探究可选选项，而且需要契合的方法。例如，量子论揭示了经典机械测量中小小的系统错误，而数百年来大家都以为这种测量方法简单易懂，是零差错的。因此，与设计一样，科学家必须探索以“问题-解决方案-方法”三位一体为选项。

2．数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最敏感的问题，即在认知过程（处理经验数据或事实的方法）方面，科学与设计是否存在相似之处。一般认为，科学把这些事实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并运用这些事实来改变理论，而设计则是改变事实以满足固定的规范/价值。例如，伊克尔斯（Eekels）和罗曾伯格（Roozenburg）提出了如下观点：

在研究周期中，问题是，现有知识……与实验事实不啮合或不充分啮合。然而，事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科学过程（研究）的目标是改变或扩展[现有知识]，以使它们与事实再次啮合……[而对于设计周期，如果]……事实与我们的价值偏好不啮合……就像在第一例中我们的价值偏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这种差异导致以改变事实为目标。

然而，我们再次看到，事实的稳固性源于有缺陷的经验主义假设，即我们具有无差错的观测数据，而且这些观测数据是科学的必备基础。事实上，这样的观测数据既不存在，也没有必要。科学认为所有观测数据都易于出错，就像理论和方法一样，观测数据都应经过详尽的研究，看看有没有尚未发现的失误和不足，并对观测数据做相应的修改或补充。例如，因失真（如散光）、注意偏向和疲劳等因素，天文学家及其他人员可能必须重新校准以纠正他们的观测数据；我们已经注意到量子论纠正了经典测量理论。此外，在典型的实验中，仪器所提供的信息都要经过很多转换，以“清除”其中的偏差和随机误差，至此实验结果才被认为是数据，而且我们总是可以反思这些理论引导的过程。是应该重新评估数据还是拒绝理论，这或许并不总是很清楚，而且决定如何研究这些选项本身就是科学方法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这种情况既不是循环论证，也不是回避问题）。如果把这样的决策放在一起，就消除了伊克尔斯和罗曾伯格论证中的关键性经验主义预设，他们论证的不成功之处就是其中的预设。虽然科学家和设计师追求的是不同的规范，但是他们的选择，包括在数据的使用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就像所有有限存在的动物一样，我们生来就很无知——不单是不真正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而且不了解需要什么才能深刻认识它，甚至不了解该用什么概念来描述它，不了解该用什么方法来发现它。即使我们在生活中努力使用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我们自己努力不懈地去发明和检验。不过，它们已经被我们发明了——这在过去四百年的科学历程中是最为成功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科学发展史视为知识获取体制及其理论、实验和技术产品的集体性设计。总之，就像追求其他任何规范一样，我们必须主动追求真理（就像设计师主动追求顾客规范一样），并且运用所有同类的深度学习方法去追求真理。与劳森的观点相反，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事物应该是怎样的。

3．多元价值

科学的目标是有价值的知识，这一目标将许多方面呈现为需要追求的价值，类似于设计中对顾客价值的追求。意识到这些，科学与设计的对比就完成了。虽然真理似乎是一种统一的规范，但是对于有限存在的、易犯错误的动物而言，真理本身是不可及的，必须通过表现知识有价值一面的多种不同的替代物去追求。这些真理替代物提供了引导研究策略的规范，堪比引导设计的顾客规范。

这一思想在波普尔当初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中就已经存在了——即源于数据（无论什么形式的数据）的经验主义归纳只在相对于目前推定知悉的短期内将真理的安全性最大化，放弃了像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运动观的批判一样，通过挑战这些预设更深入地（如果说不那么安全地）学习的长期机会。归纳经验主义者忠实于数据，而波普尔主义者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往往对现有数据作为知识有价值的一面持批判态度。虽然双方都不认同对方的价值，但实际上，即使一种追求与另一种追求往往存在冲突，但这两种策略还是都呈现出学习的机会，都应予以保留，恰当使用。但是，因为科学家也很重视一致性、简单性、经验适当性、可测试性、解释力、结实性，等等，所以一旦我们引入两种认识论价值或效用，我们就必须认同更多的认识论价值或效用。所有这些价值都是科学决策的向导，它们每个都部分代替了有价值的知识，或者是有价值知识的部分替代物。这种向方法论的认识论价值模型的转变有很多优点——其中一点就是它可以自然地识别三种因素：（1）科学价值/规范之间的冲突；（2）价值优先次序的变动方式，它们可能会因环境而变，没有一种价值始终占主导地位；（3）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达成合理的妥协。另一个优点是，它允许替代物结构本身随着方法本身的发展久而久之地部分进化，从而形成自然学习科学方法本身的必要基础——这是科学史所证明的现实，也可以说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科学的战略方法论构想让它看起来很像设计师所使用的方法论。设计师也经常面临一组顾客价值，它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需要适当的妥协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佳价值，例如，一个广告就需要在简洁、准确与清晰之间进行妥协。某些价值总是在彼此竞争，例如，效率和复原能力。随着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范围发生变化，设计师也需要改变方法，并且挑战可行设计方法的极限。设计师必须就倾注其有限资源的可选解决方案做出战略决策，对它们进行彻底研究，以便对它们的前景作出评价。此外，就像科学家必须设计出创新实验计划，测量能够可靠地解决知识问题的关键参数一样，设计师也必须设计出创新解决问题的路径，把问题立意与完整的设计解决方案联系起来。

在把科学作为战略事业的一项很出色的研究中，史彦飞（Yanfei Shi）证明可以按照科学家所开展的活动把科学理解为：（1）企业家为他人开发新的创意和手法，为原创增光；（2）投资人和交易人使用他们的认识资本（即自己的信誉、技能和设备）为新的研究积累资金和协作支持；（3）项目经理经常保有由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组成的非常复杂的团队推进研究项目；（4）生产者输出供机构和公众消费的文献、技能和技术。所有这些角色也很自然地描述了设计师的活动。

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设计和科学的核心认知过程是相同的，而且规范/价值在设计和科学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理由已经完全消解了。

设计和科学在规范结构之间依然存在许多细节性差异（例如，对美学规范的诉求）。至于其他规范，例如，时间驱动的向更加“临时应急”的直观推断的转向，在设计和科学中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或许最显著的区别是，即使某个科学家可能毕生只追求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认识论价值，但是所有科学家都承认一套共同的认识论价值作为真理的替代物；尽管设计师面临众多彼此不太相关的顾客规范，但是其中许多规范都不能被视为优良设计集合概念的替代物。就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尽管这些差异实际上很重要，但是尚没有触及设计和科学的核心认知过程，它们只是提供了设计和科学的外部条件在多样性程度上的差异。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科学价值的持久性和复杂统一性的表达方式是社会性的。科学在其核心有一个体制，其凝聚力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多元理论和实验的互连互通，以及共同献身于阐述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好方法的认识（这一点同样重要）——包括对精心设计的真理替代物的认知。事实上，在史彦飞的科学动力学中，方法的一般认知规则本身是在科学的制度化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这种体制居于我们人类的核心地位，数百年来一直促进着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进步。维持这种知识建构过程，有效地限制了研究的私有化。私有化的研究只会把科学推向设计中更加脆弱的、更加多样化和分散的体制结构，这反映了设计的工作规范结构更加多样化，更加分散。需要注意的是，相关多样性是规范性的，它并非源于核心流程或设计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因为在不同科学中，工作条件方面也存在巨大多样性，必须针对不同科学改进方法论，例如，不妨比较一下宇宙学和分子生物学。然而，如果我们有关核心流程的通用性的观点正确的话，或许有利于学习集体性设计，增强当前设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进一步重视优良设计的方法和规范——简而言之，让他们进一步走向他们体制设计中的公共科学组织，但这对全局的重大意义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