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庄子·人间世》——乱世中的安顿
所谓“人间世”，就是庄子所处身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庄子以最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冷静的态度写出了残酷、暴虐、荒谬的社会真相，让我们颤栗不已。当庄子冷眼俯瞰这灰暗的“人间世”时，他感到生命的悲凉和心痛。为走出灰暗的“人间世”，庄子开始了漫长的哲学探寻。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是庄子思想最鲜明的标志——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这是庄子思考的重点。
安顿自己
【原文】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翻译】
颜回拜见孔子，向他辞行。
孔子问：“到哪里去？”
颜回说：“要到卫国去。”
孔子问：“去做什么？”
颜回说：“我听说卫国的君主，年壮气盛，行为专断，处理国事轻举妄动，而不知过错；轻于用兵不恤人民的生命，死的人积满了山泽，好像干枯的草芥一般，人民真是无所依归了。我曾听先生说过：‘安定的国家可以离开，危乱的国家可以前往，好像医生的门前有很多的病人。’希望根据先生所说的去实行，或许这个国家还可免于损害吧！”
孔子说：“唉！你去了只怕要遭受杀害啊！‘道’是不宜喧杂的，喧杂就多事，多事就受到搅扰，搅扰就引致忧患，忧患来到时自救也来不及了。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充实自己然后才去扶助别人。如果自己都还立不稳，怎能去纠正暴人的行为呢？
一个“嘻！”字，看起来像是冷笑，既表明惊诧，又微含着讥讽。在孔子看来，这哪里是去医治卫君的病态，简直是去受刑，甚或是送死。这里的孔子完全成了庄子的代言人，他苦口婆心地告诫颜回与暴君相处的凶险以及求名用智之害。这里的“先存诸己，后存诸人”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孔子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人间世》旨在论述庄子的自救哲学。庄子过早地感受了一切竞争的荒谬性与悲剧性，他过早地唾弃了拯救社会的理想，而且直面自身——面对全然无法改变而令人失望的一切。只能自救，只能超度，庄子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人类的一切特有的麻烦，他尤其怀疑儒墨那一套应该叫做饮鸩止渴、火上浇油的规范与观念。他认为这些规范与观念令生存与政治、社会竞争更加细腻而又惨烈，虚矫而又无孔不入。他认为儒墨那一套与其说是在助人，不如说是在害人。他不能拯救人生、竞争、社会与资源配置，只能拯救灵魂，拯救自己，他只能搞精神的一己的胜利与陶醉，搞精神迷醉。当然，庄子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与阿Q貌似形似，心有灵犀，但是未庄的阿Q君永远不可能写出《庄子》。
“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把自己搞定，安顿自己是重要的。连自我也搞不定，怎能搞定这个世界呢？如果不能保全自己，又何以救世呢？这就需要先让自己虚静下来，尤其要摒除掉好“名”、争“智”之心。这是思路的根本转变，在安顿别人之前先安顿自己，就是首要生存和活下去。安顿自己而不是拯救社会，是庄子思想区别于孔、墨、孟的显著特征。
“存诸己”体现出的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重视，救世因此落在了生命之后，成为次要的东西。“‘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原则，使得对己的关怀成为比救世更重要的考虑”。处于无道的社会，连孔圣人都无法救世，庄子如何还会再生救世之心？在一个虚伪扭曲的社会中，真善美是很难有生存的土壤的，那些恶人不会理解善良人的愿望，真人会被当作狂人，有道德和智慧的人更能引发和强化他们倾轧和争斗之心。一般的读书人都追求学而优则仕，希望为社会所用。庄子并不是生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庄子，他曾做过管漆园的小吏，说明他并不是生来就没有救世之心。庄子借楚国接舆之口说道：“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孔子、墨子和孟子的共同处是相信苦难的根源是政治，因此希望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庄子与他们不同，庄子不以救苦的圣贤自命，不愿担当救世责任，也不认为从政治上可以救世。他只是孤身一人辗转于下层民众和社会边缘人中间。
在对庄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超现实的神秘的“道”是庄子的思考重心。但若离开了他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察的现实关怀，他的精神自由岂不变得轻飘飘了？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沉痛的庄子，何来一个自由飘逸的庄子呢？庄子很达观，很逍遥，很飘逸，但不是无根的逍遥，他的体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通透的认识之上。所以，我把《人间世》作为开篇，让我们先在人间世体会庄子的身心处境。许多人不理解这点，经常把庄子理解成一个消极无奈的遁世者。庄子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活得很潇洒，相反是一个很累的人，因为他把什么都琢磨透了。庄子对于黑暗社会、腐朽政治进行抨击，表面上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待生命，“知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但胡文英则在《庄子独见》中系统论述了他游世外表下的热情：“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心忧天下，这是庄子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关注和良知。
《人间世》是庄子内七篇中最写实的一篇，以至于有学者质疑此篇是否出于庄子之手。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沉重的庄子构成了庄子哲学的基础。
所谓“人间世”，就是庄子所处身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庄子虽曾幻想着“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彷徨乎广漠之野”（《逍遥游》），但是，庄子对苦难世界的冷峻审视和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这才构成了庄子处世哲学所以产生的客观前提。
中国传统的文人尤为看重精神生活，比常人有更多的痛苦，其脆弱的心理难以承受黑暗势力的打击与折磨，更何况是在充满矛盾的人间世。苦难生活对精神世界极度丰富的庄子心理上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迹，《人间世》其实就是社会人生黑暗的象征，而且庄子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一个人被黑暗吞没，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而是命运强加在他头上的。这种强加既轻而易举又蛮横冷酷。一个人被杀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也许可以找到理由，从个人角度看却没有什么理由。
《人间世》举的例子，颜回即使到了魏国，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儒家有某种政治冲动，但无论怎样都是“以德抗位”，这个结果不会是好的。所以，庄子最后的落脚点就仅仅是生存，是很无奈的。庄子认为，颜回这种儒家所标榜的“仁以为己任”的责任伦理中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动机，即好名争智。你看颜回，为了建功立名，他费尽了心机，从天到人到古人，寻找跻身世间的门径和救世的药方。这种私心成见，不但不能治理国家，而且即便是治一己之身心也会产生极大危害。《人间世》中的颜回在孔子的教诲下从急于奔赴危邦去拯救暴政中的民众，回到个体虚寂的内心世界。
《人间世》讲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对待政治的态度，庄子勾勒了有三类人：一是汲汲追求用世，希望跻身政治的人，颜回、仲尼是也；二是已经出仕跻身政治的人，就要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和将傅卫灵公太子的颜阖是也；三是看透了政治险恶，打算退出或已经退出那种被迫性困境的人，具有寓言象征意义的虚拟人物南伯子綦、支离疏、楚狂接舆是也。如何在如此险恶的人间世处世与自处呢？庄子启示我们，你要学会在荆棘丛林中存身，摈弃或者暂时放下那颗火热的救世之心，与这个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庄子只是一个生活在人间世的为了全生而在“心之逍遥”和“形之委蛇”中彷徨的智者。“虚”“安命”“无用”是经历汲汲用世的迷茫，身在局中的煎熬之后无奈的选择。故王蒙先生说：“一味地讲神游，一味地在心上使劲，在神上使劲，这里又不无悲凉，不无阿Q，不无无奈，不无忽悠，不无恍兮惚兮，四顾茫茫，大荒而且无稽。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安适所在，也是悲剧所在、沉痛所在。”
庄子乃是以普通人的心态敏锐地感受和体验着现实人生，而非以哲学家或拯救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现实世界，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点似乎与禅宗相同。禅宗启示我们，成佛必须先从自救与救人做起，若要自救救人，又必须先来认识人生，肯定人性，并将这一人性作纵横面的通达出去，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悲天悯人而接近于完人的人（在人类之中除了成佛，不会有真正的完人），那离成佛，也将不会远了。活着，是庄子的哲学精髓。如果人人追求各自的心灵安适，这个世界也许会少了很多争斗，少了许多勾心斗角。
人是宇宙的全部奥秘。其实，大千世界，认识人本身是最难的。迄今为止，“人”仍然是个谜。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认识你自己，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自己之后才能认识整个世界，而认识自己比认识整个世界要困难多了，给我们造成困惑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禅院新来了一个小和尚，他积极主动地去见智闲禅师，诚恳地说：“我新来乍到，先干些什么呢？请前辈指示和指教。”
智闲禅师微微一笑，对小和尚说：“你先认识、熟悉一下寺里的众僧吧！”
第二天，小和尚又来见智闲禅师，诚恳地说：“众僧我都认识了，下边该做什么呢？”
智闲禅师微微一笑，说：“肯定还有遗漏，接着去了解、去认识吧！”
三天后，小和尚再次来见智闲禅师，有把握地说：“所有僧侣我都认识了，我想有事做。”
智闲禅师微微一笑，因势利导地说：“还有一人，你没认识，而且，这个人对你特别重要！”
小和尚满腹狐疑地走出禅师的禅房，一个人一个人地询问着，一间屋一间屋地寻找着。在阳光里、在月光下，他一遍遍地琢磨、一遍遍地寻思着。
不知过了多少天，一头雾水的小和尚，在一口水井里忽然看到自己的身影，他豁然顿悟了，赶忙跑去见老禅师……
认识自己，降伏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也才有改变社会的可能。今日的盲目执著，会造成明日的悔。我们在看问题办事情的时候，不要死钻牛角尖，应该灵活和变通，对事物的认识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才会以正确的方法处理问题。
空明的心
【原文】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翻译】
颜回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请问有什么方法？”
孔子说：“你先斋戒，我再告诉你。你有了成心去做事，哪里有这么容易呢？如果你以为容易，那就不合自然的道理了。”颜回说：“我家里贫穷，不饮酒、不吃荤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样子，可算是斋戒了吗？”
孔子说：“这是祭祀的斋戒，并不是‘心斋’。”
颜回说：“请问什么是‘心斋’？”
孔子说：“你心志专一，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体会，不用心去体会而用气去感应。耳的作用止于聆听外物，心的作用止于感应现象。气乃是空明而能容纳外物的，只要你到达空明的心境，道理自然与你相合。‘虚’（空明的心境），就是‘心斋’。”
这个部分假托一个故事“颜回见仲尼”，讲游说君王的艰险，提出要匡正暴君，唯心斋以应万物之化。颜回描述了卫国国君的残暴，说他年轻气盛、行为专断；轻率地处理国事，不知道自己的过错；随意用兵，不顾百姓的死活。因此，他打算去卫国帮助其改善政治，提出了“端而虚，勉而一”、“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的参政方式，却被孔子一一驳倒。
庄子设法让我们在“心斋”这个层次中，让自己的心由虚到静到明。庄子假孔子之口说，当你的心完全虚静下来时，你就摆脱了好名争利的束缚；你尽管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再没有沉重的包袱。比如面对卫君，他听得进去，你就说；听不进去，你就不说；即必须摒除杂念，专心致志，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领悟，不用心去领悟而用凝寂虚无的意境去感应！耳的功用只在于聆听，心的功用只在于跟外界事物交合，凝寂虚无的意境才是纯净空明而能应对宇宙万物的。只有“道”才能汇集纯净空明的心境。纯净空明的心境就叫做“心斋”。简言之，就是要把一切看得无所谓，能够进入追名逐利的环境中遨游却不为名利地位所动，别人能够接受你的意见你就讲，不能接受就不讲，做到心无杂念。
“心斋”与“坐忘”相通，其核心在于“虚”，“即此虚字，便是心斋”，即达到一种忘我忘物的“空明的心境”。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山川万物，方能感悟山川万物之性灵。摒除杂念、排除干扰、凝神静虑，进入虚静空明的状态，方能与道相融通，达到最佳境界。这“心斋”就是指一种空明澄澈的审美心境，只有在这种心境下，才可以明察，才可以使自己的意志处于绝对的自由，才能够排除外物、内情的困扰，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从现实走入梦境，才能上升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然而，试问现世当中有几个人能真正拥有庄子所说的那种纯净空明的心境？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思想和行为难免会受到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庄子的“心斋”法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站在一个完全超脱于世俗的境界，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世俗世界中的各种事与物，它并不实用。
“心斋”较“以明”升进一层，它更注重内在的修养和精神的提升，更注重心理空间的自由扩展和空明虚静。庄子认为，强暴和贪婪满目皆是，前者危胁人的生命，后者蛊惑人的心灵，人若陷身其中不能自拔，不仅有丧生的可能，而且会为外物役使而失却本性。只有躲开尘嚣，凝神一志，反视内省，对外在世界不用耳听而用心去体会，不用心体会而用气去感应，才能使心境空明洞达，进入虚静。所以，“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其实，“心斋”就是保持一种空明的心，不要判断，不要区别，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哲理。
一位刚刚出家的僧人问赵州禅师：“我刚刚进庙，请您多多指教，看看我应该做些什么？”
赵州问他：“吃粥了吗？”
僧人回答：“吃了。”
赵州吩咐：“洗碗去吧！”
这位僧人顿时大悟。
还有一次，也是新来的僧人向赵州请教。
赵州问：“来过这里吗？”
答：“没来过。”
赵州吩咐：“既然没来过，喝茶去吧！”
另一位过来请教。
赵州又问：“来过这里吗？”
答：“来过了。”
赵州同样吩咐：“既然来过，喝茶去吧！”
寺院的主管听了很纳闷，就问赵州：“怎么来过的您让他去喝茶，没来过的您也让他去喝茶？”
赵州立刻招呼：“主管！”
主管回应：“在！”
僧人们本来热切地想从赵州这样的高僧那里得到深奥的佛理，但是在禅宗看来，越是复杂离奇就离佛理越远，佛的本事就在于复杂问题简单化，于是赵州才用最简单的回答来启发他们。
吃饭、睡觉、喝粥、洗碗、喝茶，这不是最平常、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吗？然而悟道，就在这平常简单的日常生活中。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耸人听闻，标新立异，玩深沉，作秀，这些都违反觉悟。
有一次，白居易曾问山远禅师：“请问禅师，该如何说法呢？”
禅师说：“无上菩提者，被于身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本质是一样的。譬如江河湖海，名称虽然不一，水性却无二致。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为什么要起妄念来加以分别呢？”
白居易又问：“既无分别，那又何以修心？”
禅师认真地回答：“心本来无损，为什么还要说修？不论好的念头还是不好的念头，都要一念勿起才对。”
白居易听了十分不解，问：“不好的念头当然不应该有，好的念头为什么也不要起？”
山远禅师微微一笑，说：“这好比人的眼睛，里面容不得沙子，同样也容不得金属。”
《楞严经》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所有的物质都是因心成体，也就是“万法唯心造”。想修炼内心，首先要让心得到净化。安顿自己的心灵，让内心宁静安适，不要有杂念。正如禅师所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也容不得金属。所谓“空杯心态”，方能始终清澈如一。《坛经》中慧能禅师一语道破“风动”与“幡动”的本质皆为“心动”。内心空明，不被外界所扰，这是坐禅者应该达到的基本境界，也是人们行事处世的快乐之本。
佛眼禅师曾做过一首名为《无题》的诗偈，正好诠释了慧能禅师的意思——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此偈的首两句描写大自然的景致：春花秋月，夏风冬雪，皆是人间胜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然而禅师将话锋一转又说，世间偏偏有人不能欣赏当下拥有的美好，而是怨春悲秋，厌夏畏冬，或者是在夏天里渴望冬日的白雪，而在冬日里又向往夏天的艳阳，永无顺心遂意的时候。这是因为总有“闲事挂心头”，纠缠于琐碎的尘事，从而迷失了自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所有的物质都是因心成体，也就是“万法唯心造”。只要放下一切，欣赏四季独具的情趣和韵味，用敏锐的心去感悟体会，不让烦恼和成见梗住心头，便随时随地可以体悟到“人间好时节”的佳境禅趣。
“弱其志，实其复。强其骨，虚其心”是老子之虚极静笃的“虚其心”，是“心识”的本体。心识是中华文化的人性和人格的所在，知识和智慧之真我的展现。庄子的“虚”和佛禅的“空”的范畴，在“心识”和“心境”上有着共同和共通的思维意识。庄子鹏鲲的境界和蜩鸠的境界，比喻为圣人和凡人的不同境界，井蛙和夏虫有着时空的局限。庄子的境界论和佛学的境界般若有着共同和共通的智慧。大乘禅宗佛学之万法性空是“空境”的空。“空境”是指心的一种超然于万物的境界；般若空宗的心量广大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诸法无我的“不生不灭，生佛不二”的空宗的认识观，即这个生命的物质世界，没有宇宙的主宰者，也没有生命的主宰者，人与佛本来便是一体的。这“空识”和“空境”的如来心法，就是《金刚般若波罗密心经》所持“善护念”和“善知识”的自性清净心。人只要有清净之心，就能持护念向佛而有佛心和佛性。
禅宗有一个苏东坡与佛印的公案。
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那里去，他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
佛印看了看苏东坡，回答说：“像个佛。”
苏东坡笑着问佛印：“那你说你在我眼中，看起来像什么？”
佛印问他：“像什么？”
苏东坡回答说：“看起来像堆牛粪！”
佛印笑而不答。
苏东坡以为占了便宜，很高兴地回到家中，告诉苏小妹说：“今天我终于赢了佛印。”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苏小妹。聪明的苏小妹听完哥哥的话后说：“哥哥，你还是输了。佛印因为心中有佛，所以他才看你像个佛呀！”
苏东坡一下领悟过来，一时无语。
在这个公案里，苏东坡是用凡夫心来看佛印，而佛印看苏东坡，则是用的一颗空明的佛心。在佛的眼里，人人都是佛，所以苏东坡输了，输得心服口服。空明的佛心，是本来自性的觉悟，也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单纯。它无处不在，就在于你能否正确地认识，只要真正认识到了，它带给我们的就是无量的快乐。
心无挂碍
【原文】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翻译】
“语言就像风波；传达语言，有得有失。风波容易兴作，得失之间容易发生危难。所以忿怒的发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于花言巧语偏辞失当。困兽要死的时候就尖声乱叫，呼吸急促，于是产生了噬人的恶念。凡事逼迫太过分时，别人就会兴起恶念来报复他，而他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如果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谁能知道他会遭到什么结果呢！所以古语说：‘不要改变所受的使命，不要强求事情的成功。过度就是“溢”了。’改变成命强求事成都会败事，成就一件好事需要很久的时间，做成一件坏事就后悔不及了。这可以不谨慎吗？
顺着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中的精气，这就是最好的了，何必作意去完成国君的使命呢！不如顺乎自然的分际，这是很困难的。”
叶公子高使齐的故事，则寓寄着已经跻身人间世并出人头地的人的困境及内心焦虑。这段故事里，叶公子陷入为难、恐惧和焦虑的“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里。这里，庄子借着孔子之口，阐述了其“游世”的主张。孔子告诉叶公子高说，天下有大戒二，作为人臣、人子，“固有所不得已”，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正确的态度是“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
庄子假孔子之口从两个方面做了回答：一是如何对待不可逃避的命运和义务；一是如何处理事关国家和个人性命的使者事务。关键是“自事其心”，内心做到安之若命，不悲不喜，无所挂碍。既然是君所授命，那就坦然出使齐国，把生死交付天命就是了，又何必想得太多？这里孔子话中的意思是，事情既然来了，就不要考虑太多，不要顾虑个人的安危得失。这是一种对待命运的态度。
庄子提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本该恬淡寡欲的人，却陷入了痛苦的生命折磨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深入思考一下而非要让自己陷入荆棘遍地的困境呢？一般人的生命，根本就不属于自己，完全随着环境在团团转，为了别人的错误而自我折磨。运用眼、耳、鼻、舌、身、意所求来的快乐，通通都是暂时性的。好比看一场电影、听一场演奏，场散，曲终，终有结束的时候，而人们总妄想在片段中抓住永恒，奈何依然做不到。
庄子认为，遇上的世事既然不能掌握，不如随遇而安，这样就是这样，不做强求争取，一切依乎天理，多余的反抗天理是一种伤害自己的举动。庄子认为，我们应顺着“固然”，用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行事，顺着情势而行，调整自己，才能在烦扰的世事中轻松地游走。若事事与人相争，就有如用刀砍骨头一般，伤人伤己，两败俱伤，是最不明智之举。按照禅宗的观点，我们应当了解、找回自己内心的宁静，念念观照，一切皆是无常。这样，遇到任何逆境，就自然放得下，而能解脱自在，远离烦恼，这样才是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庄子在《天地》篇里讲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认为机事会生出机心，机心会扰乱心神，神乱则人乱。心不挂事，便能得清净，心有所贪，便被事所牵。置机械而不用，就是实践返璞归真的道路。“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篇）庄子主张忘却人我，去掉分别念头，万物便可以混而归一，这样的人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与痛苦。
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庄子的哲学是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是反对人为束缚的。我国古代文人对退隐生活总是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了解，恬淡实在是人生的另一胜境，只有真正有智慧有胸襟的人才能享得。阮籍、陶渊明、李白、曹雪芹等，都是这样的智者。
现代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过程中，却迷失了自己。投入生活，就会受到来自于诸多方面烦恼的干扰，常常令我们身心疲惫、痛苦不堪，然而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我们从内心摆脱这些烦恼的束缚，将它们全部抛开，才能让心灵得到真正的轻松。
《心经》上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在大千世界中，我们面对无数的虚境，总会生出无数的妄念，所谓的心对境起念，便会生贪嗔痴，便会心有挂碍。心有挂碍便会产生无尽的烦恼，所以，“心有挂碍”是烦恼的根源之一。断除烦恼之一的途径便是做到“心无挂碍”。当然，如果总是想着要“心无挂碍”，其实已经是“心有挂碍”了，已经是有所“贪”了。
人不能掌控的事情太多了，因为无法预料因缘与因果间的变化，因此，该如何让自己“心无挂碍”呢？我们做事当然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可是能不能建成要看因缘，要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地面对结果，这是“心无挂碍”。但是，如果因缘许可我们做，当我们努力的时候，许多因缘也会自动聚集过来，这时候要不要放弃？当然绝对不放弃，这也是“心无挂碍”。
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地位，过哪一种阶层的生活，只要他的内心非常安详，就可以过得幸福。而一个拥有很多物质享受，但却不了解宇宙真理，内心纷乱的人，生活对他而言，反而是一种惩罚。拥有的愈多，他的痛苦也愈多。因此，幸福从何而来？要从内心的安详而来。
婆娑人间是一片苦海，无论如何都难逃生存的重压，苦求解脱，却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欲望的追逐中，人们常感觉身心疲惫，却又无法停下走向这个无底洞的脚步，正所谓“知味浓，不求忙而忙自至”。但忙来忙去，多的是更大的贪念和对心灵的负罪，少的是人生的真滋味。然而，这世间又有几人可以心无挂碍？所以虽经苦修，却依然难成正果。因此，我们不必强求真实的解脱，只需将心放平和一点，不要太过狂躁、贪恋、执著，就会活得比原来真实、快乐。
外化内独
【原文】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翻译】
颜阖被请去做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他去请教蘧伯玉说：“现在有一个人，天性残酷，如果放纵他，就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如果用法度来规谏他，就会危及自身。他的聪明足以知道别人的过错，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过错。遇到这种情形，我怎么办呢？”
蘧伯玉说：“你问得很好，要小心谨慎，首先你要立得稳。外貌不如表现亲近之态，内心存着诱导之意。虽然这样，这两者仍有累患。亲附他不要太过分，诱导他不要太显露。外貌亲附太深，就要颠败毁灭；内心诱导太显露，他以为你为了争声名，就会招致灾祸。他如果像婴孩那样烂漫，你也姑且随着他像婴孩那样烂漫；他如果没有界限，那么你也姑且随着他那样不分界限；他如果不拘束，那么你也姑且随着他那样不拘束。这样引导他，入于无过失的正途上。”
这个故事是“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讲为帝王师的艰险，提出伴君如伴虎，应与之为婴儿。颜阖的困境来自于政治责任与保全生命的矛盾。作为太子傅，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弟子，而是一位天性残暴嗜好杀人，且注定未来要掌握国家命运和生杀予夺绝对权力的“储君”。况且太子的心智恰好能够挑剔别人的过错，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这就陷入了矛盾：不履行太子傅的责任则误国；履行责任，严加管教，则会危及身家性命。颜阖进退两难，于是问卫国的贤人蘧伯玉。蘧伯玉先是说要小心谨慎，学会外表迁就，内心和顺。仅此还不够，还要把握迁就和顺的火候，做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如果一味地迁就，那就等同于同流合污；如果一味表现自己的和顺，那就意味着用自己的和顺显摆太子的恶性，结果就可想而知，只能是颠灭崩蹶，为妖为孽。掌握了这个分寸，就可以与之逶迤周旋了。
庄子通过“颜阖将傅”这个寓言故事，比喻入世之难。体道者入世，正如“颜阖傅卫”，因为人间世的声色名利存亡得失，对于欲“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之修道者来说，正如卫太子一样危险。但是，生活于现实之中，当如何处理呢，这就是和光同尘之道：戒之、慎之、顺之、达之，这样才能不为物累，逍遥自适。庄子倡导游世，游世乃是一种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追求的处世态度，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在世”而非“入世”，“远世”而非“避世”的“游世”之道，成就了庄子在乱世之中独特的生命智慧。
或许有人认为，庄子这一处世之道表面上要顺从迁就又不能过，内心要存有疏导之意又不能过于外露，我想这样的准则世俗之人实在难以把握。其实，外化内独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外化内独，即是表面随顺，内心有所坚持，实则“心不动”。庄子所说的“吾丧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日患得患失，如何安宁呢？
鲍鹏山先生曾以“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为标题解释庄子，似乎庄子是一种极端环境里的精神安慰剂。其实，这是对于庄子的误解，是一种世俗化的功利态度。庄子并非“无路可走”，而是用一种智慧思考人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庄子生活在一个乱世，所谓“福轻乎羽，莫知之载；祸重于地，莫知之避”。残酷的现实让庄子深深思考：怎样才能消解人生苦痛？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
马祖禅师和百丈禅师是禅门两大名禅师。
一天，马祖禅师和百丈禅师在散步，忽见一群野鸭子飞过去。
马祖问道：“那是什么？”
百丈禅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一群野鸭子！”
马祖禅师问：“飞到哪里去了？”
百丈禅师答：“飞过去了！”
马祖用力捏了一下百丈的鼻子，百丈痛得大叫！马祖便指着百丈的鼻子问：“不是在这里吗？你怎可说飞过去了？”
百丈听后，廓然大悟！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却回到房里痛哭。禅友问他为什么要哭？他照实告诉大家说马祖老师捏痛了他的鼻子。
禅友们不解地问道：“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百丈禅师回答道：“你们可以去问问老师！”
禅友们问马祖大师，马祖说百丈自己知道。禅友们再回头来问百丈，百丈却哈哈大笑。禅友们又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以前哭，现在又笑呢？
百丈禅师回答道：“我就是以前哭，现在笑！”
大家被弄得不知所以。
飞过去的是鸭子，但飞不过去的却是当下一颗清静无染的禅心。只有永葆这样一颗心，才能笑看世间万物，轻松愉快地去享受生活中无穷的乐趣。《六祖坛经》（也作《坛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六祖慧能大师从五祖弘忍门下得到传承之后，到了广州法性寺，见到两位和尚对着寺前的旗子在争论。一个和尚说：“你看旗子在动。”另一个说：“是风在动。”慧能说：“你们两个都错了，既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是你们的心在动。”两个和尚被点破，非常拜服。
慧能已经开悟，和一般人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人是从外境的现象着眼，透过主观形成因人而异的判断。外在的环境如果没有主观的人去观察它、体验它，它是毫无意义的。一旦通过人的观察、体验和认识，就失去了客观事实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内心的反应都会因时、因地、因他自己内心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所以两个和尚看到幡在动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想法。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最正确的答案是他们两人的心在动。
慧能后来又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知道他已悟本性，于是付法传衣，定他为六祖。神秀“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错误就在于把佛性当作一个实在之物去追求，而不明白一切（佛我、心色、生死、荣辱）都自在心中，不滞于外物，不固求“悟道”，这也是所谓的“无所住心”。《坛经》里讲悟需要的是认识本性，即自性。自性清净，不识是迷，能识即悟，要达到能识须用般若。总之自性清净的心是根本，它能生万法，能孕万物，能化迷为悟，是成佛的基本所在。禅悟是主观的，所谓即心是佛，这直接影响到禅的自然观的形成。
《庄子·知北游》篇：“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这里的“化”就是“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的变化，是对事物的一种反应。“内化”就是改变内在的自然本性，如追慕权贵、曲意逢迎等，“内不化”反之，是保持内心的本真；而对外物的顺应叫“外化”，反之则为“外不化”。庄子主张的是什么呢？是“外化内不化”，就是顺应外物而保持本性。
曾经有这么一位禅师，在悟道之前做了很多有罪过的事情，一直想弥补这些罪过。于是，他悟得真谛后，不居住在寺院反而回到俗世的生活中，过着俗世的生活。只是，他每过不久就会回到他的寺院——匡救寺讲法弘道。就这样，他在俗世和寺院的生活之间来回地替换着。
他在寺院的讲法非常精彩，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同城另一个寺庙的弟子都跑来听，引来了那个寺庙住持的嫉恨。那住持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地的县官，诬蔑禅师道：“匡救寺的禅师在蛊惑邪说，以非法来谈佛法，听说要造反了。这真是佛门不幸！希望官府维持佛门清净。”
有人知道了，赶紧通报他。但是，他怡然自得地说：“没事的！他怎么说由他，我自己心中最是清明，即使死了也没什么，可悲的是专务外求的众生呀！”
在俗世生活时，他会出入歌妓酒场，交一些江湖人物，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这自然也招来一片议论之声。有一天，有人过来问他：“大师，你这样子还是佛门弟子吗？你何苦这样地糟踏自己呢？”
他听了，哈哈大笑，然后，神色自若地答道：“我自调心，关你何事？”
这位禅师表面变化，内心有所坚持，这与庄子其实相通。庄子的人生价值观，是外化内不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内不化就是不要受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在我们的内心有所坚持，否则，我们将会被纷繁复杂的社会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何为外化呢？外化就是对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要通达顺应，否则，将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而要真正做到内心坚持与外在顺应，则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内心。
无用之用
【原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翻译】
山木自招砍伐，膏火自招煎熬。桂树因为可以食用，所以就遭砍伐；漆树因为可以用，所以就遭刀割。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而不知道无用的用处。
这部分表达“无用”之为有用，用树木不成材却终享天年，避免了许多灾祸来比喻说明。类似的故事还有，讲一个名叫石的木匠，在往齐国的途中看见一棵被当作神社树的大栎树，却因为那是棵毫无用处的树而不住脚地往前走。同样，南伯子綦在商丘一带游乐时，也看见了一棵因为毫无用处而长得出奇大的树。这两棵出奇的大树正是因为无用才有机会充分成长，享尽天年。
身在当时的社会，要心灵自由，前提是自我保全，庄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无用”。“无用”在特定的环境下成就了保命的“大用”。既然“人间世”如此险恶、多变、无情、困窘，不如早些退出。不材、无用不同于平庸、无能，那是经历了汲汲用于世的迷茫、身在局中的煎熬、种种酸楚苦涩之后无奈的选择。
《庄子·山木》篇中记载了同样的故事，在这则寓言中，不材之木因无用得终其天年，相反，不能鸣叫的大雁却因无用而丢掉了性命。可见，无论有用和无用都可能给人带来麻烦和灾祸，那么，处在有用和无用（材与不材）之间又会怎么样呢？庄子认为似之而非，同样会造成他人的误解和错判，导致意外灾祸的降临。面对这种情况，庄子又会如何选择呢？在他看来，有道德的人不会为有用和无用所束缚，而是遨游于宇宙之本源，与万物辗转浮沉，各安其道。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裁度是非，不为外物所役使，也就不会被外在世界所拖累。
当代人或许会说，生的价值更在于能够为他人的幸福、为社会的进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会因此而丧命，也算死得其所，不枉此生。如果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选择逃避，在世上苟且偷生，那是缺乏勇气的表现，那样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价值何在？在庄子看来，其生的价值就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使自己能够超脱于世俗的一切，平平淡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这并非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在庄子的内心深处，他何曾不想救世呢？然而，当生存与救世冲突，庄子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生存。现在，有一种不好的态度，一提庄子，就有人会说消极，消极就一定不好，积极一定就好？我们对于古人的看法总是缺乏通透的理解。
归省禅师担任住持期间，由于天旱，很少有人能拿粮食来养活这些僧人，僧人们只能每天喝粥吃野菜，个个面黄肌瘦。
有一日，住持外出化缘，法远就召集大家取出柜里储藏的面做起粥来。粥还没做好，归省禅师就回来了，小师弟们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归省禅师看到法远居然把应急用的面都用了，生气地说：“谁让你这么做的？”
法远毫无惧色地说：“弟子觉得大家面如枯槁，无精打采，于是就把应急用的面拿出来煮，请师父原谅。”
归省严厉地说：“依清规打三十大板，驱逐出寺！”
法远默默地离开了寺院，但他没有下山，而是在院外的走廊觅了个角落栖息下来。无论刮风下雨，都不曾动摇他向佛的决心。
归省禅师有一次偶然看见他在寺院的角落睡觉，十分吃惊地问道：
“你住这里多久了？”
“已半年多了！”
“给房钱了吗？”
“没有。”
“没给房钱你怎么敢住这里？你要住，就去交钱！”
法远默默地托着钵走向市集，开始为人诵经、化缘，赚来的钱全部用来交房钱。
归省禅师笑着对大众宣示：“法远乃肉身佛也！”
后来法远继承了归省禅师的衣钵，将佛学发扬光大。
归省禅师表面追求“无用”，实则“大用”。的确，能够去做别人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本身就非常不容易了，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别人没有做过的，别人做不到的。往往是别人越不愿意去做的事中越是蕴涵着无限的机会，正是因为别人不愿意去做，因此机会才会为愿意做的人所把握。
那些一心想着“大用”的人，不知道“大用”所承担的责任，只看到表面的风光。
一个名人自从出名后，觉得一天到晚都很累，便去请教一位有名的哲人，寻求解脱之法。
哲人得知名人的来意后，带着名人来到一处山林中，尔后他俩来到山林的顶峰。
哲人指着山下的树木问道：“你刚才看见那些小树与那些参天大树了吗？”
名人回答道：”看见了。”
哲人问道：“小树与大树哪个负担重？”
名人回答道：“大树比小树负担重。”
哲人问道：“小树与大树哪个风光些？”
名人回答道：“大树比小树风光。”
哲人问道；“你是愿意做一棵默默无闻的小树，还是做一棵风光无限的参天大树呢？”
名人回答道：“我当然愿意做一棵风光无限的参天大树。”
哲人问道：“那么你又何必解脱呢？”
名人恍然大悟道：“看来，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能得到更多的美好呀！”
做名人，自然要承受名之累赘！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生活中，很多人往往会自寻烦恼，其实，做好自己就很不错了。平常心处世，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用“平常心”是泯除了一切对待事物观念差别的心，立身处世，快乐生活。
人生在世，都渴望“有用”，承担社会责任，自然有其道理，但是，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在多数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由于其专制、强迫和不平等的性质，往往在某些政治混乱时期成为社会和人生苦难的根源。在这个时期，出众的人才，特别是政治人才，却经常因为他的出众才能被乱世权力所摧残，出众的才能反而成为他们“苦其生”、“自掊击于世俗”从而“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的原因。因此庄子主张有出众才能的人可以通过掩饰自己的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普通人的方法保护自己免受社会权力的危害，从而达到存身于乱世的目的。
庄子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方法出发提出的一种新的隐居方式，从而把隐居方式从以前的避人、避地、避世的“形隐”发展为“心隐”，即可以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过一种精神隐居的生活，而“无用之用”则是这种精神隐居的一个特殊的表现方式。庄子《山木》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之用”是在乱世保护自己免受世界伤害的处世方法。正如事物常常由于自己的价值给自己招来致命的伤害，人们也常常由于自己的才能给自己带来一生的厄运。为了避免由于才能给自己带来的危害，人们应当掩盖自己的才能，隐蔽自己的价值，以庸碌无为的假面目混迹于人世间，不愿闻达于诸侯，但求无用以终身，无所可用反而具有存身远害的作用。
老子说首先要“知其雄，守其雌”。做人处世知道自己刚强，就应该韬光养晦，隐蔽自己的锋芒，甘居柔顺，示人以弱，“处众人之所恶”，宁做低洼之溪涧，不做长白山之天池。一个人有了大海般的涵养，就能与“道”合一，凝聚自然之德，聚敛淳朴之气，回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推及于人事，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时，最好不要锋芒毕露，应该隐忍不发。与人相处时要谦虚退让，不与人争功，不与人争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韬光养晦中夯实自己的群众基础，赢得更多的口碑，假以时日，就能像天下之溪涧不断汇积涓涓细流，成为深不可测的大海。
活在当下
【原文】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翻译】
孔子到楚国，楚国狂人接舆走过孔子门前唱着：
“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败！
来世是不可期待的，往世是不可追回的。
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大业；
天下无道，圣人只能保全生命。
今天这个时代，只求避免遭受刑害。
幸福比羽毛还要轻，却不知道摘取，
灾祸比大地还要重，却不知道回避。
罢了！罢了！在人的面前用德来炫耀自己，
危险啊！危险啊！择地而逃。
荆棘啊！荆棘啊！不要挡住自己的行径，
转个弯儿走，转个弯儿走，不要刺伤了自己的脚啊！”
庄子借楚国狂人的歌声表达了随乎时世的处世态度，这是一种绝望的哀呼。在一个缺乏正义的世界，乱世之人的幸福比羽毛还轻。其中，“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思考。人生就是这样，逝去的就再也回不了头，我们不该沉溺其中，在回忆与怀念中虚度时光；至于未来的遥不可及，贪求于未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能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脚踏实地过好此时此刻，用心地活于现在才是最真实的。在这种弱肉强食、朝不保夕的社会中，人们普遍没有道德感，人性善的一面被隐蔽了，仁义道德不能行于世。庄子内心十分清楚这种现实，所以感到非常无奈。他并不是要刻意回避对世界的责任，而只是觉得这非他所能关怀，于是安顿自我的生命作为他的核心思想。
王博先生在《无奈与逍遥》一书中这样提到庄子：“说到心情，庄子的心情可以说是始于无奈而终于逍遥，但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开无奈。看不到无奈是肤浅的，而看不到逍遥是庸俗的。只看到无奈的人是沉重的，只看到逍遥的人是没心没肺的。正是在无奈和逍遥之间，在不得已和自在之间，生活的真相才向我们呈现，庄子哲学才体现出它的厚重和深刻。
“庄子是复杂的，他的心灵世界中有着无数的丘壑，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功名利禄之网，是非善恶之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该把它们如何地安顿或者打破呢？庄子又是简单的，所有的沟壑都被抹平，归于虚者心斋，归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这种复杂和简单不只是庄子个人，也是他人和世界的。唯其如此，庄子哲学才不是个人的，而是中国和世界的。”
心斋类似心灵的隐退——这是庄子面对世界的态度。心灵的隐退，不同于形体的躲避。把形体藏起来，是容易做到的；不在地上行走，就比较难。形体不论藏在多么隐蔽的地方，总是在地上。只有心灵的隐，不疾而速，虽静而动，可以不在地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对于庄子来说，他并不主张避世式的绝迹，重要的在于心灵的隐。你的心沉静了下来，这个世间再喧闹，再拥挤，也是偏远宁静的。有心属于人，无心属于天。
南怀瑾先生说，庄子的哲学其实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庄子的“出世的心”是为了更好地“做入世的事”。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道在蝼蚁，道在梯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庄子所主张的“道”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道不离于日常生活。修道不必于日常之事外用功夫，只需于日常生活中无心而为，顺任自然。自然地生活，自然地做事，运水搬柴，着衣吃饭，涤器煮水，煎茶饮茶，道在其中，不修而修。
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寺庙里，有一个小和尚每天负责早上清扫寺院里的落叶。对于这个差事，他早就厌烦了。
秋天到了，落叶更多了，这让小和尚更加头痛，于是去讨教庙里的师兄弟，希望能找到让自己轻松些的方法。
后来，住持知道了他的烦恼，便主动找他谈话。小和尚很诚实地对住持说了自己的委屈。
住持对他说：“明天你在打扫之前先用力摇树，把落叶统统摇下来，后天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
小和尚听了住持的建议之后非常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始摇动寺院里的树，一直到所有的树都不会再落下一片叶子为止，然后，他用笤帚仔细地扫了一遍。一整天小和尚都非常开心。晚上，小和尚高兴地想：明天也许就不用这么累了。于是微笑着睡着了。
第二天，小和尚走到院子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的功夫全都白费了，院子里如往日一样落叶满地。
这时，住持笑呵呵地向他走来，语重心长地说：“傻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出那个主意吗？我的意思就是要让你明白：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
小和尚听完住持的话后终于顿悟。
活在当下的真正含义来自禅，禅师知道什么是活在当下。有人问一个禅师，什么是活在当下？禅师回答，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这就叫活在当下。是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你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人就是现在和你一起做事情的人，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现在。 “活在当下”就是要你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当下这些人、事、物上面，全心全意地去接纳、品味、投入和体验这一切。
一样的人生，一样的生活环境，若能把因禅修而得来的定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当下，“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则行住坐卧、劈柴担水、击鼓高歌都具有禅味，最后自然会达到“平常心是道”的境界。
庄子无法离开他的人间世而寻求自由，我们也一样，大多数普通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禅宗的《坛经》就这样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就在人间，离不开人间的觉悟，如果离开人间的觉悟去寻找佛法，就像在兔子的头上寻找角一样荒唐。
快乐是一种感觉，一个人只有当他自己觉得幸福的时候，那才会真正拥有快乐；相反他自己若不觉得快乐，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懂得真正的快乐之所在。获得幸福感，知足是一种最为廉价的方式。
只有抛弃贪心和贪欲的人，才会生活得坦然，没有烦恼，没有麻烦，也没有外来的祸事。只有“知足”和“知止”的人，才能立身良久，而这可以免去生活中的许多忧愁和悲伤，让快乐的心情永远占据自己心灵的空间，从而尽享人生的乐趣。知足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者。“知足者常乐”曾经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人生哲学。
古代有的人结庐于山间，一亩薄田、一壶清茶、一盘檀香、一张古琴，悠闲自在，自得其乐。陶渊明隐匿南山，悄然逝世；孟浩然厮守农舍，归于田园。在那平凡的鸡鸣犬吠中，在那“把酒话桑麻”的笑谈中，他们拥有了不为外人所知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