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金融制度的“有机”性质
归根结底，如果经济金融制度是“有机的”，抑或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就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它们：偏要在其中分出个长短好坏。经济金融制度是一个个独特的生命体，如同梅兰竹菊、松柏杨柳，品格天成。如果非要比较优劣，注定会偏离对它们的真正认知。对于任何自然生长的东西，“同或者不同与好坏无关，它们都是不可取代的，樟树与榕树哪种更好？它们是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世界里，一定要分好或不好，是荒谬的，人的世界也是如此”（蒋勋，2012，p.115）；由人的金融活动积淀而成的金融制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有“无机”的东西，或者将原本有机的东西中的生命成分抽掉，硬生生变成无机的东西，才会被扯到一起进行比较。【3】大致说来，新古典金融学就是如此对待金融制度的。将那些已被主流金融学割裂得支离破碎的金融学的“无机”碎片重新拣起，按照初始的逻辑进行组合；为其输送历史的和文化的气息，以恢复其自然勃发的生命状态，这是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神圣使命和至高境界。
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曾经关注社会选择与基因选择的关系，若应用于金融学领域，则不难分辨，新古典金融学一贯坚持“基因决定”，认为源于欧美市场经济制度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工具，不管放置于何种制度环境之下都应当是最优的；如果实际运行绩效不佳，问题的症结肯定在于制度环境层面，而不在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工具本身。因此，需要改变的应当是制度环境，而不是金融体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度金融学倾向于“社会（环境）决定”，一种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工具是否有效，其决定因素并不在于这种金融体系源于何处（基因），而在于它与其实际运行的制度环境是否匹配。也就是说，若与特定的制度条件不相匹配，再正宗不过的金融体系设计都难以产生良好的金融资源配置绩效。据此，需要改变的理应是金融体系，而不是制度环境。这样，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就表现为：是金融体系迁就制度环境，而不是制度环境迁就金融体系。当然，之所以有上述逻辑表现，其深层原因在于，相对于某种（外来的）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工具，制度环境已然是一个长期的有机存在。若最终不能融合于特定的金融制度环境，那些看似时兴、自诩代表着金融效率的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工具，都只不过是一团团另类而又令人生厌、还不时折腾出资产泡沫的金融浮游物体而已。
尽管制度金融分析看重微观角度，但并非一味追求经由米塞斯（Mises,L.von）定型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奥地利传统”【4】，这一传统崇尚由个人（或个体）主义层面（微观角度）切入寻求宏观经济结果的基本逻辑；而是认为，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世界，整体主义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捡拾那些曾被新古典主义“剪刀”无情剪裁丢弃的“边角料”，从而提供更为全面周到且符合实际情形的观察视角。简言之，制度金融分析所强调之微观乃整体主义之微观，而非个体主义之微观。
在整体主义看来，现实的经济金融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体，不可能将其切割成些许“碎片”进行单独研究；一旦切成“碎片”，呈现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便是一具具经济金融“僵尸”。【5】即便重新退回经济学的主流起点考察个体加总整体的过程，则依然无法回避这样的逻辑：能够加总成整体的个体必须具有某种“行为能力”或者“组合能力”，这种能力即便是（潜在的）自然禀赋，也只能在整体中逐步得到培育、锤炼与展现。也就是说，在整体主义的视野中，根本不存在游离于整体的个体，个体的价值在于能够组合成有机的整体，或者说其价值不能独存。脱离于整体（或者不具有组合意愿与能力）的个体即便自认为“生龙活虎”，但在整体主义看来却无异于“行尸走肉”。进一步地，在主流理论框架中，个体加总为整体的能力不仅是“先天”给定的，而且是同质的和无差异的。可是在制度分析框架中，这种能力却千差万别且需要“后天”锤炼。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阐释来得形象而又深刻，他在其《王制篇》中认为，就人类而言，“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我们虽然不敢说基于个人主义方法的经济学纯属只关注个体优势（“力”与“走”）的“牛马”（工具主义）之学，但据此可初步断定，仅运用此方法考察以“能群”（整体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人类经济生活显然有失偏颇。
重要的是，受到历史与传统的影响，“社会有一种生成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这使得社会不只是独立行为的个人的总和”（Rutherford,M.，1994，pp.34~35）。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曾经断言，人类从来没有以个人状态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刻意自我组织，因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社会性（或者整体性）（参见伍国，2011）。如此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尽管操持着自认为精致无比的个人主义利器，但他们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其实只是围着“死”的经济金融“对象”打转。有趣的是，长期以来，面对这样的经济金融“僵尸”，主流经济学家竟然还煞有介事地赋予其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能力”！相比之下，制度金融学家面对的却是活生生的经济金融现实，在他们的视野中，“有血有肉”的经济金融主体拥有多种多样的效用函数和价值取向（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新古典主义强调的经济利益只是其中的一种（或许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无论如何，制度金融分析的一大功绩是让经济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死而复生”，进而还其“喜怒哀乐”的本来面目，最终将其带出“任人宰割”的新古典“禁地”。
至此我们忽然领悟，或许是受到西方“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主流经济学一直将市场当作上帝，市场的权威便是上帝的权威，其神圣而万能的地位不容挑战。美国汉学家牟复礼（Mote,F.W.）察觉到，“现代欧美人长期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Mote,F.W.，1989，p.19）。若从经济学层面对上述假定加以引申，便可得出：市场（价格）就是“造物主”，或者说市场是外生的上帝；人类经济金融活动都要无条件地听从市场的支配。由此不难进一步推论，虽然人们总以为主流经济学崇尚个体主义或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可事实上，主流的市场框架并未给个体留出任何行为空间，他们总是充当被动的角色，要时刻受那个被神话了的作为上帝替身的“价格权威”的支配。可以说，主流经济学是一个“无人”或者“非人”甚至“不把人当人”的无情理论范式。正如波兰尼（Polanyi,K.）所认为的那样，“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一个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之下”（引自Block,F.，2001）。
不少欧美主流学者曾经自诩，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的先辈一度找回了希腊传统。不过，这种传统并未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留下任何痕迹。不妨借用汉密尔顿（Hamilton,E.）的表述，若遵循希腊的理性传统，人们应当力图“描绘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天堂的幻影”（Hamilton,E.，1930，pp.42~45）。在真实的世界中，人是主宰。可是，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市场被神化为“天堂的幻影”，而人，这个真实世界的主宰，却成为经济学家们随意摆弄的“牵线木偶”。希腊传统崇尚“简洁、明晰和自然的表达方式”，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们都“能够抛开所有纷繁琐碎的细枝末节，从而清晰、朴素、不加修饰地把握他们要表达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人及其精神和思想。可主流经济学框架及其作品如同印度的寺庙一般，“建筑物的线条已经完全淹没在那些装饰物之中，满墙满壁的形体雕塑和花饰，纷繁突兀，把墙壁变成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且毫无规则的堆砌物”。毫无疑问，“这不是有机结合的整体”，而是拼凑起来的无机“堆积物”。或者说，“这是装饰，不是建筑”。就经济学而言，是术语和公式的组装，不是学问和思想的凝聚与迸发。在这种情形下，人注定会变得渺小甚至无关紧要。不管是建筑还是学问，其主宰永远是人及其思想，而人及其思想根本不需要修饰。质言之，对建筑和学问的任何刻意修饰都是为了掩饰其内在的空虚与苍白。【6】
夏道平曾经正确地指出，“现代经济学界的主流常常不自觉地把人当作物在处理，或者把人与物混淆不清”（夏道平，1983，p.285）。【7】流经济学框架所坚守的“经济人”，只是一种没有具体人格和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拥有些许经济金融权利的抽象概念。相比之下，制度经济分析特别是以中国文化及经验为背景的经济分析从一开始就“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行为和权利，强调社会秩序，强调人文关怀，强调个人、家庭与政府这些现实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制度经济（金融）学是一个“有人”或者“把人当人”的有情分析范式。【8】
换一角度看，之所以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分析会凸显“人”的地位和价值，其深层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宇宙观。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翰（Needham,J.，1954，vol.2，p.287）曾将其描述为“有机的宇宙”，并惊叹中国人的宇宙模式“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牟复礼（Mote,F.W.，1989，pp.19~21）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看来，“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种“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或者自生自灭的结果。循此逻辑，宇宙生成便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再深入一步看，中国哲学强调“气”，西方哲学强调“原子”。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90？）有云：“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气是连续的存在，原子则为独立的个体；气是有机的，需从整体上把握，原子是无机的，可着眼于个体（参见陈来，2015，pp.11~14）。在中国哲学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诸多因素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有机整体，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效能。【9】或者说，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独步天下”的超级因素，每一个“个体”不会像原子那样可以“特立独行”，而是也仅是社会关系中那个“微不足道”的一员。个体的能量再巨大，也只能在整体中发挥；离开这个整体，个体或将一事无成。
若着眼于经济金融分析的角度，这种“有机的过程”意味着市场（或者价格）并非什么高不可攀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外生”因素，而是每一位有血有肉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并促使其“内生”的寻常机制。简言之，我们每一个个体（包括个人、企业甚或政府）都会是市场以及市场制度的伟大“创世主”。如此看来，相较于将市场因素供奉于至高“神龛”的主流经济学框架，经济分析的制度范式似乎更亲近也更尊崇市场。仅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制度范式的努力使得市场机制从“高处不胜寒”的“天庭”重返“柳暗花明”的人间。
在此有必要赘言，经济改革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市场化视为照着欧美的模样儿“照猫画虎”、塑造“经济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的单调过程。他们认为，只要一门心思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则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所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自然地，在他们眼中，市场制度是“至清”的（其实在欧美国家也绝非如此），是市场主体（经济人）的（无机）组合。既然是无机的，那也就意味着是可原样儿照搬的。在那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六亲不认，成王败寇。按此逻辑，文化传统、乡土亲情等“有机”的东西都是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因为这些东西一定会“污染”市场制度的清纯度。市场经济讲求规则，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是，讲求规则并不意味着将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人间温情和人文关怀都一股脑儿地逐出人们的平常生活。简言之，将熟人变成陌生人抑或将“平常人”变成“经济人”绝非市场化题中的应有之义。如其不然，说得绝对一点，市场化本身便是超现实的和不人道（或者非人）的，这样的经济市场化与原来的经济“计划化”便无本质区别（尽管表现形式不同）。
可以说，从欧美国家模仿和移植“经济人”与当年从苏联那里引进和照搬“计划人”并无二致。“经济人”假定强调市场具有完全理性，而“计划人”假定信奉政府拥有完全信息；它们各执经济资源配置制度“方盒”之一端。但事实证明，据此构建的制度安排均难以保证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的持续稳定增长。无论是“经济人”还是“计划人”，它们都是分属两类阵营的经济学家们在各自憧憬的幻境中所着力描画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非人”。现实中的市场与政府都由有血有肉的“平常人”参与组成，它们只拥有有限理性，因此都需要其他因素特别是对方的“帮助”。曾经目睹和经历过这两类经济悲剧的绝大多数人应该能够明白，只有市场与政府相互“借力”，方能达成和维持长期有效的制度均衡。
没错，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过程的确缺乏讲规则的市场主体，但讲规则的市场主体不可能由某个市场“先知”（如同上帝）出面，先在完全“无污染”的真空试管中培育，然后再投放到市场中来“按章行事”。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首先将市场主体视作一群有血有肉或者具有行为能力的“人”，确认他们怀有各种各样（好的或者不好的）的目的与期盼，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来。在如此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不管哪些个人还是组织曾经拥有多大的权威，但他（它）们谁都没有市场规则的事先制定权；市场规则乃至市场制度注定要从上述各怀心机参与经济改革过程的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冲突与妥协逻辑中产生。即便市场制度已然确立，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也未必都是标准的“经济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打家劫舍、图财害命，一些人会投机钻营、见利忘义，另一些人则会慷慨解囊、义薄云天，还有一些人则会月下小酌，一手拿着算盘，另一手捧着《论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市场经济的真实面目从来就是有凹有凸、光怪陆离。它既可触摸，也可聆听；它既包含平淡、温情与容忍，也充满刺激、乖戾与排斥。人们既可面对一份经济合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对簿公堂，也不排除商战对手街头邂逅，“一笑泯恩仇”，甚或相约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真实的市场经济情景一定是熟人归熟人，陌生人归陌生人。合理的市场化过程应当是，把该是熟人的归熟人，把该是陌生人的归陌生人；切忌不要把该是陌生人的归熟人，把该是熟人的归陌生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市场主体之间都既是熟人又是陌生人。在此场合，你我是熟人，在彼场合，你我又是陌生人。与此同时，文化传统、人情世故等因素往复流转于坚硬整肃的市场规则之间，若隐若现、激荡不定。
中国独一无二的市场化改革过程，考验的就是将市场规则与其特有的人文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智慧。如果我们依然尊奉原教旨市场主义为圭臬，机械地遵循“经济人”的市场逻辑，舍弃积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未来市场化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必将是一种“富足而冷漠”“腰包虽鼓但不幸福”的生活体验。我们应当避免刚从一个极端（计划端点解）走出来，又大步走向另一个极端（市场端点解）。当繁华的都市街头挤满腰缠万贯但冷酷无情的人群，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增长本身也就失去应有的价值与意义。【10】有朝一日，中国沿此路径或可成长为全球巨人，但那无异于打造一具硕大的经济木乃伊，徒具堂皇唬人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