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运动成为改革的动力
不同的教育运动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呼风唤雨”，对美国公共教育的变革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既有特殊的历史因素，也有着特定的社会条件的影响。
所谓“历史因素”，主要是指由于殖民地时期所形成的分散、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及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将包括教育事务在内的权利赋予各州，使得美国形成了高度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既不存在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全国教育决策部门。此时教育局[1]虽然是联邦政府的教育机构，但仅是内政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其职能仅限于搜集与发布相关教育信息和统计数据，并无实际的教育管理权限。
作为美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美国国会自然有权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对全国的教育事务产生影响。但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截然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会的教育立法工作不仅数量非常有限，而且极为艰难曲折。在这个时期，国会议员先后提交了众多有关教育的议案，例如《伯克特-波拉德议案》（Burkett-Pollard Bill，1906）、《利文斯顿议案》（Liv-ingston Bill，1906）、《戴维斯议案》（Davis Bill，1907）、《洛奇议案》（Lodge Bill，1908）、《多利佛-戴维斯议案》（Dolliver-Davis Bill，1910）、《佩奇-威尔逊议案》（Page-Wilson Bill，1911）等等，但仅有极少数议案最终成为法律。即便如此，有幸成为法律的议案也是历经坎坷。例如，《史密斯-休斯法》被公认为奠定了美国职业教育法的基础，但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法律，也没有摆脱坎坷的命运。该法从最初“创意”到最终通过，经历三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前后达十年之久[2]。
即便是国会通过的教育法，也主要与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相关，如《哈奇法》（Hatch Act of 1887）等。直到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颁布，国会立法才开始涉及包括工业、职业、家政等农业领域之外的教育事务。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美国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工业生产部门就业的人数快速增长，但2／3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场[3]。农村和农场主对全国的影响不可小觑。诸多有关教育的议案之所以历经磨难，与农业利益集团的反对有着直接的关系。
全国性的教育决策和管理机构的缺失与国会在教育事务中的“无为而治”，实际上为民间人士、民间团体和专业组织在解决全国性的教育问题上发挥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也是这个时期各种教育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这个时期，还不存在具有很大权势、足以影响甚至左右教育政策话语权的民间社团或专业组织。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虽然日后成为美国教育界最大的院外集团之一，但在这个时期，它不过是无数美国社团中的一个：既无专职秘书，也无专门的办公场所，会员不过几千人（直到1907年，全国教育协会会员才首次突破5 000人，达到5 044人），充其量还只是教育界人士交流信息的一个场所，难以对全国性的教育问题产生重大的实际影响（全国教育协会较早开始对全国教育问题发出声音的重要努力始于1893年发表的《十人委员会报告》[4]）。这也为包括工促会、进步主义教育协会等新成立的、规模和影响等很有限的民间团体或专业组织拓展影响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所谓特定的社会条件，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公共教育提出的巨大挑战和复杂多样的需求。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人口、文化和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几乎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工业化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带动了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并逐步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引起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重大变化，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特质，使美国从一个乡村-农业国家转变为城市-工业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公共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以中学教育为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中学入学人数呈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1890年，全美共有202 963名中学生，1900年为519 251人，1912年突破100万人，到1920年增至220万人，14～17岁适龄青少年的入学率为28%。1930年达到430多万人，14～17岁适龄青少年的入学率为47%[5]。
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在为教育发展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对正在形成的美国公共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制度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立小学教育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公立中等教育制度正在形成中[6]。但不论是小学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是建立在前工业化时期美国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小学教育具有浓厚的欧洲传统，即“3R”学校的印记，课程设置范围狭窄，机械训练盛行。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急剧扩张，中学教育存在着辍学率高、质量低下、体制混乱和课程设置无章可循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和入学要求成为制约中学教育的杠杆，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在内的传统课程占据重要地位。这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产生了明显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对公共教育制度的“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指责，有力地说明了美国公共教育正面临着深刻、全面和严峻的挑战。这在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是第一次。
公共教育制度的全面变革势在必行。对此，当时美国教育界的精英人物有着敏锐的意识。早在1899年，杜威就指出，“首先引人注意的变化是，笼罩一切甚至支配一切的‘工业’变化——科学的应用导致大规模廉价地使用各种自然力的重大发明：作为产品目标的世界市场的增长，供应这一市场广大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廉价且快速的交通和分配方式的发展……人们难以相信在历史上竟有这样迅速、广泛、彻底的革命”，“认为这个革命对于教育只有形式上的和表面上的影响，那是难以想象的”[7]，“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来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8]。埃尔伍德·克伯莱则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学校制度现在正处于一个变化和发展时期的中心，我们正站在教育进步新时代的门槛上”[9]。
如果少数精英人物寻求改变的愿望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人群里，那么，这种诉求是很难形成某一个社会运动的，也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从美国建国之初开始，就先后围绕着是否建立公立大学、是否建立以税收维持的公立学校、是否以联邦土地资助各州开展工农业教育（《莫里尔法》）等展开了程度不同、范围各异的争论，但这些争论或者只发生在某一群体间（例如围绕建立国立大学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国会议员和政治家之间），或者只发生在局部地区（例如建立公立学校的争论主要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等州），很少有全国性的共同话题，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普遍的共识，进而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只有当社会精英人物的认知和意愿为公众所知，并引起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时，才有可能产生全国性的社会运动。这就需要有某些媒介将精英人物的思想观念迅速传播到一个更大的空间，以引起更大人群的关注和认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为新的思想观念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南北战争结束后，特别是1869年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贯通后，美国进入了“铁路统治时期”[10]。1875年，铁路运行里程超过7．4万英里，经过25年的高速发展，到1900年，铁路总里程为19．3万英里，1910年达到24．2万英里。铁路超越公路和水运，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不仅区域间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市内交通更为廉价便捷，人们生活和交往的空间因此不断扩大。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1900年，美国汽车保有量为5 000台，到1913年为125万台，1920年则达到900万台。与此同时，由于电话的发明，通信变得更为便利。1890年，全美国安装的电话为50万台，1900年增至近86万台，到1910年为700万台。收音机的出现为接收来自更为广阔空间的信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1923年，全美收音机拥有数量为19万台，到1929年则迅速升至500万台。
此外，印刷、排版和造纸等方面的技术改进，极大提高了报纸杂志的生产效率，同时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出现了10～15美分的廉价杂志。1870—1910年，日报的发行量增加近9倍，从不足300万份增至2 400万份。19世纪90年代末，仅《纽约世界报》的发行量就超过100万份。1865年，全美约有700种杂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5 000种。这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便利、迅捷和广泛。
所有这一切都为各种思想观念在全国范围的传播、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为形成广泛的共识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所以如此集中出现众多的教育运动，既是因为社会存在基础的根本改变使公共教育潜在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进而产生全面变革的广泛需要，也是由于交通和通信的快速发展为教育运动所必需的全国性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此前既不存在这样的需要，也不具有这样的条件；而此后，尽管既有类似的需要，也存在有利的条件，但是，随着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教育事务的影响和干预，完全或主要由社会人士和民间组织推动公共教育重大变革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澜壮阔的教育变革运动因此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
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相继出现的教育运动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对美国公共教育的变革产生了影响。例如，由于福禄培尔运动，美国建立了新型的幼儿教育机构，它们自此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儿童研究运动，传统的清教儿童观被摒弃，现代的儿童观念逐步形成，并引发了儿童福利运动等一系列旨在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发展的行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重新确立了学生在教育世界的重要地位，从而促进了对学校、教学、课程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职业教育运动促使“社会效率”的观念成为现代美国学校的核心价值，从而塑造了20世纪美国公共教育的基本特性。初级中学和综合中学运动直接导致公共学校制度的改革，奠定了6—3—3学制的基础，如此等等。简言之，在推动美国公共教育向现代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运动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在美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厚重的篇章。
从更为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看，由社会运动发起并推动的公共教育的全面变革，不仅在美国教育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在现代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也说明这种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尽管如此，由于社会运动的特殊性，其在推进一国教育改革过程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仍值得关注。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作为最大的公共事业，教育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系统中发生的任何重要改变都有可能涉及某个或几个阶层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阶层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教育改革进程都有可能因为特定阶层的抵制而受到阻碍。富兰指出，“教育变革是一种技术简单性和社会复杂性的变革”[11]。产生社会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与和介入教育变革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些诉求常常是相互冲突的。任何一种重要的教育变革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兼顾各主要方面的重大利益是明智的决策。无论是社会运动本身的长处还是其局限性，都有利于不同利益的表达、博弈和协调，最终得到相对的妥协。这是成功的教育运动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奥秘。在职业教育运动中，来自工业界、商业界、农业界、劳工界、教育界和政界的人士围绕着同一个教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利益角逐。尤为重要的是，参与职业教育运动并试图影响职业教育走向的并不是个人，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有组织的参与。这使得职业教育运动成了一个利益博弈的大舞台，代表工商业界利益的工促会、代表教育界利益的全国教育协会和代表劳工界的劳工联盟以及代表农场主的社团等全国性或区域性组织竞相出现，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不断阐明主张，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努力影响各州和国会的决策与立法，使运动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教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角逐和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为教育变革做了社会动员的准备。缺乏这种必要的准备，任何重大的教育变革都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
注释
[1]1867年3月2日，联邦教育局成立，当时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1869年6月30日，成为内政部下属的机构，称为“教育办公室”（The Office of Education）。1870—1929年，改称“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
[2]张斌贤，高玲．艰难历程：《史密斯-休斯法》的创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 （2）．
[3]DANBORN D B．The Resisted Revolution：Urban America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1900-1930．Ames，IA：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3．
[4]张斌贤，李曙光，王慧敏．揭开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十人委员会报告》始末．外国教育研究，2015（1）．
[5]斯普林．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325．
[6]EDWARD A K．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1880-1920．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XI．
[7]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0．《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是杜威的两本著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这两本著作同其他四部杜威的著作收录于同一本书中出版，书名为《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8]DEWEYJ．The School and Society．2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0：21-22．
[9]CUBBERLEY E P．Changing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52．
[10]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11．
[11]富兰．教育变革新意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