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加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开放事业同进，国有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共生，国有经济改革同国家经济转型齐步，国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互动。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和运行形式的组织形态，是国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06]

一、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国有经济是指社会中公民共同所有的财产权、管理权、运营权和收益权的集合，国家代表公民委托有关部门直接管理，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社会中财富所有形式的一种表现形态，即财富归谁拥有、归谁支配、归谁使用，而国有经济是归社会公民共同拥有、共同支配、共同使用的，并由国家有关部门代表公民负责运营管理。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物质存在形式。国有企业的数量、品质、结构、活力代表着国有经济的数量、品质、结构和活力。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107]国有企业搞活了、搞好了、做大了、做强了，则国有经济也就搞活了、搞好了、做大了、做强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状况也就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状况。看国有经济就是看国有企业。

1.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相应地，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专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近代以来，战乱不已，国难深重，人民流离，经济凋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勇抗争，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逐步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08]，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09]

在成立的早期阶段，我国就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并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初步确立。

2.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决定公有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是经济运行质量的标度，指单位时间内的投入产出情况，或者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情况。经济效率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指标，通常情况下，单位时间内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单位投入要素产出越多效率越高。

有效率原理公式，即投入产出关系如下：

η=n/m

式中：η——效率指标；

n——产出；

m——投入。

一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效、是否高效，关键在于投入产出效率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说明经济系统的运行越好。如果是一个经济组织或企业，这个指标越高，说明企业（或经济组织）的活力越旺盛，市场竞争力越强，越是处于行业优势地位。

为了提高产出效率，可以提高产出数量或质量或者减少投入数量或质量，以及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同时提高产出数量和减少投入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更有效地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发挥社会各种经济力量的积极性，尽快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尽可能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让每一位社会公民有机会参与到生产建设中来，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享中来，从而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目前，世界上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有“公有制”和“私有制”，运行管理机制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界传统做法通常使用“对称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来观察这两类经济形态的情况，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特点和运行效率，以区别优劣。实际上，国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汇聚，而决策群体正是根据各种因素的情况以及长远发展的要求进而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制度的。这绝不是一个完全纯正的经济学命题；同样，也不能用完全的经济学思维来观察和解释经济现象，一定是将其放在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自然、资源、民族等领域，宽范围、大视角来审视，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比较和判断。

公有制经济是否有效、是否高效，要看国有经济是否有效、是否高效；看国有经济是否有效、是否高效，要看国有企业是否有效、是否高效；看国有企业是否有效、是否高效，要看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否有效、是否高效。

3.国有企业竞争力代表国有经济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吃饭和稳定两大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需要解决国民吃饭问题，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要应对国外敌对势力干扰，保卫疆土，内外双重压力颇重。针对这一局面，这一时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国有经济成为主要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绝对构成，国有企业成为主要经济力量。在可利用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了绝对重要作用，特别是国有企业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全部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担纲了国家脊梁。这一时期社会氛围积极向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大干快上。“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逐步解决了国民吃饭问题，建立起了国家基本工业体系。据统计，到195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11.6亿元人民币，国民人口达到6.146亿；到196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70.1亿元人民币，国民人口达到6.62亿，粮食产量达到14385.7万吨；到196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734.0亿元人民币，国民人口达到7.26亿，粮食产量达到19452.5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272公斤，第二产业增加值608.5亿元。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1年12月万吨水压机建成，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粮食生产稳步提高，我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步入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国有企业的形态是工厂，生产功能是企业的基本功能，产品由国家计划统配。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因此国有经济的效率是很高的。即使在十年“文革”时期，国有企业仍然保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为国家提供产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企业被赋予了经营职能。社会产品的国家分配制度逐步取消，企业开始直接面向市场，产品开始直接面向客户，生产和消费开始直接对接，工厂型企业逐步转变为公司型企业，企业具有了“供—产—销”三大环节功能、“人—财—物”三个管理领域。此时，企业如何运作呢？企业如何管理呢？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呢？这是些全新的命题。

工厂型企业面对市场化经营是完全不能适应的——“缺功能、少人才”“缺机制、少资源”“缺观念、少战略”，这“三缺三少”极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企业效率无法大幅提升。此外，当时还没有树立起来“市场竞争”的理念，特别是面向国际企业、面向国际市场，而这就导致了工厂型企业群体无法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群体与国际跨国公司群体之间无法比较效率。面对这种情况必须进行深刻变革。

二、渐进式改革推进国有经济转型发展

自1979年开始，国家拉开了开放的帷幕，开始了伟大的新长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村“包产到户”起步的，仅仅用了四年时间，粮食产量就大幅增长，农业产业快速发展。1981年粮食产量达到32502万吨，农业总产值1635.87亿元；1982年粮食产量达到35450万吨，农业总产值1865.30亿元；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38727.5万吨，农业总产值2074.47亿元；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30.5万吨，农业总产值2380.15亿元。改革开放的动力发挥出激励经济增长的势能，使得农业生产实现了“四连增”。

此后，城市里的企业改革也逐步开始，其主要做法是将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移植到城市中来。从企业承包经营开始，逐步探索改革目标、改革步骤以及改革的方式和方法。

1.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效率、改善结构

国有经济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究竟怎么做？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只有将企业放在市场中去对比的时候，才发现企业活力不足，不适应市场经济，特别是更不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此外，无论是在战略决策、项目投资、市场运营、商业模式，还是在技术创新、产品生产、行业标准等方面，企业都十分不适应市场。因此，改革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其目标也是不断调整的，从近到远，先易后难，由局部到全局，循序渐进的。

第一，改革应面向市场经营改革。改革与开放共生，由开放引发改革，由改革推动开放。企业直接进入市场之后，生产将直接面对消费，企业将直接面对客户，此时没有了国家计划统一调配，企业的生产活动必须面对消费者的消费活动，因此企业原来的单一生产功能就不够了，必须要增加经营功能、投资功能，以及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创新功能，增加这些功能需要一系列的人财物配置，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一系列的机制安排，这些内容的创建也就是改革的目的之一。

第二，改革应面向制度创新改革。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微观管理都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安排。中央政府如何从国家大局来管理经济，地方政府如何从地方局部来管理经济，都需要明确分工；要发挥调控职能，就要有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从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则需要创新体制和机制。经过不断探索，我国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改革应面向提高效率改革。企业面向市场的能力不足，机制不活，则效率难以发挥，因而需要在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包括市场信息发现机制、市场信号快速响应机制、突发事件危机应对机制、投资决策机制、产品和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动态薪酬机制、员工市场化选用和退出机制、职业经理人管理机制、资本结构优化机制，等等。机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使其发挥作用和效率。

第四，改革应面向结构优化改革。因为国有经济不能在社会中实现全覆盖，因此就需要将有限的国有资源分布在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而这就需要调整布局，优化结构，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杠杆作用，“以点带面”“以一动十”，从而发挥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使得国有经济成分在重要领域得以集中。同时，国有企业通过经济退出一部分领域、退出一部分行业、退出一部分部门，让位给其他经济成分，从而让其他经济成分有发挥功效的空间和机会，进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中来。

改革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发挥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引领作用，从而提高国有经济对国家财力的贡献率。

2.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式是阶段性推进

国有经济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时期。从“搞活国有企业”到“搞好国有资本”，再到“搞强国有经济”，是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征，中国国有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

第一阶段，由工厂型向公司型转变，重点是搞活国有企业。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国有企业公司化转型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举措是实行国有资产承包经营管理，工厂向公司转变，企业经营管理自主化。企业的功能开始由单一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并开始具有独立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前，企业的功能就是生产，产品制造出来以后由国家通过计划来进行分配，企业无须关心流通领域，没有经营职能。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逐步取消了统配统销的计划经济做法，引入了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产销之间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交换，企业不得不增加经营职能，不得不直接参与同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倒逼企业转型，从而拉开了改革序幕。经济主管部门为了考核企业效率和效益，改变企业主体缺位的问题，探索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办法，开始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引入承包经营，即由企业委托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承包经营，按照年度预定指标考核。虽然企业主体到位，但是为了完成年度目标，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针对这一情况，一些探索延长承包期的改善方法开始出现，然而，由于缺少资金、缺少人才、缺少长远的发展战略，企业开展市场竞争的活力仍然不足，因此经济效益不尽如人意。

第二阶段，由公司型向上市公司型转变，重点是搞好国有资本。1991年两大证券交易所建立以后，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国有资本社会化转型、企业股本结构社会化阶段。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同年12月19日开始正式营业。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为企业资本社会化开辟了一个窗口和平台，为企业改革资本社会化提供了契机，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由经营管理层面深入资本结构层面。一批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也开辟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改革的新路。截至2010年8月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初步建立起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三大体系，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上市公司总数达1063家，投资者证券账户总数9111万，总市值7.17万亿元，历年累计股票融资1.03万亿元[110]；截至2009年底，在深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企业达到90家，名列全球各大交易所第一；截至2009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拥有上市公司870家，股票市价总值达到184655.23亿元[111]。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出现，打破了经典意义上的传统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单一国有资本结构型变成多元资本结构型，开辟了国有经济改革新局面。

第三阶段，由上市公司向国际企业转变，重点是搞强国有经济。2013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国有企业开始了国际化转型的进程，企业市场领域开始向全球化发展。随着生产领域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开展，完全竞争行业中的一般性产品供给数量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完全紧缺的产品门类开始越来越少，供给不足问题得到根本性化解，长时间困扰国内经济的短缺情况结束，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逆转。一方面，部分领域供给能力过剩，经济运行主要压力来自供给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在一些领域民营经济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餐饮业、服装加工业、零售业、信息终端产业、移动通信产业等），有些领域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华为公司、中兴公司、创维公司等）。因此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国有经济分布的领域也将跟着发生变化，有些领域国有经济要退出，进一步让出产业空间给其他经济成分，特别是让位给民营经济；有些领域国有经济要增强，并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将其发展壮大。此外，国有企业也要将市场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还要增强创新能力，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以满足消费者增长的新需求，同时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在国际化和创新力两个方面突出国有经济的作用。

3.改革没有完成时

变与不变都是相对存在的事物状态，时间变量、状态变量、扰动变量构成函数关系，只要时间变量和扰动变量存在，状态变量就会存在；只要时间变量和扰动变量变化，状态变量就会跟着变化。不变是事物状态相对于时间变量而发生的幅度较小的状态变化，只是事物主体反应程度不够敏感，能够容忍，舒适性没有被破坏；变是事物状态相对于时间变量而发生的幅度较大的状态变化，事物主体反应程度敏感，不能容忍，舒适性被破坏。变使事物努力向新的舒适状态转变。

世界上的事物永远是运动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只要运动形式存在，事物变化就永远存在。

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物质载体。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特别是为了应对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需要不断调整发展方向和战略部署，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这一活动就永远没有终点，改革就永远没有完成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先进的技术装备会不断出现，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永远没有终点，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活动也永远没有尽头，改革永远没有完成时。改革就是适应变化而主动调整行为的过程。

三、国际化为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提供新动力

新一轮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方向和目标在哪里？方针政策有哪些？措施和手段是什么？这些是社会各界都关注的。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规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2016年7月）等等。这些文件从不同视角规定了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要求，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112]

新一轮改革总体上集中在国有经济组织和国有经济资本，但是更偏重于通过国有资本流动来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更偏重于通过重大发展题材的创建来推动前进，更偏重于通过适应国际化来谋求发展，而不是简单调整国有企业组织。新一轮改革是创造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将会十分深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资本，甚或国有经济，都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113]“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114]

1.以管好国有资本促进改革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做的说明中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115]“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坚强国有资本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116]

习近平这一论述指明了下一步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关注国有资本的存量调整、关注国有资本的增量优化、关注国有资本的流量改善，通过优化增量和改善流量来带动存量调整；改革从企业组织层面，进入国有资本层面；发挥资本的流动性、可变化性、灵活性、通用性作用，运用资本调控手段，引领国有经济改革。

一是调整存量。现有的国有资本分布领域、规模、品质需要调整，国有资本需要再集中、浓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分布面广点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有国有资本，所有的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无论是空间上还是行业上，无一不包、无一不占，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资本不断浓缩，退出了一些领域，让位给其他经济成分。这一行为一方面发挥了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和积极性，形成了经济结构中的新元素，激活了经济社会中各种生产要素使其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既提高了产出能力，也增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人们提高收入的渠道；另一方面国有经济松散状况也因之得到改善，国有经济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但是仍然存在某些领域占比很大情况，形成事实上的行业垄断。例如：在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几乎垄断了行业；在石油行业中，国有石油公司垄断行业；在电信行业中，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在电力行业中，国有电网垄断；在军工生产行业中，国有企业垄断；烟草行业绝对垄断；等等。此外，在钢铁、冶金、有色金属等其他领域，国有企业也形成“准垄断”。

市场结构大体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型、垄断竞争型、寡头垄断型和完全垄断型。从发挥企业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才能促进企业适应市场变化不断改善经营管理行为，从而提高产品质量。而垄断型市场（或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不会激发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导致其创新行动滞后，因此企业活力必然不足，主动改变自己行为的压力感和积极性都不会很高。这样的企业长时间处于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愁吃、不愁喝、不愁收入、不愁没钱花，活得比较安逸，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经营管理惯性行为，形成“求稳怕乱”的企业文化。但是，一旦这样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直接与国际跨国公司展开正面竞争，企业的决策机制、投资机制、国际市场商机捕捉机制、经营管理机制、产品和技术研发机制、产品或服务市场响应机制等，都难免捉襟见肘。

调整国有资本存量，通过并购、重组、合并、退出、上市等方式，再度集中国有资本，将其汇聚在国家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引领领域、基础领域、保障领域、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从而将其他更多的领域开放给竞争性市场经济，充分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让企业发挥自主作用。

二是优化增量。新增国有资本投资要具有引领作用，通过引导资本流向和流量向社会释放信号，让全社会知道国家支持什么、国家鼓励什么、国家改变什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其国际战略目标，并为其参与国际竞争而服务，而不是仅限于国内竞争（实际上，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的行业基本上都不存在惨烈的竞争）。国有经济具有公信力，国有企业具有公信力，背后有国家信誉做后盾，人们放心地消费国有企业的产品，知道国有企业守规矩、重信誉、有制度、严管理，不会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在必要的时候，国有企业会牺牲自己的效率或效益，来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公民安全利益。这样一种具有公信力的资本流向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国有经济要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由于开放，国内市场中有些领域允许外资进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会不同程度地形成间接竞争。因此国有经济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国家责任和民族责任，发挥国有资本的规模优势和集聚优势，带头守住国内市场阵地。

国有资本投资要重点支持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型战略性产业，重点关注涉及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的领域。在社会平台领域，要发挥国有资本的基础服务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国家重大专项领域、国家重器领域、科技先行领域等，国有资本要发挥作用。例如：航天器、航空器、卫星、高铁、远洋巨轮、航空母舰、潜艇、航空发动机、航天发动机、核能与核电等领域；对于面向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一般性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原则上不进入。

三是改善流量。“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断流动资本才能不断向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益的领域发展，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盘活国有资本，才能提升资本保值和增值的能力。

资本流动性的主要参数有流量、流向、流速。

流量是指以货币金额数量大小标度的经济活动要素数量，以金额度量，币值单位以人民币标度，或者以国际统计货币单位标度（如：美元、欧元等），人民币基本单位是元。

流向是指资本流入或流出的方向，资本流入通常表现为投资，被统计对象表现为资本数量增多；资本流出通常表现为撤资，被统计对象表现为资本数量减少。

流速是指单位时间内资本流动的数量大小（包括流出或流入）。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本基本上不存在流动性，所有投资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所有新增企业也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国有资本开始释放流动性，其主要表现是“一退一进，退多进少”：国有资本在一些领域退出（如：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及一部分完全竞争类的企业），但在另外一些国家重点投资领域表现为进入。

国有资本好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改革国有经济就是要不断地让这池水活起来，不断注入新水，不断排出陈水，并保持这池水满。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新增资本更多表现为投资性，退出资本更多表现为经营性，政策性安排与经营性安排同时存在。通过控制国有资本增量的流向、流量、流速来影响资本存量；通过控制国有资本存量的运营效果来引导增量。经过不断调整，将国有资本改造成为最优良的资产、最有效率的资产、最具有竞争力的资产。

2.以重大发展题材推动改革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再分配，改革就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改革就是促使经济从低端运行变为高端运行，改革就是脱胎换骨的革命。

改革有“逆势改革”也有“顺势改革”。过去的经验证明，“顺势改革”要比“逆势改革”更具有积极意义，更具有主动性，可选择的方案会更多，时间也相应地更宽松，改革困难会相对小一些，改革代价会相对低一些。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国有经济改革将通过重大发展题材的创造或者注入来推动，并将是系统性的联动改革而不再仅限于局部。国有企业改革要顺势而为，因势而为，运势而为，造势而为，搭顺风车，走顺势路。

国家已经创造了五大发展题材：一是“自由贸易区建设”题材，二是“一带一路”题材，三是“开放性金融”题材（人民币国际化），四是“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题材，五是“中国跨国公司建设”题材。这五大题材无疑是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重大机遇，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题材（“五位一体”，国际化）。[117]

一是用好自由贸易区建设题材，从而促进国有经济流动性的增长。这一题材将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实现“国内经济国际化”和“国内企业国际化”，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企业经营管理行为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国有企业不再享有特殊政策保护，国有经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任何领域投资。这有利于国有企业进出国际市场，有利于国有资本进出关键领域，从而促进国有资本的流动，发挥国有资本的功效，有力地促进国有经济在资本存量和增量领域的改革。

二是用好“一带一路”建设题材，从而拉动内陆地区国有经济成长。“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新时期国家扩展生存发展领域的战略部署，扩展战略利益纵深的措施安排，是唤醒内陆中西部地区并使之与东部地区一道建成小康社会的纽带，是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国有经济会大有作为，国有企业会大有作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向西看”“向西进”，创造局部经济中心，通过发挥局部地区经济中心的极化作用，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周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将有力促进内陆地区国有经济深化改革。

三是用好开放性金融建设题材，从而发挥国有经济在国际社会中的导向性作用。金融领域的开放是最后一个领域的开放。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标志的金融开放将彻底改变国际经济格局。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神经系统，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标志着其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信用的提升。中国的银行系统几乎都是国有经济，非国有银行所占比重极小，而中国的国有银行又都是资产庞大的企业集团，在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都名列前茅，具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实力参与国际资本运作，因此发挥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作用的领域十分宽泛，运用好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作用将大有可为，而这些又将有力推动国有银行业的系统性改革。

四是用好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题材，推动国有经济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双赢共赢”，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已经参与搭建了许多国际合作组织，其中还主导并引领了部分国际合作组织的建设，形成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以及庞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例如：“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 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金砖国家”（Brazil，Russia，India，China，South Africa，BRICS）、中国与东盟（“10+1”机制）、中日韩与东盟（“10+3”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丝路基金等。截至2016年3月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173个，我国均与之建立了经济合作纽带。[118]与国际社会成员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为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建立了平台，并有力地推动国有经济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改革。

五是用好跨国公司建设题材，从而激励国有企业国际化转型发展。随着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走出去”发展条件日益成熟。国有企业不仅要能“走出去”，还要能“走进去”“走下去”“走上去”。

“走出去”是指跨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不但产品能进入，还要做到技术能走出去、商业模式能走出去、品牌能走出去、标准能走出去、资本能走出去。

“走进去”是指能做到被国外容留，立足、扎根，建立根据地。

“走下去”是指能长时间在国外生存和发展，而不是短期行为。

“走上去”是指进入产业链的中高端，具有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的领域，而不是低端领域。

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就是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就是拓展企业国际市场的过程，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世界上具有最强大制造能力的集团，它们既拥有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也拥有庞大的人、资本、技术输出能力。如果这些能力仅仅应用于国内市场，就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状况。走出去发展，既可以释放过剩产能，又可以在国际市场中经受检验，从而改善自身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并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进而有力地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转型发展。

3.以国际化要求倒逼改革

过去的改革动力主要是来自内部，是国有企业因限于没有经营自主权，缺失完整的企业功能而改革，其目标是获得自主权。只要还给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一目标就实现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动力更多来源于国有企业外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势有增无减，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题材不断出现，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加宽广了，适应国际化发展和创新发展的两大要求已经非常明确了，企业群体仍将继续优胜劣汰，各种经济成分尽显神威，适者生存、劣者出局。国有经济怎样守住阵地，怎样发挥作用，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回答；国有企业怎样守住阵地，怎样发挥作用，也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回答。

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119]下一步国家将推进一系列改革，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120]这些改革措施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作用。

一是创建国际企业。国际企业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即“全球化市场、全球化资源、全球化人才、全球化资本”[121]。

“全球化市场”是指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是世界性的，产品或服务销往世界各地。“全球化资源”是指企业所用的原材料、技术装备、辅助材料等来自世界各地，而不局限于本国。“全球化人才”是指企业所有员工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共事。“全球化资本”是指企业的运营资金来源是世界性的，不限于一个国家、一个银行、一种货币、一个群体，通过股市融资、通过国际信贷筹资，等等。

截至2016年8月底，中国国内具备“四个全球化”的企业不多，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群中，具备“四个全球化”的企业甚少。从这个视角来看，过去的国有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近40年的历程基本上都属于国内改革，属于国内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国际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仍然局限于局部领域的改革，有些地区的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例如，东北地区一些企业存在的厂办大集体问题、退休养老金不足问题、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大规模经营性亏损问题、商业模式老化问题、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等等），企业包袱仍然十分沉重，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新一轮改革应该紧紧围绕企业国际化经营，并改革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确切地说是“企业再造”，即重新创造出来一个国有经济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群体。企业国内市场化改革仅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初级阶段，企业国际市场化改革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高级阶段。过去时期的改革仅仅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完善，而新一轮的改革是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体系；过去时期的改革是从经营管理领域着手，主要是企业组织层面的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是从资本运营领域着手，主要是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项目投资、兼并组合、企业新建等层面的改革；过去时期的改革效率考察，主要针对单一国有企业，而新一轮改革效率考察，主要针对混合经济成分。

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不同性质的资本联合、整合或相互参股而形成的经济成分，它是加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形式上可以有四种混法：“国—民混合”“国—外混合”“国—国混合”“国—民—外混合”。

“国—民混合”是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混合；“国—外混合”是指国有经济与外资经济混合；“国—国混合”是指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混合，是跨行业、跨地区的混合，虽然都是国有经济，但是属于不同的管理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这样的经济成分的共同体也属于混合范畴，当然对于这一认识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检验；“国—民—外混合”是指上述三种混合的再混合形式。

创建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如果一项改革行动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则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混合所有制建设是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的战略行为，不能简单理解为政策行动，是企业出现发展契机才操作的行为，不能搞运动、不能“一刀切”，不能“大帮哄”，一定是“一企一案”“一事一案”。

第三，要主动混合，而不要被动混合。主动混合可以使无形资产保值增值（品牌），被动混合会使无形资产贬值，甚至消失。

第四，混增量，不混存量。增量混合没有包袱，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是存量混合，历史遗留问题就多，很难操作。

第五，谨慎选择发展契机。企业出现重大发展题材时，再操作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要凭空混合。一般情况下有四种情况可以操作：新建企业、新项目投资、国际并购、上市。出现企业发展契机时顺势而为，没有契机则不宜操作。

第六，动员民间财团力量参与混合所有制建设。当民营资本体量过小时，是没有力量参与混合所有制建设的，只有民营资本发展到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具有能力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建设中来。因此，混合所有制的经营不宜操之过急。

三是追求势力经济。[122]势力经济（powerful economy）是指生产要素的增加以及由之产生的企业市场权利放大的现象，是度量生产要素效率的重要指标，是公司经济现象的表现。[123]

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是指产品产量的增加以及由之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的现象，是度量劳动投入效率的重要指标，是工厂经济现象的表现。

当企业由工厂型转变为公司型，其度量企业效率的指标也将变化：从度量内部效率转变为度量外部效率，从度量生产成本效率转变为度量生产要素效率，从度量生产领域效率转变为度量经营领域效率，从追求生产成本最低化优势转变为追求市场权利极大化优势，从追求拥有资源能力转变为追求整合资源能力。

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正是由工厂型经济转变为公司型经济的过程，更是转变为国际公司型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其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全部都发生变化，企业只有适应这种变化才能生存发展，否则将萎缩退出。

国际企业都是以追求势力经济为目的的，规模经济仅仅是其手段，是为势力经济服务的方式，工厂服从公司、内部服从外部、产品服从商品、技术服从市场、拥有资源服从整合资源、规模经济服从势力经济。

因此，在深化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认识“势力经济”这一经济规律十分重要，尊重“势力经济”这一经济规律十分重要，运用“势力经济”这一经济规律十分重要。这一规律将成为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领航标”和“座右铭”。